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尔夫20年之痒

（文 / 苗炜 李菁 刘蓁）

“在上世纪20年代，上海就曾经出现过外国人管理的高尔夫球场，但很快就荒芜废弃了。中国大陆的高尔夫球历史应该是从1984年开始计算的。”中国高尔夫协会副主席胡建国说。

1984年6月，戴耀宗从香港到中山，他回忆说，当时中国大陆还处于比较封闭的状态，过海关时，现金不能多带，物品必须申报，连手表是什么牌子的都要交代。那一年，大陆有3家球场正在加紧建设，它们是珠海国际、北京国际和深圳高尔夫。8月，中山温泉成为第一家开始营业的大陆球会，29岁的戴耀宗担任总经理。

中国高尔夫协会官员说，1984年到1994年应该是高尔夫球在中国的萌芽阶段，1994年之后才进入发展阶段。1994年之所以具有一定的标志意义，很大程度是因为沃尔沃(VOLVO)公司的介入，当时沃尔沃公司全球赞助项目的负责人梅尔·派亚特要在中国举办职业比赛，他与时任香港高尔夫球会总经理的浦俊生进行洽谈。浦俊生当时在广东、香港组织小额奖金的赛事，但派亚特提出创办一项较高级别的中国公开赛。浦俊生回忆说：“我和世界上最大的体育赞助商之一，谈论在一个总共有不到10家球场的国家举办一场高尔夫职业大赛。在那里你甚至很难找到一个能分清特殊铁杆和一号木杆的人。当时我认为他的提议与其说是雄心勃勃，不如说是错误地估计了形势。”

经过一年筹备，沃尔沃中国公开赛如期举行，高尔夫球伴随着一系列有影响的比赛逐渐被公众所认识。但时至今日，高尔夫依旧有两副面孔：一是精英色彩的体育项目，大家谈论的是泰戈·伍兹、约翰·戴利。另一面则是侵占耕地、破坏环境的洪水猛兽，是滋生腐败的温床，是权钱交易的场所，是炫耀财富的舞台。

2003年11月，国土资源部执法监察局局长张新宝公布他们调查的“山东省齐河县政府非法占地案”，齐河县政府占用3个村的2800多亩耕地，其中多数为基本农田，兴建高尔夫球场和高档别墅。随后，多家报纸开始一轮对高尔夫的批评与调查，高尔夫球场占用耕地，建设豪华别墅的现象在河北、山东、江苏等省份都存在，服务面狭窄的高尔夫球场与失去土地的农民形成鲜明对照。有数字说，目前中国大陆有195家球场，而将要开工的球场有500到1000家。而目前全国近200家球场，只有1家经过了国土资源部的审批。

“我看到报纸上说，经过国土资源部审批的球场全国只有1个，后来又说有10个，当时我们一些经济学者正在北京开会，我们就议论，难道每个球场都要国土资源部审批吗？行政的扯皮很可能影响高尔夫的发展，更应该规范的倒是政府管理，服务性政府要用规划管理取代审批制。”经济学家迟福林说。

“不是说高尔夫球场不存在占用耕地的情况，但将农民失去土地全部归咎于高尔夫则有失公允。改革开放以来，许多中国农民失去土地，他们得到的补偿每亩最高5.7万元，最低的只有280元，追求经济方针导致各地政府廉价甚至无价征用农民土地。而农民对土地的占有关系出现了新矛盾，农民与土地的关系现在还是债权关系而不是物权关系，简单的把高尔夫球场批判一番，不能解决土地与农民的深层问题。同样道理，说高尔夫球滋生腐败，禁止官员用公款打球，这也是把问题简单化。用公款吃饭行吗？”

张连伟

中国高尔夫协会副主席胡建国也想为高尔夫球开脱，遗憾的是这位国家体育总局小球管理中心的主任却选择了两个不恰当的比喻，他说，以前修高速公路，因为会占用一些耕地也遭到了批评，但现在“要想富，先修路”已经成为社会共识。保龄球进入中国时，也曾被认为是高消费，但它很快就实现了平民化的进程。胡副主席也许没有考虑到，地方政府正是以促进发展、提升城市品质为借口开发球场的，而高尔夫球场的投资远比保龄球馆为大，在富裕者更富裕、贫穷者更贫穷的“马太效应”之下，高尔夫球场正是“贫富差距过大”的直观表现。

