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平学生 突破底线

（文 / 王鸿谅）

随着手机在高校的普及，方便了学生对外交流，同时也给考试管理带来了新问题  

有预谋的舞弊

邵将，镇平一高高二学生，或许也是镇平县目前最具知名度的高中生。讽刺的是，他的名声因涉嫌“非法获取国家机密罪”而来。他与另外5名涉案者被认为在今年高考中，有预谋地“贩卖高考试题答案”。

邵将的家在城关一小附近的巷子，实在不是个引人注目的地方，两层楼的砖房很有些年头，朱红大门上满是油漆剥落后的斑驳。如果不是举报者的行为，高考两天中发生在这个院落里的事情，很可能只会成为一种无法证实的传言。利益各方皆大欢喜，被愚弄的是其他遵守规则的学生，而被践踏的，是中国学生改变人生命运最为重要一次机会的公正性。

县公安局巡警防暴大队的行动在6月8日下午4点，高考最后一科进行中。发现是惊人的：十余名忙着翻书答题的学生，处于“发送短信”工作状态的一台电脑和6部手机。题目后经证实为当科文科“综合”考卷的部分试题。其后更为惊人的发现，是利用网络传输的答案有两种来源：选择题答案来自郑州，由郑州籍兰州某高校大一学生贾树川发出。邵将和他的同伴接收后，转发给购买了答案的考生。而比较复杂的B卷试题，也就是那些需要一定文字来解答的题目，由和邵将一样同是一高高二的学生们“现场解答”。这些孩子从6月7日，也就是高考第一天开始就聚集在这里。

据县公安局附近的居民回忆，6月8日晚间，陆续有家长到公安局交钱领走孩子，然后很快就离开。当晚没能被保释走的孩子，只有邵将和电脑的主人李晓，邵将同龄的朋友，在马来西亚吉隆坡就读高中，一个月前刚刚回来，离开的机票甚至都已经买好。6月9日，两人被正式刑拘。6月10日，贾树川在兰州被抓获。截至6月11日中午，其余三名被抓获的嫌疑人，分别是一高高二学生郭艳立、高三学生王伟博和社会青年徐炯。

除贾树川和李晓外，其余四名共谋者的一个共同点，是全部报名参加了今年的高考。但邵将通过某种渠道取得报名资格后，本人并没有走进考场，他负责在家实施计划。高考当天属于邵将的几门考卷是否有人作答，记者目前尚无法证实。如果有，那么邵将参与贩卖高考试题答案的动机，除钱财外，有更为明确和直接的指向。王伟博被认为是这起事件中，作用不亚于邵将的组织者在高考前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开始寻找买家，并找人物色能答题的学生和能“传考题”的人。郭艳立因此找来社会青年徐炯充当这个角色，作为免费获取答案的交换条件。而某种程度上，郭艳立报名的另一种考虑同样也是“传考题”，因为考场安排的随机，按照惯例，全部理科考生都集中在一高考点，而文科生则有可能在雪枫中学或者城关一小，相对雪枫中学，更具备作案条件的是一小。结果郭艳立被分到了雪枫中学，而徐炯很“幸运”地被排到一小考点，成为连续4场考试中，将题目传出来的那个人。

直到6月6日下午之前，徐炯传出考题的方法并没有确定。将考题夹带出考场在孩子们看来并不是问题，可以夹带纸条或者利用垫板，难的是如何离开考点。按照国家相关规定，高考后一小时可交卷离场，但镇平县为确保高考安全出台了一个特殊规定：提前交卷的考生不得提前离开考点，每科考试都必须在全部交卷、试卷封存好，老师离场之后，才能打开校门。所以即使是在事发一个多星期之后，城关一小负责看守东门的解大爷依旧想不明白，“大门从来没有提前开过，考题咋就是从这出去的？”

