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吃哪里

（文 / 沈宏非）

我的朋友小宝说过这样的话，大意是，一个男人，若他的朋友找他之目的不是为了打架或者借钱，而多数只是约稿，到这种时候，这个男人基本上就算是废了。

照这个标准，我这人无疑是废掉很久了—惟一心存侥幸的是：我的朋友除了向我约稿之外，还经常约我到外面吃饭。既然小宝没有对“被约吃饭”这个项目做出明确归类，权且就自命为“废而不荒”吧。然而，被约或约人吃饭之难，不亚于被约或约人打架—架要打得起来，必须有两大先决条件：一，必须恪守“君子动手不动口”的原则；二，必须有一个人以上（一个人也不是不能打，不过这个人必须是不一般的一个人，如“射雕”里的周伯通，独自一人在桃花岛上苦练了15年的功夫，顺带着练就了一身“双手互搏”的绝技。据他向郭靖表示：“只是一人闷练，虽然自知大有进境，苦在没人拆招，只好左手和右手打架。”）

除此之外，其实还有一个“打架条件”长期被不打架的人所忽视，那就是开打的地点。并不是说吃饭越来越像打架，我的意思是，就像打架那样，相约吃饭之难，问题倒不在于谁和谁打抑或打与不打，同样也受困于开打的地点：往往是饭还没吃，就被这样一桩事体难住：“去哪里吃？”在每一个夕阳西下、夜幕低垂之际，城市里有多少个饥饿的胃，多少颗彷徨的心，空气里就有多少个“去哪里吃”拖着连串的问号在你来我往地传播着，频繁程度大概已相当于从前中国人见面时就要问的那四个字：“吃了没有？”

很显然，造成这种困扰的原因只有一个：选择太多。吃饭也好，睡觉也罢，如果有一个以上的可能性摆在面前，我们就面临着一道道永远也做不完的选择题，事实上，人从一生下来之后，首先面对的便是吃母乳还是吃奶粉的选择。在饭店比较缺乏的“吃过没有”的时代，选择还是有的，不过因为少，故性质上便属于一项义务。到了眼下这个“去哪里吃”的消费主义年代，选择既是义务，同时也变成了一项权利。经验告诉我们，一旦权利和义务并存，事情的风险也就越来越高，人生的种种忧患也随之而来。我们面临的选择往往不像“你选择了我，我选择了你”那么简明直白。

以下这段上海太太们在麻将桌上的对话，出现在张爱玲小说《色·戒》的结尾部分：

“请客请客！请吃来喜饭店。”

“来喜饭店就是吃个拼盘。”

“嗳，德国菜有什么好吃的？就是个冷盆。还是湖南菜，换换口味。”

“还是蜀腴—昨天马太太没去。”

“我说还是九如，好久没去了。”

“吃来吃去四川菜湖南菜，都辣死了！”

《色·戒》写于40年代．时代背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对话里提到的“来喜饭店”是一家德国餐厅，在静安寺路哈同花园（现上海展览馆）大门的东边，广西路上的“蜀腴”是一家川菜饭店，“九如”是湘菜馆，地处南京路六合路角上——虽然以上饭店早就已存，但是温故知新，仍然留下两点值得注意之处：第一，作为“二战”期间的“孤岛”，上海人在“去哪里吃饭”这件令人头痛不已的事情上竟然就已经有了如此之多的选择；第二，德国餐厅也许真的没有什么稀奇（尽管上海目前并没有一家堪称“完整”的德国餐厅），好玩的是四川菜和湖南菜，原早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就“辣死”过上海人了。再度流行的川菜和湘菜馆子对于今日之上海食客来说，也算是“死去活来”了一回。张爱玲若再世上海，外出吃饭前不知会不会发出这样的感叹：所谓人生，就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一种名字叫做MultipleChoice的蚤子。

据BBC的一项调查显示，英国消费者因为市场上选择太多而每天为“穿什么、吃什么、用什么、看什么”而郁闷不已。英国的超市平均供应逾4万种货品，包括约600种咖啡以及超过400种牌子的洗头水。使用哪种牌子洗头水或购买哪种手提电话，已为消费者带来很多毫无必要的压力。调查发现，每10名受访者中，便有一人声称每天最难作的抉择是“穿什么”。逾半数受访女性更表示，“生活的最大烦恼”是决定“每天晚餐吃什么”。更有一成受访者为“闲暇时应做什么”感到压力，因为他们觉得这些空闲时间太过宝贵，所以生怕选择错误而荒废人生。

谈着谈着就不小心谈到了人生。对于经常在外面吃饭的人来说，“去哪里吃”之艰难之高深，正在以“去吃哪里”之变格而成为“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之后的第二大哲学命题。更为郁闷的是，不管你想不得通，人生然漫长，好在只有一次；吃饭虽然短暂，却是吃了上顿还有下顿，生命不息，吃喝不已，也就是说，“去哪里吃”这个问题不仅在饭还没有开吃前就开始困扰我们，往往是吃了一辈子，还要足足想上一辈子，生命不息，思考不已。然而，即使解决了“去哪里吃”之后，还有更麻烦的选择题：“点菜”—万幸的是，好在饭店里和街上的厕所在数量上都尚未超过饭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