迟福林先生并不否定中国的贫富差距问题，但他同时提醒大家注意，改革开放势必会调整重大利益关系，促进利益主体多元化和新社会结构的形成。高尔夫对拉动消费、地方就业、城乡一体化建设有好处。他说：“未来10年内，区域不均衡发展仍然是中国经济的一个特点，越是经济发达地区，其发展越快，而高尔夫人口也将快速增加。有一定经济基础的脑力劳动者将成为利益主体，潜在的高尔夫消费者现在是2000万，2020年可能是5000万，政府对待高尔夫应该由政策歧视转向政策扶持。”

胡建国先生与迟福林先生的言论均是在广州举行的“中国高尔夫发展论坛”上发表的，这一论坛的参与者大多为高尔夫从业者，他们的言论或多或少要为高尔夫“正名”，或者说，将中国高尔夫那副人们不喜欢的面孔加以改善。

戴耀宗先生说：“我1984年在中山做总经理的时候，主要是服务外国人，服务香港地区商人，现在，我们有越来越多的本地人在打球，这就是20年来最重要的变化。最近报纸上不断有对高尔夫的批评，这正好可以让我们检讨反省一下。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是尽快建立好游戏规则，批评球场不环保，那环保的标准是什么？批评球场占用耕地，那建造球场的土地审批到底是什么程序？这些规则都要由政府来确立。”

戴耀宗说：“我希望中国的高尔夫能够健康发展，能在亚洲树立一个良好的高尔夫形象，不要像泰国、马来西亚那样，总是贫富悬殊、贪污腐败的代名词。”

“中国特色的高尔夫”

“2月份，我们一共接待了6拨检查组，国土资源局的，环保局的，规划局的，建设厅的，城建部门的，还有一个联合检查小组。他们都说，国务院下了文件要清理整顿高尔夫球，我记得1994年和2002年，都曾经说要整顿球场，可这些年下来，球场开工越来越多。”湖北红莲湖高尔夫球场经理肖勇说，“别看接待了6个检查组，我倒是盼着能再接待一个体委的检查组，可体委好像不愿意管我们。”

红莲湖球场印证了国内大部分球场都处于亏损状态的报道，肖勇先生说：“球场的现金流很可怜，还要交23%营业税，我们是按娱乐业交税的，不是体育项目。如果没有球场旁边的高档别墅，谁还会投资球场？总要让投资者有回报吧。”

“球场边盖别墅，这是投资者最重要的收入。一般一个3000亩的高尔夫项目，至少可以拿出1000亩来建别墅，这样可以有300幢别墅，如果销售顺利，这就是10多亿的收入。相比较而言，投入几亿元建起来的球场就像是酒店里漂亮的大堂。广东的一个球场，别墅第一期销售良好，第二期卖得也很好，酒店赚钱了，可大堂老是亏损，老板没有房子可卖了，就要想办法来挽救这个大堂。不能让它老亏下去。”美铭传播集团董事长李潞扬说。按照他的判断，“单独以球场运营而实现赢利的球会，全国不过5到6家，比如北京的国际、深圳的沙河、中山的温泉、东莞的长安等等，这几家球会都有比较长的历史。中山温泉是1984年开张的，是大陆第一家高尔夫俱乐部。东莞那里聚集了大批的工厂，有日本老板、台湾地区老板、香港地区老板，这样的球会，会籍销售应该都不错。一般来说，几十万元一张会籍，卖出去3000张左右，球场的经营状况就会相当不错。”

投资者大多将别墅与高尔夫嫁接，通过别墅销售获利  （韦洪兴 摄／Fotoe）

戴耀宗被称为中国的“高尔夫教父”  （柯时 王凌 摄）

美铭传播集团是以广告业起家的，当年最大的客户之一是“步步高”。李潞扬1998年接触高尔夫球，现在已经是一个单差点选手。他说，早在1996年，他和“步步高”老总段永平就想请泰戈·伍兹来中国打球，那时侯泰戈·伍兹刚刚从业余选手转为职业选手，并与耐克签定了数千万的赞助合同。李潞扬说：“那时候我们一打听，老虎伍兹的出场费要100多万美元，太贵了，就没有做。到2001年的时候，观澜湖球会的老板朱树豪想请伍兹来打球，他的出场费已经涨到300万美元。”