共谋的孩子们最简单的设想，是“哪怕翻墙都要出来”。6月6日下午，利用看考场的时间，预谋者们开始“踩点”，对城关一小的地形仔细查看，最初定下的方案是利用校园东侧露天男厕所紧邻的二层民居，从楼顶将绳子沿厕所的围墙垂下，徐炯一小时后准时将写有题目的纸条和垫板绑在绳子上，由楼顶的人取走，迅速回到距离不过100米的邵家。最后实施的方案稍有该动，题目从校园前楼东墙的排水沟传出，墙外距离邵家仅30米。

目前看来，整个事件中，最不可思议的部分是来自郑州方面的选择题答案，这些答案的获取路径或许也是类似方式，但准确率足以让办案人员惊诧。例如英语75道选择题仅错了一个。贾树川并非成绩如此优秀的学生，那是否存在另有枪手的可能性？

根据公安方面的文件，6月9日，案件就已经被定性为“非法窃取国家机密”，并已经从镇平到南阳甚至河南省逐层通报，公安与教育系统同样知情，但事情还是在某种程度上被捂住。比较有讽刺意味的是6月8日，高考结束当天，南阳市高招办的官方网站上就挂出了一条信息，内容是全省高考顺利结束，未发现恶性舞弊行为。

“默契”蔓延的传播链

 邵将的奶奶忧心忡忡在 邵将屋内发现的纸条  

卖答案和买答案的交易在高考前的传播，并不十分隐秘。

一高应届毕业生骆旭（化名）5月下旬在去食堂买饭的路上听人议论，得知卖答案的事情。他听说的价码是每科300元，或者全部买，优惠到七八百元左右，“当时的确有点心动”，骆旭有些不好意思，“回家跟爸爸说了，结果被教训了一顿，让我不要相信。”骆旭现在很庆幸爸爸的明智，不然“可能自己也有麻烦了”。事实上骆旭的成绩一点也不差，甚至还比较好，今年他给自己填报的志愿是北京的学校。

骆旭还清楚知道，卖答案的事情更大范围传播，是在成绩差的那部分同学之间，一个简单的计算，今年一高应届毕业生有14个班，往届生8个班，每班平均人数在七八十左右，最保守估计的差生人数，都会让人震惊。虽然骆旭并不知道源头是哪里，但是“如果真的想买，也能找到人”。他所在的班级听说过此事的至少占到半数，他跟自己的好朋友私下里也谈及此事，但是从来没有听说谁向老师反映过。他同样对老师保持沉默的原因很简单，既然已经不相信答案是真的，那么对高三学生来说重要的就是自己学习，其他的“事不关己，统统挂起”。他也同情那些成绩差的同学，“高考越近就越难受”。

估分以后骆旭的成绩没有预期的理想，现在，他对于卖答案的事情稍稍有了不一样的想法，“如果整体的分数线因为舞弊被提升上去，对于我们这些老老实实考试的学生太不公平”。但他依旧并不认为，自己和其他同学的沉默，对于暗地里的交易，事实上就是一种纵容。推算一下，获知此事并保持沉默的学生，同样很可能是个让人惊诧的数字。

张冉（化名）是那种经常会考成倒数几名的孩子，刚上高三，就有成绩更差的学生来找他，许诺“4500块钱保证480分”。之后，陆续有这样的人传来消息，只是价码不同。相对于骆旭那样的好学生，张冉在跟家长的沟通中，更容易克服心理障碍，他很坦白地说，自己的选择和比较只是希望“能用最少的钱买到最准的答案”。张冉很不屑他5月下旬见过的一个卖高考卷的人，“看他的穿着打扮，都是很不值钱的，肯定是卖假考卷的”。此人来自郑州，据说与王伟博关系密切。但张冉很清楚地知道邵将和王伟博，对他们贩卖的答案“有信心”。

张冉对这种信心的解释有些不可思议。2003年高考过后，他辗转听说一个与邵将关系密切的人参与了当年高考卖答案，答案同样来自郑州，准确度很高。因为“非典”的关系，当年镇平的监考老师基本都来自本县。那年的高考成绩特别好，但奇怪的是，有家长集体到市教委反映情况，原因是听说有部分人因为买了答案考分很好，导致整体分数线上升，他们自己的孩子因此不能获得更好的求学机会。镇平一高老师张成双证实，他也曾经听到过这种传言，但是并不相信。

