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草根金融的民营之路

（文 / 朱文轶）

台州民营企业的亮点——吉利集团  

众多的民营企业是“草根金融”的生长土壤  

台州榜样

台州泰隆城市信用社和市商业银行(原台州银座信用社)这些天来已经成为媒体追捧的对象。记者到达台州的前几天，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检查组第二次到台州进行巡检，对这两家民营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及成立以来的变化，各项业务开展的合法合规性，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的情况进行现场全面检查。“产权结构、信贷管理、内部治理、内控制度建设、财务收支管理以及企业文化建设方面，检查组全部打了优。”“泰隆”董事长王钧尽管已经有些厌倦媒体连篇累牍的报道，但还是很乐意向记者作这样的陈述。

这是两家由私人老板绝对控股的金融机构，“泰隆”王钧和“银座”陈小军也都是温州人——典型土生土长的“草根金融”。但情况看上去却好得不能再好。“截止到2002年6月底，我们这儿的存款余额达到18.1亿元，贷款余额11.1亿元，不良资产率只有2.33%。”王钧说。这样的成绩让国有商业银行也望尘莫及，在国有银行分支机构比比皆是的台州路桥区，“泰隆”和“银座”已经不止“三分天下有其二”。中行台州分行官员陈科告诉记者，两家信用社占去了整个台州贷款总额的将近80%，“差不多垄断了台州金融市场，而它们每年的利润是国有商业银行利润的1.24倍”。在官方金融主导的国内金融格局下，草根金融的旺盛生命力似乎在台州找到了难以反驳的说服力。

在王钧看来，“泰隆”是一件让他得意的作品。他针对一个草根金融的样板量体裁衣，一手设计出了一套“严格程度堪与花旗银行相媲美”的内部稽核制度。“我们建立了详细的客户信用档案，不光关心客户的企业、摊位、经营状况，还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客户的服务对象、家庭结构、人品、社会信誉、不良嗜好等，并把和他们发生的每一笔贷款都做信用记录，形成信用等级体系，从而严格防范了风险。”王钧兴致勃勃地向记者介绍，“泰隆”如此优秀的信贷资产质量很大一部分得益于此。

而“台州双龙”模式对于多数草根金融来说究竟有多少可复制性被许多业内人士所怀疑。当地长大的青年经济学者叶敏博士认为，“泰隆”和“银座”的长大有太多“政府扶持”的成份在里头：“台州市政府甚至为这两家信用社专门成立了‘打击逃债办公室’。”叶说，她去年在台州做调查时听说一个李姓商人欠“泰隆”500万元左右的贷款，到期之后称无力偿还，时隔不久，台州高层官员就让法院执行庭查封了此人在台州的五处房产，并拍卖抵债300万元，还有200多万元欠款，法院又接着追到了杭州查出了另外几处家产。

“更重要的是，台州政府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将路桥区三个月以内的短期贷款市场让给‘泰隆’和‘银座’来做。”陈科说，“这个市场正是中小民间金融机构的业务主体，这意味着，‘泰隆’和‘银座’几乎在没有竞争对手的环境下一夜间长成了草根金融的庞然大物。”叶敏打了个比方，“政府给了它们一个暖房，王钧和陈小军才可以在里面‘精雕细琢’。”

政策待遇的交换条件是这两家民营金融机构对台州民营企业的提携。从“银座”退休的一名老职员王衍目睹了银座信用社的“做大”，他告诉记者，台州几个大的民营企业与“银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据称，吉利老板李书福持有“银座”10%的股份，是“银座”的第二大股东，而陈小军也是吉利集团董事会的成员，“李书福在办砖瓦厂的时候，‘银座’就贷给他第一笔钱，当时‘银座’只有10万元注册资本，随后李书福搞装饰材料、摩托配件、组装摩托车、造冰箱，一直到吉利汽车，从来没有离开过陈小军的资本支持。”

对此，经济学家茅于轼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债权人过于单一，对一个民间金融机构来说，风险太大了。”但风险，被多数人所忽视。

温州，一次失意的“招安”