老虎伍兹的观澜湖之行非常典型地说明了中国高尔夫的几个特点：第一是圈地，观澜湖一直以成为拥有180洞、10个球场的世界第一大球会为目标，他们需要用老虎伍兹来扩大自己的影响力。第二是彰显财富，美铭传播负责那次比赛的广告与销售，他们推出的方案是，花两万美元就可以获得与老虎伍兹打一洞的机会，还可以获得伍兹的签名、与他合影，每洞名额是3人，这样就有50余人可以和伍兹打球，而以65万美元冠名赛事的“步步高”老板段永平则换来和伍兹打完全场的资格。在那场比赛之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老虎伍兹不失幽默地说：“我从来没有想到和这么多人打一场球。”李潞扬颇为自得地说：“老虎大概以为只要和4个业余选手比赛、合影，他哪里想到要和50多人签名合影握手呀。不过这家伙很有风度，他拿了300万美元，累就累点儿吧。可我们的销售工作不错呀，资格全卖出去了。”那场比赛的第三个特点是：高尔夫球在中国还需要不断的教育。老虎伍兹是被成百上千的球迷簇拥着打完18洞的。观众们都毫不客气地在球道上溜达，有一哥们儿捡起伍兹打下的草皮，大喊着：这是老虎打下来。观澜湖根本没有为观众在果岭处设置看台，而观众也对高尔夫礼仪毫不在乎。

2003年12月，《亚洲华尔街日报》发表一篇文章描述“中国特色的高尔夫”，文章说：“10年前，中国仅有4个高尔夫球会，而现在已接近200个。但是，高尔夫球在中国似乎演化成了一个与其他国家截然不同的游戏。在其他国家，对个人风度的重视绝不亚于得分。如果高尔夫球像一句玩笑所说的，‘本来是一场绝佳的散步，可惜被搅乱了’。那么在中国，许多人会说，搅乱它的通常是大量赌博、作弊、喝酒、喧哗、阻挡、偏袒和对球童的虐待。他们很嚣张，不知道最基本的球场礼节。他们只知道在球场上彰显身份，建立商务联系。高尔夫球在中国是有钱人的运动，但却不是高尚运动。”

李潞扬承认，这篇文章的说法并没有太多过分之处：“我看在亚洲许多地方，高尔夫就是一种赌博工具，这跟亚洲人或者说中国人天然的赌性有关。广东的赌博现象又比北方严重，在广东打球，打完一杆，坐上球车就去打下一杆，根本不愿意走，走多浪费时间呀。北方人打球还愿意在球场上走走。大老板打球，可以每个洞赌上5万元港币，小老板也可以赌上1万或1000元。深圳最早打球的都是老板，其中又以地产老板最多，他们有钱，更重要的是有时间，一年弄两房子卖出去就得了。”

他接下来的分析更有意思：“老板为什么喜欢打球？第一是满足他的控制欲，高尔夫是要工具的，没有工具，老板的乐趣就会减少好多。十多根球杆就是手下的十多个部门，这是有操控感觉的。第二，我们可以通过不那么正确的姿势和路径来达到一个好的目的。有些老板打球，挥杆姿势难看，打出的球不是左曲就是右曲，没关系，你站歪点儿不就可以校正方向了吗？练习场就是老板巩固自己错误姿势的地方。但这就跟中国的生意场一样，手段并不是都那么漂亮合理的，但效果不错。”

“难以在中国落地的高尔夫”

北京农业大学草坪研究中心胡林博士说，目前并无法得到中国球场占用耕地的具体数据，但他估计，80%左右的球场并不是占用耕地的，平整的耕地也不适合建造球场。他说：“据我了解，国内有少部分球场占用了耕地，但更多的球场还是在丘陵与荒地上建起来的。”胡林博士介绍说，去年12月，北京农业大学开了一个土地资源的研讨会，会上比较一致的议题是土地的分级管理，将土地价值分为六级，一级是农用价值最高的，六级是农用价值最低的，对六级土地，就应该鼓励投资，政策上就应该有所倾斜。

胡林博士说：“按照国务院的规定，凡是占地40公顷以上的项目都要上报到国务院审批，如果严格按照这个规定来办，省里面许多项目都要在等待审批的过程中浪费许多时间，因此，这个规定并没有得到严格的执行。审批球场的过程也比较麻烦，说高尔夫对环境有影响，那么就要求环保部门提供出数据，政府对球场建设在环保方面提出要求，可环保部门没有对球场进行过研究，提供不出数据来，土地部门也同样很难拿出对土地价值的评估，但如果球场这项目得到了省长的认可，说‘要快上’，那省计委就可以批下来。说的客气一点，这是政府管理的滞后性，不客气一点，是政府管理的混乱。”