对于今年的舞弊事件，张成双从老师角度的感慨很有意思，“一个学校的考风越好，考上名牌重点大学的学生就越多，相反，‘尖子生’也就越少”。2001年之后，一高似乎也没有出现考上清华北大的学生。从时间上推算，在镇平一高借读的贾树川复读了一年之后，正是在2003年考上大学的。同年考上大学的还有邵将的哥哥，张成双当年负责带队学生去济南参加招飞，张成双记得，邵将的哥哥同样复读过一年，跟贾树川关系很不错。对于复读生如何能够参加招飞，张成双的解释，是当年有文件，复读生也可以去济南参加招飞，而且“这孩子真的是个好苗子，第一年只是因为心频有点小问题没通过”。

张冉并没有按价码给邵将足够的钱，他寄希望邵将能将考题优惠一点。6月7日早上第一科语文，他把手机带进考场，但直到交卷铃响，也没有收到答案。下午英语考试快结束的时候收到答案，“结果也没看成”，不过他庆幸，“幸好没看，事后跟标准答案一对，错了30多个”。对于邵将如此“按钱办事”，张冉心中很不以为然，对于现在他们出事，张冉甚至是庆幸的，“他们最后一科不成功，整体的分数线应该变化不会太大”。

一个同样很奇怪的问题，原本并不隐秘的传播链，没有利益冲突的时候，在孩子们眼中是“无害的”，甚至是“有用的”。而一旦自身利益在这其中受到损害，沉默和认同都会转变为愤怒，链条断面的表情很生动，但时间已经太晚。用张成双老师的话说，高考一旦结束，就是“木已成舟”，愤怒，实际上“并没有用”。

邵将就是从自己的房间被抓走的，当时房内还有一台传答案的电脑

不一样的挣扎

很难从邵将的家人处勾勒出这个孩子的形象，父亲长期在外忙生意，母亲也不经常在家，甚至在事发后也没有听街坊说孩子的父母回家的消息。奶奶张凤英除了做饭，基本上跟孙子没有什么交流，她眼中的孙子，永远是小时候因为身体弱“很温顺、话不多”的乖孩子。

在学校里，邵将是那种被定义为“坏学生”的典型。校方的一种说法，是今年春节后，因为邵将经常旷课，已经对他作了开除学籍处理。案发后他的两名同班同学接受记者采访时，稍加沉默后都说“他不常来学校，没什么接触”。他们都知道邵将租房的事情，甚至还隐约听说他有女朋友。与邵将关系好的，是一名徐姓同学，也不常来上课，但因为“组织能力很强”一直是班长，案发后，他们同样没有见过这名同学。

学校中流传着的一个说法，是2003年全市统一的期中考试，邵将就曾因为严重舞弊被学校开除学籍。副校长杨志先并不否认这一说法，只是说因为自己分管高三，所以对高二的事情“并不知道”。之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对于邵将并未进入高考考场的事实，杨志先说得斩钉截铁，“绝对没有”。而对于是否有其他高二学生参加今年高考的问题，他的回答是“不知道”。事实上，就算除开涉案的郭艳立，镇平一高的确还有高二学生参加了高考。分管高二的李姓副校长和邵将的班主任郭晓琳在案发后，都成为特别难找的人，记者三度去到郭老师的宿舍，都未见其人。被同学们认为和邵将关系十分密切的另一名高二学生，在听说记者到访后非常惊恐，始终不愿意和记者见面，甚至在电话中交谈都不可以。他的母亲也有相当强烈的反应，甚至表示，自己已经在筹划着马上给孩子转学离开河南，“花多少钱都无所谓”。她还一再强调，自己的孩子跟邵将并不同班，“其实不熟”。

