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贪官权力场

吴庆五让道

对多数河北官员而言，吴庆五算得上是一个神秘的人物。1990年7月，做秘书的吴庆五与其领导一道，从河南调至河北。事实上，大家不是没有注意他，他所服务的领导位置的显赫性，决定他同样被广泛关注。而且，他并没有带家属到河北，“因此一日三餐，他基本上都在省委的小食堂里吃饭”。当时河北省委的一位负责人说，“大家与他接触的机会也是很多的，但看上去他的性格比较内向，所以基本上没有太多人能够真正了解他。”

后来，多少有些出人意外的是李真接任了他的位置，不少人回忆说：“当时，好像只有他们两个走得比较近。”

吴庆五的神秘性，更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他只在河北省政府呆了不到两年时间，随即“下海”，从河北省权力系统里淡出。当时的河北省组织部负责人向记者回忆说：“吴庆五下海，好像还是河北省的第一例。”吴下海时的身份，不仅是秘书，同时也是河北省政府办公厅副主任。由南而北的市场经济风潮，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的河北，一般人更看重的是位置的安全性，吴庆五的“（副厅）位置”足够令人羡慕了。即使在“免掉吴庆五”的省委常委会上，吴庆五“离开”的理由不是下海而是“另有安排”。从后来河北衡水市人民检察院的起诉书看，在吴庆五“另有安排”之时，吴已经将自己办理成了香港地区公民。有趣味的是，在这份起诉书里，对吴庆五身份的界定是：群众（自动脱离中国共产党）。

检察机关一位官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吴庆五后来自己解释的理由是，对官场的厌倦。”这位曾参与过吴庆五案的官员从他对吴的接触中分析说，“不过，在他的言词中，多少也有一些对他所服务的领导的不满。”

多数河北省官员向记者叙述吴庆五，其资讯来源主要是一份流传在河北高层的“内部参考”。在这份材料里，吴庆五坦陈：“早在河南省政府工作时就有离开官场的愿望。”离开官场时，吴自述“做秘书这么多年，由于能力、水平限制，没做好”。吴庆五的这段自述强调的是：“（下海前）从政十几年，扪心自问，没做亏心事。”但有心人将吴的自述放在一个现实的背景里揣测，“能力与水平限制”就未必完全是自谦。

记者手里的一份材料描述了吴庆五的简历：

1954年10月19日出生；1970年初中毕业；1971年1月至1976年2月在南京市汽车修理厂工作，1974年提拔为车间主任，1975年参加南京市青年干部学习班；1978年6月至1984年3月任南京市委常委会秘书；1987年6月至1990年6月任河南省省长的专职秘书（正处级）；1990年7月至1991年底任河北省政府秘书，其中于1991年11月任河北省政府办公厅副主任；1992年6月30日去香港办理移民定居；1993年8月17日离开河北省政府办公厅。

简单地从简历上来分析吴庆五的“能力与水平”不可能得到有价值的答案，知情人指点说：“如果注意吴庆五与李真的交往，或许更能得出接近准确的结论。”许多人将吴庆五与李真的交好看作是“外来户”与“坐地虎”的联袂，但这种结合立即显现的结果之一就是，吴庆五看到了自己“能力与水平”问题。在那份内部材料里，吴庆五解释说为什么推荐李真，最重要的原因是“政治上极度需要，如要与‘上层’拉关系”。多数人向记者谈论起吴庆五，都坦言，在这方面，没有发现吴的“特殊能力”。而吴庆五当时接触到的李真，“他（李真）拿出一张不知从哪里弄来的随着‘义父’看望中央某领导的合影给我看”。许多人相信，李真的这一套手法，确实能唬住很多人。有知情人分析说：“在当时，这当然也可能是吴庆五推荐李真很重要的原因。”

显然，以吴庆五所在位置，想要离开远非普通人想象那样简单。  吴庆五后来坦言：“我下海前，有人就对我说，‘搞政治是需要资本的，你下海挣钱，我同意，再说用你的钱，我也放心’。”向记者转述这段内容的知情人士分析说：“李真想得到吴的位置确实会鼓动他下海，而且李真还说，你下海需要有权人来帮你，李真暗示他会帮吴庆五。实际上，后来李真也大大地‘帮助’了吴庆五，所以在李真还没有得到他想要的位置之前，肯定不会说‘用你的钱’这样的话的。说这样话的，当然是更重要位置的人物。”有此背景，吴庆五下海基本上没有了障碍，而且，“换将”也有了理想的人选。