“台州双龙”做大的几年中，在一土之隔的温州，所有与“泰隆”和“银座”差不多基础的城市信用社却经历了一次截然相反的命运。“温州民间金融起步起码比台州早了十年，1984年，人行一名官员的家属就办了第一家城市信用社叫府前信用社，面向民营中小企业。几年后，股权开放，大量私人老板开始入股办信用社。直到1996年，温州50多家城区城市信用社的利润是全省城市信用社利润的70%。当然因为很多办信用社的人并不懂金融，信用社的关系贷款和呆坏账数量也很大。”人行温州中心支行前行长黄崇祜对几年前的那次金融改革印象深刻，“1998年，中央看到那么多地方金融机构被私人资本所控制，担心出现大的金融风险，开始对民间金融进行招安。”

黄崇祜告诉记者，城市信用社改革的基本模式是将它们合并成城市商业银行，而黄认为，这等于是用国有金融制度来框民间金融。“原来私人股东的股份给并掉，由地方财政参股控股，人事安排也由官方金融任命，人行温州支行的副行长担任当时新组温州银行的行长，而现任行长是原市工商银行副行长。”这种带有计划经济特点的人事安排，使得原来民间金融以中小企业为客户主体的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黄说，招安后的城市信用社立马出现周身不适症状，融资能力急剧衰退。“现在温州商业银行包括各个支行在内一年全部利润是1000万元，尚不及原先温州一家鹿城城市信用社的一年利润。”

按国家政策，台州的信用社应该也在招安之列，人行温州支行官员陈博凯说，银座城市信用社虽然也组建商业银行，性质却和温州相异。“‘银座’重组，意在将经营范围从路桥区扩充到椒江、临海、苍南等台州经济发达区，实现跨地区经营，与‘泰隆’相争。”而台州市政府明确表示不控股，不指派行长，陈小军以直接和间接方式占有15%的股份，绝对控股。“实际上，是在政府支持下，玩了‘假招安’。”而泰隆信用社更是被完整地保留下来。

同处一个经济圈内的两个地方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差异？对记者的疑问，温州市副市长吴敏一接受采访时说：“与温州相比，台州的回旋余地要大得多。”吴的话留了半截。观察人士指出，正因为温州的民间金融比台州发育要早几年，这让上级的注意力集中在了温州身上，“温州替台州把政治风险成本给担了，这样台州政府可以更公开地支持民间金融”。

然而台州逢上的时间差无法复制。这对温州的草根金融和那些跃跃欲试的民间资本来说，多少有些失意。而温州为此付出了更大的代价。“清理整顿打破了在自我规范中相对稳定的温州金融格局。”黄崇祜告诉记者，当时惶惶不安的草根金融业主们一听到上面的消息，就开始把原来手上信用社的股票兜盘抛售，这让投机分子们欣喜若狂。因为这笔稳赚不赔的生意中的暴利谁都可以算出来：一股5块钱，你用500万买下100万股就可以从一个大股东手里买断一个信用社，买到手的当然不是空壳，近亿元的存款资金可以随意放贷给自己，甚至把它一窝端。“撤并、整编的过程至少需要3年，这个时间差足够他们把信用社掏空，光我了解，就有一家城市信用社的老总逃之夭夭了。”

现在关于这场招安草根金融的官方说法是记者在人行温州中心支行看到的文件：“贷款和债务的回收率在86%以上。”而有关官员在记者反复追问下，才掀开了这段几年前历史的真实一幕：“光一个城市信用社未追回的贷款就在1个亿左右，不用说还有那些基金会，政府为此核销的呆坏账在80亿以上。”

草根金融的兴衰，三方博弈

同样是民间金融，台州却比温州幸运得多 

在官方金融与民间金融十几年表面上的此消彼长中，往往被忽视了的一个角色是地方政府。“没有政府的认可，民间金融再活跃，也很难说就能够生长起来。”已经退职的台州政府官员吴必衡前年刚下了海，他和记者一个小时的谈话显得没有什么顾忌。许多民间金融机构，像农村合作基金会、典当行都是政府直接参与的产物，“这里面涉及到了直接的批租权”。

