不干净与不信任

（文 / 王鸿谅）

2002年3月24日甲A联赛第三轮，陕西国力主场迎战青岛颐中队。由于不满当值裁判比赛结束前的点球判罚，西安球迷赛后发生骚乱，愤怒的球迷放火焚烧看台  

1995年11月11日，甲A历史上最著名的“成都保卫战”，迄今为止仍被许多球迷认为是惟一一场真正意义的“保卫战”。当年率先喊出“保卫成都”口号的是广州《足球》报总编严俊君，“保卫成都”的意义，在严俊君看来，“就是保卫随着中国足球实体化应运而生的成都足球市场”，只有稳住全兴的甲A资格，刚刚显露头角的成都金牌球市才有可能继续。

成都金牌球市的荣耀和四川球迷的疯狂，在这一役留下了最辉煌的记录。当晚全兴不负众望击败青岛，比赛一结束，球迷刚出体育场就马上排队，等候购买全兴对阵八一队最后一战的球票。虽然这场排在19日的比赛球票要14日才正式开售，虽然那天还下着雨，但这都不能改变球迷的热情。然而，“保卫成都”最后保住的，仅仅只是全兴当年的甲A资格，成都金牌球市的没落依旧不可阻挡。

隐患其实在当年10月8日全兴主场迎战延边现代的比赛中已见端倪，只是被最终保级成功的胜利和虚幻所遮蔽。延边现代因不满主裁判罚，只守不攻，绝不把球带过半场，以0∶6大比分落败。此前连续7轮不胜的全兴赢得重要3分，延边被中国足协通报批评。这也只是甲A有史以来“第一场公开的消极比赛被罚事件”。职业联赛的扭曲是否从这里开始，没有人能做定论。当时间进入1998年，层出不穷的“赛场怪现状”终于让“肮脏”成为足球联赛无法抹去的烙印。

球评人贾志刚曾对中国足球的现实作过如此分析，以甲A球队为例，降级的损失大致包括：“失去甲A联赛冠名权所得的足协拨款300万元，主场门票收入下降及转播权的损失600万元，球队冠名及球衣广告损失300万元，母公司广告损失500万元，当地政府减少关怀导致间接损失600万元，共计损失2300万元。”而打假球的成本，“买一场球花费200万元，就算在最后阶段买三场，花费600万元；如果打假球被认定是‘消极比赛’，最多罚款40万元，如果被认定为打假球，球队将被取消参赛资格，损失高达4000万元，但这种概率只有1%，其期望值为40万元。总计靠打假球保级的成本最高为680万元。”即便高成本的打假球，依旧可以保证更高额度的收益。

“隋波事件”、“渝沈之战”、“甲B五鼠案”……说到底，都是在这种规则缺失中诞生的怪胎，足协忙着维护“不可撼动”的权威，俱乐部私底下盘算着本赛季的进账，甚至球员也在期待着盘口的走向，唯有真正的球迷，在赛场里伤透心高呼“假球！”

“3号隋波”，面对众多媒体，国力主教练贾秀全如此姓名确凿的说出本队“表现不正常”的球员姓名，多少还是令人惊诧的。1998年8月22日，云南红塔对阵陕西国力的这场比赛，原本有可能成为联赛打黑的第一枪，因为贾秀全的勇气，也因为赛后国力俱乐部提供的电话录音带，指控“有人企图收买国力的三名巴西籍外援在对红塔的比赛中放水”。当时的媒体也处在极端的兴奋中，足协终究还是介入了，但12月28日抛出的“调查情况”却让人们期待的心情跌入谷底。“隋波事件”被认定为“某些不负责任的媒体借题发挥，扩大事实进行炒作，是不负责任的”。对于录音带，虽确认是“旅居巴西的华裔女士王素徽本人企图收买上述三名球员”，但因为此女士事后“矢口否认”，“经足协法律咨询，鉴于本场比赛收买贿赂企图没有既成事实”，因此，比赛“不存在假球问题”。追问出3号隋波，并积极促成足协介入的媒体被狠狠地涮了一把。球员隋波黯然离开球场，留下一封公开信，自称“没什么天赋，没什么雄心壮志，只是想踢球吃口饭，但最后还是被砸了饭碗”。与信任一同丧失的，似乎还有足坛的同情心。