吴庆五后来面对审讯者并不回避是他推荐李真接替了他的位置，但在现在处境与心境下，吴对李真的情绪差不多是“痛恨”。吴总结说：“他（李真）与我交流的目的，就是要主动靠近我，说穿了是要靠近省主要领导，我被这种假象迷惑了。”如果抛开吴庆五为自己开脱的那一面，李真接近权力的动机与目的性，差不多确如吴庆五所描述。曾任张家口市市委书记的刘善祥回忆他在张家口市时说：“那时李真三天两头往我的办公室里跑。”刘善祥对李真关上了自己的门，后来刘善祥也曾再 三尝试阻断李真的秘书之路，结果没有成功。刘善祥对李真的评价是，“聪明够了，可靠性不够”。从现在的结果看，刘的判断并没有错误。

李真上道

在讲究含蓄与退让的权力系统里，李真的直接明确，特别是这种“直接明确”往往与非法与贪婪相结合后，给人留下的印象之深，当事人多年过后仍然难忘。河北省政协一位重要领导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着那期以《李真：秘书的权力》为封面报道的《三联生活周刊》的李真照片很生气地说：“他真不是个东西。”

这位老领导对李真印象的起点还在十多年前。“90年代初，石家庄有一个糖酒交易会，我的两个江苏老乡在国际大厦开了一个招待会，看节目时我们坐在第一排，我的一边是空的，另一边是当时的一位副省长。后来李真径直走过来，就坐在了我的边上。我很奇怪，看了他一眼，他毫无表情。”对“高位”的“占坐”，并非这位老领导生气的理由，重要的是他注意到的这个秘书，在稍后又被自己的两个“江苏老乡”所指责，“他们（两个老乡）找到我，说李真太不像话，他跟我们要了好多酒、好多烟”。这时候的李真，刚刚成为一位副省长的秘书。

后来的李真并没有消除他留给别人恶劣的第一印象。1999年底，李真差不多已经坐大河北，许多人对他取附势之态，河北省政协的这位老领导却采取了一个相反的姿态。当时人民大会堂举行一个庆祝会，他坐在第一桌，很多人过来打招呼，其中包括国家税务总局纪检的负责人，“我第一句话就说，那个李真你们不查一查？”三个月后，这位纪检负责人来石家庄参加河北省原省委书记邢崇智葬礼，又碰见这位老领导，他明确地回应说：“你说的事已经落实了。”

细算起来，此时离刘善祥尝试阻断李真的“河北第一秘”之路已经过去了7年。

与刘善祥同时代的河北省委、省政府的一些主要负责人，这些人在当时都位高于刘，他们接受记者采访时，评价刘善祥共同的用词是：“正直。”时任河北省纪委书记的刘善祥想一开始就将李真进入省委的路挡住。

李真与吴庆五“交接班”时，仍然在河北省政府，大约半年过后，也即1993年元月，李真所服务的领导将升任至河北省委，这样李真就将成为“河北第一秘”。刘善祥找到李真的领导，表示李真可能未必合适做秘书。刘当时的印象是，即使这位领导也听信了李真是“某老干部儿子”的这种说法，对李真知根知底的刘善祥当然作了充分的说明，但显然没有得到明确回应。

更多人注意到吴庆五与李真“交接班”有违常理。当时的省委组织部负责人告诉记者：“一般的组织程序对此虽然没有明文规定，但也有相应的规范，重要领导人的秘书由办公厅推荐，组织部考察，而不是由领导自己挑选。从最开始的吴庆五继续跟随，到吴庆五和李真及其领导三人自己决定，他们打破了河北领导干部一直以来的做事准则。”吴庆五与李真的“私相授受”显然在当时的环境里非常出人意外，也非常令人瞩目。

刘善祥回忆说他有三次与李真领导直接沟通李真是否有资格与能力做秘书一事，而且最后一次是涉及到一笔5000万元贷款问题，这一问题在后来的起诉书里被确认。不过，刘得到的回应是：李真将一份批示退交刘的秘书，这份批示写道：“我身边的工作人员，每逢调整职务，总有人说三道四，不予理睬！”这一“回应”的特殊之处在于，一个讨论李真问题的材料，最终却由李真来退还。事情的发展，已经远出一般人想象。

也在此时，李真不满足自己还只是“正处”，于是办公厅出面开始考察。这时组织部负责人也加入了反对之列。这位负责人接受采访时说，当时已经接到反映李真的材料，但这些材料显然无法阻挡李真的升迁。也有人做过她的工作，但她依然坚持。这位负责人最后选择从人事方面的惯例提出不同意见，“李真正处级任职时间过短，只有一年零五个月”。多数人的狙击，仅仅使李真的“副厅”位置耽搁了一小会时间，在刘善祥被免职后，李真的任职通过了。

已经升任省委副书记的这位组织部负责人，虽然当时还兼任组织部工作，但人事工作权限却被收回到上面。有熟知组织人事工作的人士分析说：“一般情况，是组织部门拿出人选方面，常委会讨论，然后确定。”知情人介绍说，河北省过去的规则是，重要人事任免，常委一定会事先有相对充分的讨论。但人事工作权限的收回，结果便是，“第一个方案就是最主要负责人的意思，常委的讨论便显得没有意义与价值了”。