泰戈·伍兹在观澜湖的表演赛  

朱树豪的梦想是把观澜湖建成世界最大的高尔夫球会  

北京林业大学草皮系主任韩烈保教授则对高尔夫球场破坏环境的说法表示极度不同意：“有些所谓的环保分子，说高尔夫是绿色沙漠，种草不种树，污染水和环境，我不知道他们到底是不是懂得环境保护。70年代，美国加州大旱，高尔夫球场用水过多受到指责，随后又出现对球场滥用农药的指责。美国高尔夫协会从1983年开始先后投入2000多万美元开展了125个农药化肥与球场环境的影响的实验，结果表明，球场使用农药化肥对环境存在‘潜在’影响，但符合美国环保部门规定的健康安全标准。”

胡林博士进一步解释了“潜在”的含义：“美国的高尔夫球场的确出现过鸟中毒或鱼中毒的情况，这与化肥使用不当有关，但这就像是开汽车出车祸，出了车祸是操作不当造成的，而不能说汽车是杀人用的。至于用水，高尔夫球场上需要浇水灌溉的植被面积应该是30%多，另外60%多的植被并不需要额外的灌溉，需要浇水灌溉的地方，用水量与北方地区种麦子差不多。”

韩烈保教授说：“环保主义者对高尔夫提出批评，但他们并没有提供出让人信服的数据。林业大学从2001年6月起，在中国高尔夫协会和美国高尔夫协会帮助下开始田间实验研究，2003年秋天在北京5家球场进行测试，结果表明，农药使用对环境的影响是在安全水平之内的。”

韩教授与胡博士均表示，目前对中国球场的研究还是刚刚起步的阶段，欧洲与美国的高尔夫球组织都不曾回避高尔夫与环境污染问题。农业大学与苏格兰爱姆伍德学院在草坪研究方面有合作项目，而爱姆伍德学院还将帮助他们建立一个高尔夫土壤研究中心。

“高尔夫在中国受到欢迎的程度与遭到的抵制是同样强烈的，高尔夫在西方经历了数百年的发展，而中国在浓缩这个过程，在这个微妙的过程，高尔夫很容易被当成经济过热、贪大求洋的代名词，占用大面积的土地却只服务于小范围的人，对环境的潜在破坏，这是高尔夫受到的主要批评。”华南师范大学体育系卢元镇教授将此概括为：“这是难以在中国落地的高尔夫球。”他说，“有钱人开着车去打球，农民兄弟挤火车去城里打工，这样的对比很容易让人产生对高尔夫的责难，我们有文化差异带来的偏见，有意识形态上的抵触，也有因社会腐败而产生对它的怪罪，因此中国的政治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对高尔夫的抵制。高尔夫要在中国软着陆，不能操之过急授人以柄，中国现在有一部分中产阶级，高尔夫要发展，人群定位要准确，它要服务于中上收入者而不是高消费。而这个软着陆、这个实现平民化的过程要用20年的时间。”

中国高尔夫已经有了20年的历史，那么未来20年又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呢？上海旭宝球场已经连续5年主办沃尔沃中国公开赛，总经理宋旷满说：“目前全世界有200多个比赛的奖金比沃尔沃中国公开赛要高，然而，15年或25年后，中国公开赛也许会成为‘第五大公开赛’。高尔夫会与中国的经济一起增长，一方面打球的人会越来越多，另一方面，比赛的水平也会越来越高。我相信，20年后中国会出现许多市值达到数亿美元的大公司，他们可以出1000万甚至2000万美元来赞助公开赛。”

“富丽堂皇的会所只会吓走高尔夫的爱好者”

毛雁南是深圳大学高尔夫学院的毕业生，现在是高尔夫用品的代理商，他说当年考生物技术没考上，就去学了高尔夫，深圳大学一般专业的学费不过4500，而学高尔夫每年要交费16000到17000，但找工作很容易。深圳大学副校长章必功先生介绍说，1997年深圳大学创办了国内第一个高尔夫学院，每年招收30人，而这个毕业班的就业速度一直在全校300个毕业班中名列前茅，就业率一直是100%，这说明高尔夫产业在中国的迅速发展。如今，同济大学、复旦大学都设立了高尔夫研究中心，北京体育大学、华南师范大学体育系也都开始招收高尔夫专业的学生。