在这样的状况下，揣测邵将的心理，是一件相对困难的事情。不过从他的交往圈子看，包括此次涉案的部分人员，都有几个共同特点：成绩不好、家境不错、父母不太管。如果曾因严重舞弊被开除是事实，从被开除到再返校园，学校的规则对家境不错的邵将而言，似乎并没有太多约束力。破坏考试规则对他而言，同样早就不存在心理障碍。

镇平第一高中校园里，高考考生正为填报志愿忙碌 

被改变的单纯

相当令人困惑的一个问题，是那些被组织来答题的高二学生的心理。他们都是成绩不错的孩子，却被卷入并不名誉的事件。在特殊的时间、特殊的地点，以非常态的方式来完成“来路不明”的题目，而且每次的题目都能与当天高考的科目相对应，部分孩子“全不知情”的说法，从正常的逻辑来讲，实在很难有足够的说服力，那么，究竟是什么东西说服甚至诱使他们作这样的冒险？

记者辗转找到了叫张洁（化名）的高三考生，她参与寻找了一名答题的高二学生李清（化名）。她不敢面谈，说害怕被记者偷拍照片，但愿意电话沟通。张洁说自己会帮忙找人，是因为王伟博6日下午一再拜托她，只说找成绩比较好的学生帮忙做几个题。张洁说自己只知道王伟博“一直在忙高考的事情”，但具体不很清楚。这个理由并不是很能站住脚。张洁隐瞒的部分，是她其实已经知道王伟博在卖答案，而她帮忙找人答题可以换取免费的答案。

李清是她的好朋友，因为“两人的性子都差不多，大大咧咧的”。“其实7日晚上我就开始害怕，想叫她（李清）不要去了”，张洁奇怪的心理转折实在有些突兀，她隐瞒的另一个背景，是7日下午英语考试的时候，她看手机短信被老师发现，但成绩似乎并没有以舞弊论处。张洁说当晚她给李清家打电话，但没有找到人。而另一种可能，是在内心争斗之后，张洁还是说服了自己不再给李清打电话。不管是哪种可能，张洁最后接到关于李清出事的消息，是8日晚上。她吓哭了，找爸爸拿500块钱赶快去公安局领人。

可以想象家长当时的震惊，张洁回忆，长这么大，爸爸头一次这么严厉地训斥她“怎么能捅这么大一个娄子”。李清出来的时候并没有哭，但很惊惶，她告诉张洁，自己“心里怕极了”。张洁回忆，李清说自己其实7日之后也不想去了，8日那天去只是想跟邵将他们交代一下，说不做了，但有人不许她走，后来警察就来了。

张洁说，出事后她特别恨王伟博，但后来慢慢也不恨了，“想想也就算了，大家都是同学，有啥好恨的”。张洁后来承认，高考前她知道卖答案的事情，学校里一部分成绩差的同学都在传，但她并不觉得这种舞弊对于那些诚实的考生特别不公平，因为“不公平的事情太多了”。 对于王伟博卖答案的事情，张洁说，“这也不等于他就是个坏人，要是没有人想买，能有人卖吗？”接下来的话，她像是对记者说，又像是自言自语：“这种想法（获得答案）其实每个人心里多少都有，不管是成绩好还是坏，不过是要在有能力到达的范围内去抄。”

张洁的爸爸后来在电话里描述，女儿高考后就很少出门，也没有报志愿，打算复读。“平时那么活泼的孩子，一下就变了”。张父将所有的事情归根于女儿的单纯，“太幼稚了，容易受骗”。他很希望事情马上过去，“就当作孩子遇到的一个挫折”，他也希望女儿“以后交朋友要慎重，不要再跟王伟博那样的人牵扯”。张洁也希望事情赶快过去，她觉得特别对不起李清，希望她心里不要有阴影。让她特别感动的，是事后李清主动给她打来电话，“反过来安慰我，知道我不会害她，让我不要太内疚”。

（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文中涉及的学生除涉案者外，全部使用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