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宕12年的日本遗留毒气弹处理

（文 / 金焱）

日遗化学武器分布图  

(日本大使馆提供)  

专家正在切割分离化学炮弹  

从藁城到南京再到敦化

在藁城毒气中毒事件后12年，事情出现了转机。9月2日，日本政府派出由50名官员和专家组成的调查团来到石家庄向西30公里的鹿泉市，对12年前致人中毒的毒气弹进行鉴别封存，中国方面也派出由外交部、国防部等部门组成的协助团处理此事，日本在华遗留毒气炮弹问题在继齐齐哈尔“8·4”毒气事件后又升温为新的热点。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步平说，1988年中国方面对遗留化学武器有一次销毁处理过程，包括山西太原、大同，安徽蚌埠和河北石家庄几个地方共销毁处理化学炮弹一万余发，而藁城的52枚75毫米光气炮弹一直未做处理。

2000年4月中旬，南京下关区建筑工地上发现日军遗留化学武器，数量多达17600余枚，是中国境内发现的最大一批。而在此前一年，在同一地区找到过6000余枚毒气弹。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曾表示，这一地区更早前也发现过数百枚毒气炮弹，因而总数要超过23000枚，是当年侵华日军在同一地点遗留下来的最大批化学武器。

步平计算出的结果是，从1931年到1945年，日本生产的化学毒剂数量是7376吨。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高晓燕说，当时日军一般都是把糜烂性芥子气与路易氏气混合着用，这种化学毒剂生产量最大，有4992吨。排在第二位的是呕吐性二苯氰胂，也有近2000吨。

日本驻华使馆一等秘书、处理遗留化学武器问题日方联络官岩池正幸说他在2002年去过黑龙江省的孙吴县，孙吴县是黑龙江省日军遗留化学武器比较集中的地区之一，而全国最集中的地区是在吉林的敦化。曾任敦化民政局局长的陈延生回忆说，解放后检查和处理各种废弹技术的重心在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二局所属的兵工厂，而这个兵工厂就设在吉林省敦化地区境内。

高晓燕几年前去到敦化哈尔巴岭考察，她说：“那些锈迹斑斑的废弹在山沟里像飘落的枯叶一样四处都是，他们数量太多了，以致站在远处看根本看不出是一个一个的炮弹。”岩池正幸说，从1999年中日两国政府签署了销毁在中国遗弃的毒气武器的备忘录后，双方就一直在考虑选址问题，“涉及到处理技术是与场所相关联的，不能草草决定，而哈尔巴岭的毒气弹特别多，主要分布在那里，所以对哈尔巴岭的处理就有很重要的意义。中日双方已经确定在哈尔巴岭处理所有在中国发现的遗留化学武器，但是更具体的地点还没有确定下来。”

技术的解决之道

毒气弹自产生之日起，保证其安全的技术力量就是一个中心话题。曾在日本大久野岛工作的技手服部忠回忆说，他在1939年和1942年两次押送毒气到中国出差，“事先要把瓶体卷上草绳，这样做一是可以防止钢瓶受外界温度的影响，同时也可以在撞击时起到缓冲作用。瓶口贴上试纸，一旦发生泄露，可以及时发现。钢瓶的特殊结构是在盖上装有熔断片，温度一到50摄氏度，这个金属片自然熔化，内装物自然喷出。”1942年8月，服部忠押送氰酸到中国，当年秋天，侵华日军在贝加尔湖附近的草原进行了大规模的氰酸毒气放射实验。

解放后中国第一次集中处理毒气弹，是采用深埋的方式进行处理，步平说，当时选择深埋地点的原则是：三四十年内不被利用从事基本建设的地方；不是河流水源、产矿区的地方；离人烟较远，在3公里内无居民打井饮水的地方；比水平地面较低的地方；能通行车辆便于运入炮弹的地方。

哈尔巴岭四棵杨树所在的四排树沟就是这样一个符合条件的埋藏地点。当时200多名民工昼夜分班挖了一个长25米、宽12.5米，深10米的大坑。毒气弹按废损程度进行不同的包装，好弹的标准是外部良好，口螺结合紧密，无漏毒现象。另一种因弹体吃土较久，部分已经破坏，有出毒现象。还有一种被规定为危险品，“弹体较坏，毒气外溢”。当时在废箱子里衬上锯末以防止毒弹串动和流出液体，后来因为毒弹太多，坑的容量不够，坑的上层毒弹便不再装箱，直接散放。封顶是盖了3米多厚的土，并在坑四角立下四个石碑，碑上刻着“日遗毒弹埋藏处”的字样。

这种处置方式是局限于当时没有那么多的技术处理力量。对于技术上的要求，从此次处理藁城毒气弹的操作就可见一斑。外交部化武办工作人员王军介绍说，鉴别处理52枚毒气弹的作业现场大约有两万多平方米，分为指挥区、作业区和保障区。挖掘和封存毒气弹的现场在作业区也被称为污染区。中日双方专家经反复论证后认为，这次作业属于高危、高爆、高毒作业，为保证在作业过程中不出意外，整个作业过程制定了详细的防爆、防化学污染、防辐射等措施。

岩池正幸说，因为目前还没有确定处理毒气弹的设备，所以像齐齐哈尔毒气事件后存放毒弹的富拉尔基的仓库就比较重要，“这样的临时仓库在中国大概有8个左右”。1991年藁城毒气事件后处理毒气弹的方式有媒体报道说是深埋，深埋地点选在鹿泉市白鹿泉乡的莲花山。当地人向记者介绍说，鹿泉市是一个临山县城，以产石灰闻名，曾有一段时间私家开的小石灰窑密布。为了不使这次处置毒气弹对周围环境造成污染，王军说，在作业区帐篷周围用5万多个沙袋搭建了防爆墙，一旦发生爆炸，防爆墙会阻止爆炸扩散。在作业区的周围还设有避雷针，防止因雷电引起爆炸。另外在拆弹帐篷内还装有防爆灯和防静电地线等防爆设施。挖掘回收弹药分离包装等作业点设置负压帐篷，只有外面的空气能进去，里面的空气不能排到室外，即使出现毒气泄漏也不会对周围环境造成污染。

岩池正幸说，今年4月中日双方确定了一套复合的销毁技术方案，技术上主要有三种：烧毁的技术、中和的技术和微生物分解技术。步平说，技术解决方案是最难以确定的，最初提出的可供采用的方案多达十几种。如何组合出一套既安全环保又适合于销毁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的技术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步平说，销毁在我国境内的日本遗弃化学武器在世界范围内很难找到现成直接可以利用的技术，因为欧美国家目前销毁的大多数是那些一直安全地储放在专门仓库里的毒剂，表面都很光滑，分类都很清楚。而日本遗弃在华的化学武器已经历时近60年了，锈蚀严重，不少变形甚至泄漏，是日军当时秘密埋藏或丢弃的。还有专家指出，日本化学武器中毒剂的成分配比也与欧美的化学武器有所不同，不少毒剂含有极难消除的有毒化学物质砷，这又给销毁工作增加了难度。

步平说去年他曾与日本内阁府遗弃化学兵器处理担当室的一名官员谈及这方面的技术问题，这名官员认定技术问题会在2003年确定下来，不过步平说：“大的问题解决了，但是在技术方面还是会不断出现新的问题，这一点不容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