人行温州支行官员吴丽丽告诉记者，90年代初，农村合作基金会刚成立的时候，是以“兴农”的名义，审批权只有农委掌握，时隔不久，体改委和很多政府机构都来插手此事。“到后来，事情变得很有趣，温州农业基金会下批得最多的倒是体改委，前后一共批了33家。”据说，一个在审批口呆了5年的官员后来拖家带口迁出温州，民营老板圈中纷纷猜测，他玩了一票因此开溜了，但这一票究竟玩得有多大谁也不知道。这5年正是温州草根金融势头鼎盛的时候。

饶有趣味的是，由于在金融格局的博弈中，直接处于谈判地位的是人民银行的地方支行，它们本身与地方政府的利益关系十分微妙，其代表上层结构的利益和作为地方性机构的利益也存在冲突。“官方金融的地方代表与地方政府的利益，在某种意义上，捆绑到了一块，温州地方政府在90年代初批建上百个农村合作基金会时，并没有经过中央人民银行的许可，但温州支行也只有默许。”黄崇祜说。

“不过，当经济收益以要承担过高的政治风险为前提时，地方政府便会放弃这种支持，民间金融又会成为首要清理整顿的部门。”叶敏认为，对地方政治的过于依赖让浙江的民间草根金融很难长大。

浙江草根金融的三起三落

中小型企业构成了温州经济生态圈  

温州鞋业龙头老大“吉尔达”的老板余进华从他父亲手里接管下这门家族生意的时候，吉尔达已经长大了，“不用我们开口，浦发、招商、农业这几家大银行也会找上门来跟我们招呼”。但余说，十年前，“吉尔达”需要钱的时候也是通过同行拆借的方式和一些“其他渠道”，“通过银行系统，跑两三个月，还不一定能办下来，用房产作抵押，要打两个‘七折’，100万的房产，评估70万，银行最后的贷款在这上面再七折，49万，而且即使办下来，也只能用来转账，没法直接提出现金”，“对急需要资金短期周转的小企业来说，那太慢了”。而余进华所说的“十年间”，吉尔达的资产几乎翻了“300倍”。

上千家的企业将会继续重复“吉尔达”的财富故事。动力是，这些不尽相同的个体财富增长必须伴生出自己的“生血系统”。温州商会会长吴祖联告诉记者，温台地区聚集了制鞋、眼镜、灯具、纽扣等15种特色工业，密集生产对地方金融的突出要求就是货币的大量投放。记者在温州永嘉沙头镇了解到，这个上百户人家的小镇，全部在从事冰柜的外壳加工业，每户至少要50万元资金，全镇的资金需求量在8000万元以上，基本上向社会借贷。

旺盛的资金需求和民营企业在国有金融系统融资的困难成为浙江草根金融“内生”的土壤。黄崇祜说：“80年代，民营中小企业的融资70%以上是通过企业间相互拆借，而从银行获得的融资不到5%。”吴祖联记得，80年代浙江民间资金的现金投放就在50个亿以上。“这样密集频繁的现金往来，让民间金融开始组织化，在玉环县、黄岩区、椒江区、温岭市，以自筹资金，民间放贷为目的‘标会’就大量出现。”

1985年，民间金融进入第一个高峰。但问题也随之而来，浙江的海屿、乐成、柳市镇出现抬会风波，民间利息被越抬越高，“最高达到40%”。黄崇祜回忆，“在这样超高利率的诱骗下，‘标会’从互助拆借为目的变成以赚取利息为目的，很多人以会养会，聚敛起上亿元的会资后，宣布‘倒会’。”这成为浙江历史第一次民间金融风暴。黄说，这其实是民间金融自发生存下的一次风险总暴发，它让官方金融第一次大规模清理整顿民间金融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个变化：民间借贷月利率持续上升，在很长时间内加剧了企业资金周转困难。