无疑，高尔夫在中国的发展是快速的，但它面临的问题是：它是不是太快了？球场是不是太多了？经济学家迟福林的头衔是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据他介绍，1995年后，海南经济陷入低潮，但高尔夫旅游持续增长，高尔夫旅游人数2001年比1998年增加了110%，2003年接待人数超过15万，带动农村就业人数超过5000人。然而，海南几家高尔夫球会的老板说，海南的生意不好做，旺季忙死，淡季闲死。戴耀宗先生则断定，海南的球场相对来说已经较多，因为本地打球人口少。而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的球场就不算多。

中国新一代职业选手、原来练足球守门员的李超  

沃尔沃中国公开赛已连续举办9年  

美国罗伯特·琼斯公司首席执行官约翰·斯特朗则用一种大家司空见惯的计算方式说：“美国有9700个球场，15000个高尔夫设施，中国现在只有180个球场，但中国有7400万人能购买汽车，我们假定这样的人群都是高尔夫潜在的消费者，对应美国的情况，每个球场服务3万人，那中国立即就需要2400个新球场。”罗伯特·琼斯是一家设计高尔夫球场的公司，曾经有过将废弃的化工厂改造成漂亮球场的经验，他们对中国高尔夫市场的乐观判断中包含着对商业机会的渴望。

苏格兰爱姆伍德学院是一家以高尔夫教育为主要特色的学院，他们与中国一些大学的合作项目已经有5年的历史。乔治·马森先生负责该学院与中方的合作，他说：“对于打球者来说，他们并不要太昂贵的东西。富丽堂皇的会所只会吓走高尔夫的爱好者，而我在中国看到的会所大多是这样的。中国的中产阶级不愿意花上万、数万的价钱去买会员卡，但他们愿意花几百块钱在练习场、试打区享受高尔夫的乐趣。中国需要便宜的公共球场。”

2002年11月开业的深圳龙岗球场是中国第一个也是目前惟一一个以公共球场为号召的，在众多球场把会员销售当作主要收入来源的情况下，龙岗球场希望能以更便宜的价格吸引更多的散客。几年以前，中国高尔夫协会秘书长崔志强接受记者采访时就表示，修建公共球场是保证中国高尔夫发展的基础，如今，戴耀宗说，公共球场能被大家接受的合理价位是一场球200块，“花200块钱，这和唱卡拉OK价钱差不多，如果大学生都有能力打，他们今后就不会对高尔夫抱有偏见，就不会害怕高尔夫”。

苏格兰皇家古老高尔夫俱乐部发展部汉克威尔先生说：“我要纠正大家的一个误会，不要认为英国的高尔夫俱乐部是赚了大钱的，实际上欧洲许多球会是作为非赢利机构注册的，享受免税的待遇。在英国，永久性会籍是比较罕见的，更多是分期会籍，一般来说12个月的会籍并不是很贵，入门级的价格在1000英镑左右，球员会籍的销售收入只是覆盖球会的成本。公共球场和青少年培养应该在中国高尔夫的发展中占有优先地位。但公共球场也该得到良好的维护，在苏格兰，有12%的球场是公共球场，但并没有得到好的维护，许多球场都是由同时维护足球场的人来维护的。就我所知，在过去5年里，格拉斯哥附近的一些公共球场都关闭了，至今也没有恢复的迹象。”

“不管在哪里，高尔夫的确是属于最高收入阶层的一项运动，它毕竟不是一个便宜的比赛。”欧洲高尔夫职业巡回赛国际部总监马丁说，“巡回赛更是一个巨大的商业计划，我们的主赞助商的合同是以数千万英镑来计算的，从香槟到计时器，都有供应商提供，他们也是奢侈品。但这并不意味着高尔夫只服务了少数人，我在南非呆过几年的时间，担任南非旅游局的首席执行官，我知道那里雇佣球童的人数超过其他体育项目雇佣工作人员人数的总和。一个球场至少有40到50个球童，20到30个服务人员，高尔夫提供就业机会很多。同时，越多的人打球，就有越多的人来分享我们的价值观，诚实，优雅，这些品质对社会也有好处。现在，中国有很多公司都涉足高尔夫领域，寻找其中的商业机会，但我不知道中国政府有什么打算，高尔夫能带动就业、促进旅游。希望政府能从积极的方面去支持它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