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浩明谈杨度

（文 / 三联生活周刊）

三联生活周刊：电视剧《走向共和》引起比较广泛的批评是为李鸿章翻案，而您很久以前就通过小说为曾国藩树立了一个新形象，您对此有何评价？

唐浩明：从历史上看，李鸿章还是一个非常有才干、有责任心的人，电视剧如果在这里着墨较多，也是可以理解的。我向来不喜欢翻案这种说法，还是希望作品能还原历史。当然，电视剧这种媒介去还原历史是很困难的，以文字为媒介的历史小说要还原历史也很困难，可相比之下，小说还是要好一些。历史小说或者历史剧，都是文艺作品，都注重事件中人的表现。写的是人物，是心理和人性，小说可以写得比较细腻，而电视为了情节要调度人物，可能对人物的精神和情感比较忽略。不过小说和电视剧都难以担负起再现历史的责任，读者、观众如果有兴趣，还是读信史比较好。

在我的历史小说《曾国藩》出版后，国内出现了“曾国藩热”，关于他的书和他自己的家书等等都大量出现，社会各阶层人都对他感兴趣，我想这不只是他个人经历传奇性的问题，而是他的身上有民族和文化的负载。

三联生活周刊：为什么在《曾国藩》之后创作了《杨度》，杨度比之曾国藩是个“小人物”？

唐浩明：在小说《曾国藩》中，出现了一个人物王凯运，他的故事很有意思，但作为一个长篇小说的主人公略显单薄，但我还是对他感兴趣，在《杨度》中他再次出现，也就完成了对他的讲述。

起初这部小说的名字叫“旷代逸才”，后来按编辑的要求改为“杨度”。“旷代逸才”，这是袁世凯送给杨度的一块匾，这4个字的评价还是恰当的。我的《曾国藩》、《杨度》、《张之洞》这三部小说是“晚清三部曲”，写的都是知识分子。如果杨度不从政，他可以搞宪政研究或者佛学研究，也可以成为大学问家，他的诗也做得很好。在小说《杨度》中，齐白石是个典型的艺术家形象，他的艺术家生涯与杨度坎坷的政治生涯形成了某种对衬，这并不是有意为之，而是两种不同的人生状态。

三联生活周刊：小说开始写签订“马关条约”，在楔子中也提到了杨度的死，但杨度最后几年的故事并没有写，这是为什么？

唐浩明：写杨度写到1925年，他是1931年去世的，关于他最后6年的生活，历史上还有许多不清楚的地方。比如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但他的入党介绍人是谁，历史上没有弄清楚。他最后6年的生活比较复杂，一方面他与李大钊、周恩来这样的共产党员有密切交往，甚至曾变卖自己家产营救李大钊，可他也投入到杜月笙门下，成了一个清客。他曾经写过一篇《杜氏祠堂落成颂》。我的小说中提到他将完成思想的转变，暗示他将加入共产党。

三联生活周刊：杨度比较受非议的是他的立场问题，或者说缺乏知识分子的节操。您怎么看？

唐浩明：这种评论的确存在。我写杨度是基于以下两点，第一，在那个多灾多难的动荡时期，知识分子关心国家前途，但他们时常感到迷茫，甚至有些病急乱投医，只要觉得哪种势力可以救中国，就要去试一试。在这一点上，梁启超也是变化多端的，他说过，“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昨日之我”，但他受的批评少一些。在当时的背景下，怎样救中国并没有明晰的道路，许多知识分子今天这样明天那样。杨度支持君主立宪，后来帮助袁世凯当皇帝，是他相信这样对中国有好处。第二，知识分子有得位的思想，也就是说得到一定的官位或地位，然后才能施展抱负和才华，才能实现治理国家的理想。杨度在这一点上也是孜孜以求。不过，终其一生，杨度主流还是爱国的，是以国家和民族大义为重，光明磊落的。

(唐浩明：作家，著有长篇历史小说《曾国藩》、《杨度》、《张之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