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来信(265)

（文 / 三联生活周刊）

衡阳大火

“我始终不敢凝视烈士遗像上的眼睛，害怕从那里读出一个个并非奢侈的人生梦想。然而我知道，他们需要慰藉，那就是—切实安抚照顾好他们的家人，提高人们的防灾意识，让民众学会防灾本领，杜绝“豆腐渣工程”，科学地提升消防水平，确保他们战友的生命得到更有效保护，不让这种痛彻心肺的灾难再次发生。”

北京 李黎

GDP以外还有什么要操心

浙江玉环是一个海岛山区县，冬暖夏凉，面积比澳门大，人口比澳门少，多年来经济发展很快，在全国百强县中位居前三十。

但今年以来事件不断：SARS就不说了；先是电力供应缺口很大，由于工业增长强劲，已出现拉闸限电。入夏逢50年不遇的高温，空调卖疯了，供电越发紧张；入秋竟遭百年不遇的干旱，降雨基本没有，水库基本干枯，生活用水无法保证，水泵卖疯了。此时供电状况越发恶化，连柴油发电机也卖疯了。用水条件恶化，人们终于痛感水源被工业污染的严重后果，几乎找不到干净的水源。围海造田导致港口消失，使得从海路运水也变得非常困难。在高温和干旱下，山林大火接连不断，有些地方整座整座的山过火，多年绿化成果毁于一旦。最先缺水的地方最先出现了急性肠道传染病，已蔓延17所学校。在此期间，粮油肉蛋和建筑原材料出现多年未见的涨价也让人紧张。这才发现，原来在GDP以外，还有许多事情是需要操心的。

浙江 张望 

江苏的盐为什么这么贵？

扬州市民顾先生是个有心人，他从退休前到退休后一直关注江苏食盐价格走向，并且有了一定的研究成果，那就是作为产盐大省的江苏，每500克加碘食盐的零售价为1.5元，而周边的沪浙等省都低于这个价格，有的地方只要0.9元。

食盐一向是国家控制的专卖商品，不允许私人资本进入，因为事关国计民生，历代皇朝对盐的控制都十分严格，这是从西汉时著名的《盐铁论》衍生出的。既然是国家控制，对其价格的管理就应该更加严格，江苏人均产值和人均收入都比不上沪广两省市，但盐价却比广州多出0.5元。有人称这价格与食盐的包装更换部门有关，每换一次包装，盐价就上涨一次。这是哪门子的道理？把包装的成本任意夸大转嫁到市民头上，一袋盐多收0.5元，一年多收的钱就数以亿计。得益的是盐业公司，受损的是群众利益，真希望有关部门用好这定价的权力。

常州 湖塘

张军与国际接轨和关照现实

大连一向被公认为城市建设的典范，一举一动似乎都有示范效应。最近，在大连市最繁华的主干道上安装了18个行人过街请求键。其作用就是把这条路上原来的自动红绿灯全变成绿灯，让机动车一路畅通。行人如想过马路，先按灯杆下的请求键，待人行横道的红灯变成绿灯才可通行。据称，“此举与国际先进交通管理接轨”。不过，在这条路上行驶的机动车时速达60公里，且川流不息，是否也与国外有此类装置地段的状况相符呢？据笔者所知，国外行人过街请求键大多安装在车辆或行人较少的“偏僻”地区，为的是减少无谓的时间浪费，我们在车多人多的主干道上设置请求键，行人过街只能“请求”，折射出有关部门在制定交通规则时忽略了城市交通以人为本的原则。其实，欧洲国家的交通大都遵守“行人第一，马车第二，脚踏车第三，汽车最后”的规则，可见此“国际”非彼“国际”，向别人学习还得发现本质。

