奴隶：复活在21世纪的罪恶

（文 / 朱步冲）

9月16日，20岁的维多利亚-格里申科终于结束了她长达3年的噩梦。这一悲惨事件的源头是她17岁时，家庭的贫困使得她停止了在摩尔多瓦共和国首都基希纳乌的学业，一位“朋友”主动要求提供帮助，为她找了一份在土耳其制衣工厂的差使。与十几名抱有同样希望的妇女一道，维多利亚登上了一辆密封的货车，“我一直以为一切顺利，直到我发现汽车并非按路线开往罗马尼亚，而是向西行驶，指向塞尔维亚时，才察觉事情有变”。

2002年3月，尼泊尔MAITI组织解救从事色情活动的印度及尼泊尔年轻妇女。图为解救前从事色情活动的妇女（Imaginechina）

在边境，维多利亚被移交给一群武装的塞族男子，在遭到一顿毒打后，她被运送到了波斯尼亚。在接下来的2年中，她以平均1500美元的价格被到处转卖，经历了至少12个主人，成为一名“债务奴隶”。她的劳动所得直接流入主人的腰包，用以抵偿她的“债务”，即从前主人手中购买她的费用。“我们被逼演出无上衣舞蹈，陪客人喝酒，并且与他们过夜。我们每天只能吃一餐饭，睡不到5个小时，任何轻微的不服从都会招致毒打与禁闭等惩罚。”不过在她的“主人”、夜总会老板米拉德·米拉托维奇看来，这种做法并无不妥之处。“让她到这里来有个工作机会可是要花钱的，交通，假护照，食宿。如果这算是项罪行，那么职业体育呢，运动员还不是一样被卖来卖去，不断地更换主人，没有自由？”

最终，借着外出做人工流产手术的机会，维多利亚终于得以逃脱，在她的协助下，国际刑警组织于9月初突袭了米拉托维奇在普里耶多尔的夜总会，解救出34名国籍不同的年轻妇女。然而这样并没有触及问题的根本。“我对此没有办法，虽然在当地政府与联合国维和部队中都有我的朋友，他们是我这里的常客。但由于接触不到更高层次的官员，所以没办法保障我的营业，为了补偿我的损失我必须买进更多的‘货物’。”米拉托维奇表示，“这是件有利可图的生意，在波黑地区制止妇女买卖，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一提到奴隶，我们总想到已经远去的19世纪，想到皮肤黝黑的非洲人和行驶在大西洋上的帆船。”国际反奴组织研究员麦克·多里奇说，“而今日，奴隶的主要组成部分不再是成年男性，而是妇女、儿童等弱势群体，她们企图摆脱贫困生活的渴望常常被犯罪分子所利用，然后沦为奴隶，无论是被贩卖到沙特充当职业骆驼骑手的巴基斯坦儿童，还是被贩卖至东欧从事皮肉生涯的俄国妇女，抑或是继承了父母债务而充当农奴的印度儿童，都是奴隶制在21世纪存在的铁证。”

“如今贩奴事业已经具备了跨国公司级别的规模，每一项业务都已流程化。”希腊帕提昂大学社会学教授格里高历-拉索斯在对跨国妇女贩卖问题展开研究达10年后认为，“如今希腊的许多色情场所经营者直接通过网络与在前苏联境内的贩奴者交易，直接说明所需妇女的数量、人种、年龄、相貌等条件，费用则直接通过银行转账汇至他们的户头，然后一周之内这些妇女就会通过罗马尼亚、保加利亚进入希腊，交易双方连面都不用见。”根据希腊警方与国际刑警组织的统计，1990至2000年，这项走私女性产业的“产值”就高达55亿美元。

一日千里的经济全球化，无疑为奴隶买卖复活打了一剂强心针，对于廉价劳动力的需求和贫困的第三世界人民改变窘境的要求结合起来，使得近10年来全球奴隶交易再次兴旺。根据国际反奴组织的预计，全球可能存在300万名身处不同体制下的奴隶。由于贩奴可以与走私、非法移民使用相同的运输和经营渠道，且获利更多，许多国际走私团伙已经转向奴隶买卖。“表面上非法移民与奴隶贩运是一回事，但当他们上岸后，两者的命运就泾渭分明。”麦克·多里奇说，“非法移民在上岸后为蛇头工作以抵偿偷渡费用，至少在理论上有机会成为自由人，而奴隶则被转卖给各种雇主，由此开始了无止境的劳役。”

