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来信(242)

（文 / 张宏 李黎 毕舸 丁元竹 二木 郭之纯 徐勤 陈枫）

不要有事就迁怒于动物

北京 李黎

SARS病毒溯源取得重要进展，野生动物果子狸瞬间家喻户晓。可此前为它背黑锅的却是人类最亲密的宠物朋友。一场始于北京，狂热于南京等地的集体无理性打狗行为，使得动物的生存权利和生命尊严被漠视。现已证实，“北京发现三条疑似‘非典’的狗”的说法是子虚乌有。一直有人批评南京此次防“非典”的种种措施过当，打狗就是其中最受质疑的一例。尽管专家们一再提醒，没有证据表明SARS病毒与亲近人的宠物有关，但南京还是成立了100多个打狗队，在街上当众棍棒处死流浪狗(上街溜达的有证狗也可捕杀)。电视台多次播放残忍的捕杀画面，甚至有警察入室枪杀一位老人收养的8条流浪狗的血腥过程。更奇怪的是，南京等地要求无证者尽快补办养犬证，难道交了钱就不会传播“非典”了吗？

从护工紧缺看志愿者制度建设

成都 毕舸

在抗“非典”的北京定点医院，一线护工急缺、重金难聘与志愿者因不具备必要的知识和技能而“报国无门”的矛盾凸现。

发达国家志愿服务活动已走向细分化、制度化和系统化。如果你想做一名志愿者，可以先在相关公益网站上注册，得到编号，在有适合岗位时，就能获得一个奉献爱心的机会。当然，志愿者组织会与服务单位一起对入选者予以培训，如果三方都满意，就会签订《志愿服务协议》，发给个人相关证件和志愿者标识。目前，我国志愿者组织面临“谁来管”和“如何管”两大问题，虽然志愿活动是一种非政府行为，但在我国目前公民社会尚待发育成熟的条件下，政府大加推动和扶持，鼓励社会培训机构的加入意义重大。同时，经费筹措的灵活有效和资金管理机制的严格与规范也是志愿者行动健康、持久发展的重要保障。志愿者队伍应该从集中性、短期性走向社区化、持久化；从扶助社会弱势群体的初期生长点，最终走向关注人的总体生存状态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谨防SARS影响评估中的短视行为

北京 丁元竹

SARS作为我国现代史上不曾多见的公共危机，理应认真评估，但目前的评价有些短视。有人甚至乐观地认为SARS给中国的经济发展带来若干机遇。

对SARS影响的短视行为主要有三种。第一，目前绝大部分评价都着眼于对今年经济增长的影响，而事实上，2003年大学毕业生能否顺利就业，城镇失业率能否控制在4.5%以内，都是未知数。尽管服务业对GDP的贡献不大，但却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而SARS直接冲击的恰恰是服务业。第二，SARS已经从区域危机演变为一场全球公共危机，造成全球受SARS疫情影响的国家和地区裁员、停工停产、减薪等。我们不可避免要受到周边国家经济衰退的冲击。第三，“9·11”事件的影响是深远的，因为它改变了美国的全球战略，同样，“非典”的影响不仅涉及社会、经济各个层面，而且会造成很大的心理影响。心理影响又对一些经济领域，如旅游、交通、娱乐、零售、餐饮等方面发生影响。

“免费救治”与“应得权利”

武汉 二木

周克安《免费救治的经济学依据》一文认为：接受免费救治者其实为这种“免费”付出了被隔离的代价，免费是一种必要的补偿；其二，对于提供资助的纳税人来说，他们的付出其实并非“免费”，从客观上讲是为了减少自己被感染的机会。

笔者认为，“代价与成本”的分析模式是经济学中最蹩脚、最失败的工具，因为政策、社会、人这些因素中许多人性化的成分被其化约掉了。具体说来，政府“免费救治”政策的经济学分析被周先生“化约”掉的最重要东西就是人作为被救治者的“应得权利”，免费救治不是纳税人悲天悯人的慷慨，也不是被救治者“搭便车”讨来的“嗟来之食”，这是他们在国家“非典”危机中应该享有、不可剥夺的权利。

短期政策也应注意长远影响

河北邢台 郭之纯

“非典”时期的少数政策出台匆忙，有“短视”之嫌，从长远看可能会产生负面影响。比如近日国家旅游局、财政部出台的暂时退还质量保证金的政策。我担心：在目前旅游企业概莫能外地面临着巨大的经济压力、甚至是生存危机的特殊时期，仅靠其本身自律来保证经营的诚信度，是有极大风险的做法。

“质量保证金”为保障旅游者权益而设，是赔偿旅游者经济权益损失的专用款项，其利息还是旅游质检所人员的工资来源。从这两个功能来看，退还“质量保证金”，实质上是弱化了对旅游企业的约束，降低了他们犯错误的“成本”。其结果，有可能造成人们对旅行社服务质量的担心，使市场萎缩。一种值得借鉴的办法是发放贴息贷款或退税，这也许是既合时宜又有长远效益的举措。

可以挤去的会议水分

浙江衢州 徐勤

人们对文山会海诟病已久，但会海依旧。这次“非典”却意外地成了治疗会海痼疾的一剂猛药。温州原定会期11天的十届人大一次会议，只用3天就完成了换届选举，所有议程均符合法定程序。

说到“马拉松会议”，谁都觉得应该整治，但一遇到领导要重视、要隆重的指示，举办者往往就会不自觉地给会议注水。重视就要规模大，头面人物就要多，当然讲话的人也就少不了，念的文章也就越发长。温州的代表说，往年会议一开十几天，许多人频频请假，今年只开3天，几乎没人告假，个别请假人也是到一线指挥抗“非典”。可见水分挤干了质量也就上去了。抗“非典”还对其他的一些形式主义有所触动，如全国妇联等单位联合发出通知，“六一”期间取消大型活动。其实每年“六一”的一些面向少年儿童的活动以应景的居多，形式多于实质内容。

领导重视下的法治之惑

西安 陈枫

广州孙志刚一案在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下，13名犯罪嫌疑人已经缉拿归案。以一个小百姓的眼光看，得到这样的重视可以瞑目了。然而，我们不得不审视一下我们的法制怎么了？

像南丹、吕梁矿难等重大事件，抗击“非典”过程中的问题，总要中央领导动真格时才得到解决。领导的权力本来是法律赋予的，但领导的权威却成了法制权威能否发挥作用的必要条件。孙志刚一案案情简单，投诉迟迟未果的原因是有法不依。当事人不怕法律怕领导，百姓似乎也一直存在“清官情结”，没有法律情节。碰到问题想得最多的是上访，向媒体反映以获得领导的重视，没有想到依靠法律。问题的根源在于如果法律在被执行过程中不能兑现当初制定时对百姓的承诺，必定会降低它的权威。这样的话，执法人员不愿意服从法制权威，老百姓不敢相信法制权威，法制权威让位于领导威严也就不足为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