大连 乔玉松

“虚拟财产”应立法保护

网络游戏用户李某玩电游积累了许多“新式武器”，后不翼而飞，游戏经营者拒绝帮其找回。李某近日将经营者告上法庭，要求赔偿“装备”和精神损失。此案是中国立案的首例虚拟财产失窃案，由此引发了相关讨论：虚拟财产是不是个人财产？游戏经营者有无义务保护玩家的虚拟财产？

网络游戏的积极后果，不仅是玩家的精神愉悦，也是网络“特殊消费者”的权利。随着网络和网络游戏的普及，包括虚拟财产在内，网络虚拟世界中的一些现象，应该尽快制订相应的法规加以规范和保护，网络游戏的经营者也应当自觉规范行为，维护网络用户的合法权益。这种权益不仅包括物质利益，也包括精神利益。

哈尔滨 姜春康

政府退出劝募是一种进步

民政部救灾救济司王振耀司长近日透露：随着政府角色和职能进一步转变，由政府组织的突击性募捐“群众活动”将会逐渐远离百姓视野。政府逐步从劝募市场退出后，注意力将集中到扶持和规范公益事业上来。

许多人都遭遇过由政府或单位出面的劝募，而这种劝募往往带有强制色彩。有的地方由政府直接下达募捐任务，然后各单位从职工工资中按一定比例扣取；有的单位出面组织，但那种登记着捐款人姓名与捐赠数额的“自愿捐款”其实并无自愿可言。应当说，政府与单位劝募的动机是好的，也易获得“丰收”，但不妥之处也很明显。行善应该在没有外在压力的情况下自愿进行，带强迫性质的劝募不容易使捐献者充分体味到助人的乐趣，也背离了捐助本义。况且，人也有选择合适时机捐献的权利，宽裕之时多捐，力不从心时暂不他顾，也合情合理。劝募活动如能顺从人愿，定会获得人们真心支持。

南昌 魏文彪

关爱生命是救助之本

最近，一位生命垂危的流浪汉被人抬到长沙市救助站，经与救助站工作人员交涉后未能将其送入，最后流浪汉被放在救助站门口一根电线杆下，两小时后死于瑟瑟寒风中。

这消息令人心痛，一个急需帮助的人竟命丧政府为他搭建的庇护伞旁，只因为没有走对程序（按规定，患病者先要联系110救治，康复后救助站方可接收）。我们不能过多责怪送他来的人没有善始善终帮助这位可怜人，也许他们并不知晓该如何处置。该追问的是，当救助站拒绝了这位流浪者时有没有负责任地给出建议，指导救助。为什么救助站不能联系110，为什么不能为他找一个暂避风寒的地方，等待110的到来？为什么把救助机构的义务转嫁给公民？我疑惑，为什么告别旧的救助制度后各地反倒出现了一些推委现象？如果说新制度的完善还需时日，那么关爱生命的救助之本是什么时候也不该改变的。即使有了完善的救助制度，社会也无法寄望于那些缺乏同情心的从业者。

长沙 王启福

法院怎能让“娘家人”有审判权？

“国际消除对妇女暴力日”将临，广州中级人民法院聘请192名来自12个区、县级市妇联系统，长期从事妇女儿童维权工作的妇女为人民陪审员，参与审理涉及妇女儿童权益被侵害的案件。

笔者认为，此举弊大于利。首先，法院审理案件和妇联处理纠纷的工作思路和出发点不同，很难保证妇联的陪审员不会发生角色混乱。其次，有可能带来司法不公正，因为娘家人要为妇女撑腰，而法院的审理工作需要公平、公正。再次，人民陪审员一般只能参加一审，中级法院一审的婚姻家庭纠纷案本来就少，涉及家庭暴力的就更少，而二审合议庭只能由审判员组成，人民陪审员不能参加。参审机会虽不多，但对司法公正性造成的不利猜测却不少。

试想，如果侵害消费者权益的案件由消协工作人员陪审，侵害残疾人权益的案件由残联工作人员陪审，那岂不意味着法院要保护特定人群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非得将审判权部分转让给有关部门才能达到？

河南 何向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