“这样，企业融资的需求又开始被拉得很大，民间金融也面临着新的利润空间，新的民间金融形式被期待。”黄崇祜说民间金融的大起大落有点“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味道，“一些民营企业家完成了一定资本的原始积累，开始投身办金融，台州‘泰隆’的王钧就是其中之一，在大量民间资本的注入和推动下，城市信用社和农业基金会开始成为民间金融的主流组织形式，1993、1994年，民间金融再次发展到顶峰”，“这次高峰直到1998年，国家的第二次大清理”。

然而官方金融花大力气的清场尽管关上了非国有金融部门的门户却也并没有实现预期的目的。2003年1月2日，中国人民银行温州中心支行的高层官员新年第一天上班就接到了一份匿名举报信，称“温州民营中小企业担保公司在从事信贷活动”。支行合作处官员陈博凯告诉记者，这家被怀疑违规操作的担保公司去年成立，“注册资金2000万元，其中温州政府投了300万元，其他1700万元都是由温州的中小企业集资”。“说白了，是在地方政府支持下，民营企业为了缓解融资难题而成立的一个‘自助会’。”据介绍，事件源起于去年年底，一笔由担保公司担保的60万元贷款到期，借钱的企业只能还一半，剩下的30万元，担保公司就先帮垫付，当作向该企业的借款，利息与银行相同。“这肯定是不合规矩的，不管是‘金融法’还是‘担保法’。”陈强调说。

一个金融投机分子的突然死亡

叶敏说，草根金融长期不能制度化，于是无法纳入监管，才是金融风险发生的根本原因。制度变革不彻底，才会产生投机

苏方中在温州的名气甚至比市委书记还响。这位曾被温州政界和企业界称为“著名温州民营企业家”的老板木匠出身，早在80年代就已经把他的东方企业集团办得名噪一时。让他更出风头的是1997年，这个农民老板的名字与深圳地王大厦发生了联系，苏在“地王”一次购置了三所私人豪宅。一个身家过亿的老板有些财大气粗的举动，本不足为奇，而三年后，有关部门查清了这笔开支的来源——全部出自苏方中的东方集团吸收的公众存款，接下来，苏购置这些私宅的目的也被弄清，是为了包养他在深圳的两个情妇。

一个历时十多年超过两亿元的非法集资案终于揭开了盖头。同在生意场上共事，余进华对苏方中相当熟悉，他告诉记者，苏做家具起家，80年代中期，他靠东风家具厂的原始积累，家产已经滚到了将近1000万。“这个时候，苏得知当时深圳刚起步的地产行情正是红线当头，便打算抽掉一部分资金去深圳炒地，但凭他当时的资产实力，要涉足房地产还有些捉襟见肘。”余分析说，苏方中开始想到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相互扶持，“有自己的银行，当然好办事”。

苏方中的“金融梦”在1986年落单兑现。在他的东方企业集团里多了一个法人实体：温州市股权转让咨询服务所，这个以提供金融咨询服务为名的中介，真正的角色是帮助企业相互借贷并参与放贷的地下金融机构。第二年，苏索性疏通关系，办了在当地赫赫有名的“东风城市信用社”，把由他事实控股的私家银行正式“开门营业”。记者在温州鹿城区检察院看了刚刚结案一年的集资案案卷，“(苏)利用公众对信用社的信任，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采用还本付息的方式，以企业名义向公众非法集资，截止到1999底，东风集团未还公众存款115326000元”。温州检方人士介绍，这笔钱被苏用于投资深圳中南大厦，“亏死了”。

苏方中出事，并没有引起太大震荡。知情人说，“有太多不便声张的地方”。苏方中这样一个毫无金融知识的人如何能当上一家规模不小的城市信用社老板，“非法集资”又如何能十余年而不动声色，个中微妙不言自明。他和记者讲的一个例子可作佐证，“1995年，苏投资的中南大厦封顶时，温州一位领导带了92名政府官员，包了架飞机去深圳”。而资本投机的风险，本身也是机会主义分子下注的筹码，全盘皆输不足为奇。记者在浙江的采访中接触过大小20多位民营企业主，发现在这个圈子里面，类似苏方中们的故事所有人耳熟能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