“假球、黑哨”从人们心中隐约的怀疑，到物化为球迷在赛场上打出的最常见条幅，这种转变在联赛的头三年已经完成。而中国足协终于“开始注意到”，并第一次派出专门调查小组两地取证，却是1999年12月5日的“渝沈之战”。渝沈之战是在重庆主场，面对重庆隆鑫明显放水，1∶2败给濒临降级的沈阳海狮，球迷高喊“隆鑫滚出重庆！”的口号，继而围砸球员的休息室和车辆。足协“打黑”权威第一次行使的结果，是两队俱乐部各罚40万元，两队教练各罚5万元，就此了结。

“渝沈之战”原本可以成为足协挽回公信力的良好契机，但依旧以闹剧收场。在“假球、黑哨”的呵斥和常见的球迷赛后闹事中，甲A继续跌跌撞撞的历程。终于在2001年，甲B第一次“风头”盖过甲A，撞在足协“乱世须用重典”的枪口上。当年甲B的最后两轮，成都五牛、长春亚泰、江苏舜天、浙江绿城和四川绵阳这五支球队参加的三场比赛，将中国足球联赛的面具彻底扒了个干净，最戏剧性的比分是五牛对阵绵阳的11∶2。阎世铎痛斥，这些球队“像老鼠一样在蚕食我们职业联赛的根”，必须“杀无赦、斩立决”，五个俱乐部各自领到惩处，61名球员受罚，算是足协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动真格”。

“甲B五鼠案”成为撕开联赛黑幕的最好契机，浙江省体委主任陈培德的拍案而起，广州吉利俱乐部李书福，浙江绿城俱乐部宋卫平的挺身而出，大有“掀开桌子，看看底下有什么”的架势，阎世铎的“乱世须用重典”第一次突破了足协固守的“证据说”，一场联赛史上最为声势浩大的打黑行动揭幕。接下来2002年1月23日中国足协的新闻通气会变得颇有深意，专职副主席南勇首先代表中国足协表示，对于“只要主动认错，退钱并检查深刻”的“黑哨”，足协“将不予曝光并继续使用”，但宋卫平手中的黑哨名单最终还是被捂了起来，揪出“写了忏悔书，退了4万赃款”的龚建平是惟一的战果。

关键人物

王俊生：“将职业足球引进中国的人”

这是1995年亚足联某官员向国际足联官员介绍王俊生时做出的评价。1992年至2000年，王俊生身兼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党委书记和足协专职副主席，秘书长等职，开创了中国职业足球的发展之路。1993年他领导制定了中国职业足球发展的纲领性文件——《中国足球十年发展规划》，后来他成功当选了亚足联第一副主席，保证了中国足球在亚洲说话的分量。

阎世锋：自称外行的领路人

不懂足球，不懂英语，2000年4月，阎世铎成了中国足协的掌门人。那时，刚刚在1999年渝沈之战中经历了信任危机的甲A联赛一片低迷，国奥队的兵败也进一步加剧了中国足球的危机。在这种形势下，换上擅长“铁腕”和做报告的阎掌门也许是一个不错的决定。阎掌门上任之初，他并不讳言自己是个外行。但他确实会“聊”，也敢干。在上任仅半年后就做出暂停甲A联赛升降级的决定，并在说出“杀无赦，斩立决”的豪言之后，敢于把“甲B五鼠”“法办”；阎掌门有想法，他倾注心血设计出了中超的美好蓝图，尽管这又是一次豪赌。

许放：英年早逝的甲A元勋

在足球圈内，许放是个令人尊重的名字，尽管他没能见证中国足球职业化的深入发展。1993年作为主管开发、外事的中国足协副主席，许放凭借丰富的国际交往和谈判经验，成功地为中国足协筹集了每年120万美元的巨额收入，使一直勒紧裤带的中国足球改革渡过了生死线。当时就有人说，如果没有这笔钱，职业化改革将会无限期推迟下去。在外事方面，许放的工作也得到了亚洲国家的认可。

李章洙：被中国足球同化的洋教练

这位韩国铁汉在中国执教7年，算得上最有“定力”的洋帅。然而李章洙由于最终被自己的队员“出卖”而选择了主动离开，这实在是个发人深省的话题。李章洙曾率两支不同的球队夺得足协杯冠军，这在中国足坛绝无仅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