的确，对于坐落在美国南部的无数农业种植园而言，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既为它的产品提供了广阔的出口市场，也为它带来了取之不尽的廉价劳力。大宗进口的美国廉价农产品使墨西哥的小农场主纷纷破产。据统计，墨西哥每进口2吨美国玉米，就会有1名墨西哥农民失去工作。21岁的罗梅罗-拉姆斯在被蛇头偷渡至佛罗里达后，就被卖给了一处柑橘种植园，每天被迫工作16个小时，8个工人共宿一室，床铺上只有一些编织袋。每周五是这些工人的“发薪日”，罗梅罗·拉姆斯可以从工头那里领取一些庄园私自印发的票据，在庄园内部的商店里换取一些日用品。这种非人的生活一直延续了一年，直至今年6月，在国际反奴组织的帮助下，他和4名同伴成功地逃出了这个地狱，并且协助联邦调查局对庄园进行了彻底清查，所有80名工人都被勒令释放。

实际上，拉姆斯的遭遇不过是冰山一角，在佛罗里达州，这样的种植园星罗棋布，但由于许多奴隶雇主与跨国大企业联系密切，所以6年来佛罗里达州立案侦察的非法使用奴隶案件只有5件。根据国际反奴组织公布的统计数据，在美国境内一共存在10万至15万奴隶。国际反对非法劳工联合会，近日正在号召抵制诸如Taco Bell这样的方便食品巨头，以抗议它们购买那些出自奴隶种植园的原料。在国际大赦组织，国际反对童工组织的一再要求下，美国国会于2000年通过了“反暴力虐待与买卖劳工法案”，但问题在于，这个援助计划的对象绝大多数都处于极端的封闭环境中，极少有可能与执法机关和援助机构取得联系。正如罗梅罗-拉姆斯向记者所透露的：“直到我被解救的那一刻，我仍然认为我身边的一切就是美国的常态，无论是繁重的劳动，还是身边带着霰弹枪与皮鞭的工头。”

对于廉价劳动力的需求和贫困的第三世界人民改变窘境的要求结合起来，使得近10年来全球奴隶交易再次兴旺（法新／AFP）

不过问题的根源，仍然在于无所不在的经济利益，“200年前黑奴贸易的消亡，归根结底在于它已经不能为当时的欧洲经济提供可观的利润。”麦克·多里奇说，“但是今日许多人又从这一早已消亡的罪恶中找到了新的财源，从这一点上讲，我们离埋葬奴隶制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奴隶的主要组成部分不再是成年男性，而是妇女、儿童等弱势群体（本刊资料）

专访国际反奴组织公关部主任贝丝赫菲尔德

三联生活周刊：在许多人看来，奴隶贸易并不存在，它不过是非法劳工出口的另一种类型，请问您对此有何评论？

贝丝赫菲尔德：两者虽然在走私路线上常常重合，但人口贩卖有一些与偷渡不同的特征：首先是偷渡活动往往是偷渡者自愿的行为，他们与蛇头有明确的约定，理论上，到达目的地后偷渡者只需偿还偷渡费用，就可拥有自己的自由。但人口买卖却是利用诱骗、胁迫或暴力使被被卖者违背自己的意愿踏上旅途，抵达目的地后他们会被转卖给其他雇主，从事无止境的劳役，并且运输的手段与路线比偷渡广阔得多。

三联生活周刊：请问在现今的世界奴隶贸易中，贸易路线与流向有什么显著特征？

贝丝赫菲尔德：实际上，由于奴隶贸易比偷渡活动更隐秘，涉及的国家更广泛，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无法做出一个大概统计。不过有一点是确定的，就是奴隶贸易的流向颇符合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一般是从收入水平低、不发达的第三世界国家流向相对发达的国家，在一国境内则是由不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移动。诸如东欧，南美与美国接壤的一些国家，这些处于发达与第三世界之间的中间地带，则是交易发生的热点。

三联生活周刊：请问国际反奴组织是如何打击奴隶劳工与走私的，具体方法是什么？在这个过程中你们一般会和那些国际组织合作？

贝丝赫菲尔德：首先我要声明并非所有的奴隶都与人口贩卖有关。我们的工作分为许多个不同层次，从地区、国家一直到国际范围，我们采取不同的手段来与当代奴隶制度斗争，手段包括，进行社会调查，向那些奴隶问题严重的国家政府提交研究报告，敦促他们对此采取法律手段。在联合国有关问题的讨论会上提出报告，协助联合国出台有关禁止人口贩卖，保障劳工权利的法案决议；对现存人口贩卖与奴隶使用进行研究分析，勾勒它的发展方向与特点；协助各国司法机关调查具体案例，以及对公众进行长期宣传教育活动等。我们最近的一项成就是促使尼泊尔政府宣布包身工（kamaiya bonded labour）为非法，至于我们合作的组织则包括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国际大赦组织等各种与我们工作内容有关系的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