再稍后，那位已经升任省委副书记的组织部负责人也被交流出了河北省。这位已经离开了河北的领导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她现在工作的地方虽然离河北非常近，但却再没有回过河北。她感叹说，“以人划线，真是要不得啊！”有知情人向记者解释“划线”一说，是河北两任最主要的负责人用人的“线”，“前任的人”甚至得不到后任最基本的信任。那位政协的老领导向记者表示，“我是不站排的人”。他自述曾向一位当事人说了一句“很傻的话”——“你们这些高级干部这样弄让我们很尴尬，就像爸爸妈妈闹离婚，问儿子要跟哪一个一样。”当时从外省调来河北的一位副省长对此也感觉甚深，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形容这一做法，用了一个当下比较流行的词语，“不正势力”。

在这种境况里，许多正直，而且对李真知晓根底的领导正当的反映意见都被阻断，有知情人分析说：“那种特殊的现实环境，容易使信息的理解发生偏差。反对者的正确意见可能被错误地理解。”这是解释李真得到赏识的原因之一。

记者曾与刘善祥讨论过他对李真的意见为什么未受采信，从刘的身份与为人作风来看，他对一个秘书任用的意见，未必会被误解成与“与人划线”相关。而普通的一个秘书选择，为什么会如此决然？这一问题是记者采访过程中向多数对象所共同询问的问题。比较倾向一致的答案选择是，李真难辨真伪的上层关系起了作用。比较知晓内情的人士分析说，在李真接任之际，正值其领导能否从省政府完成向省委过渡之际，当时不是没有竞争者，这也确如吴庆五所言“政治上的极度需要”的时候。很多人向记者表示他们相信李真居间起到了足够作用，“至少他的位置比较方便操作”。如果研究李真的起诉书，会发现他受贿的时间起点是他就任省委办公厅副主任，也即1994年之后。一位重要的知情人提请记者注意，有一笔5000元的贿赂并没有进入起诉书。在关于李真的内部参考上，李真对此的叙述是：一位很有名气的国营企业厂长以我在北京联系面宽，需要花钱为由，送给我5000元人民币。李真自述退还时，“那个厂长非常生气，流着眼泪说我瞧不起他”。这位知情人分析说，后来李真就没有收过5000元这么“小”的钱，以此来推测李真收这笔钱确实可能正是他需要广泛联系北京关系的时候。已经接任了吴庆五的位置，李真的北京联系，显然与自己个人位置的关系不再那么重要了。那么这时候到北京会干什么呢？如此分析，虽然是比较普遍的认定，但叙述者另外还有一层限定，“都这么说，但你要我像公安机关那样拿出证据，我没有”。更多的人则是通过李真被如此重用来反推他在那段非常时期可能起到的作用。

总之，很迅速，李真坐稳了那个曾经是吴庆五的位置。

李真还情

至少从结果看，吴庆五与李真的“交接”背后，有着一笔数目巨大的交易。只是目前没有证据来证明，在这一交易过程中，是李真更为主动地给予回报，还是吴庆五因为付出而索求回报。

无论是李真的起诉书还是吴庆五的起诉书，对这一过程都有非同一般细致的描述。仅从起诉书的描述看，这一过程完成的巧妙、通过的关节之复杂，看上去很难想象是一个仅仅进人权力系统做秘书两年左右的新人之手。

1992年8月，李真得知省财政厅有500万的外汇额度消息后，告知他商界的朋友张某某。张的反应是：外汇额度能赚钱，一定要争取过来。李真的曲线选择是，与张家口卷烟厂厂长李国庭联系，让李国庭写报告申请500万美元的外汇额度。随即，李国庭的申请写了，也被批了。李真带张某某找到省财政厅说，东租冀办（即张某某负责的办事处）是张家口卷烟厂的代理商，500万外汇额度又从烟厂转移到了张某某手上。外汇额度有了，剩下的问题是解决调汇资金。李真与张某某的选择是，以东租冀办名义，给省政府写报告，申请6000万元人民币贷款。此时，李真已经接任吴庆五的位置，直接将报告送省领导批准。拿到了报告，李真将电话打到河北省人民银行，直接找行长。结果银行稍有改变，将贷款对象调整为张家口烟厂，同时将贷款规模限定在5000万元。李真再次打通张家口烟厂李国庭。仅一个多月时间，东租冀办先后用1:5.514（调汇汇率：1美元兑换人民币5.514元）与1:6.465的价格调出500万美元。而当时的市场调剂价为1美元兑10元人民币。空手而出，仅以一个秘书之位来组合权力资源，李真这一手赚回的差价是2000万元人民币。

在尚在为东租冀办争取贷款时，李真就找到吴庆五，说明500万美元的外汇与5000万人民币的贷款，“你下海后有什么需要，我一定让他支持你”。稍后，吴庆五自己并代朋友先后两次从东租冀办借款2000万元。比较不幸的地方在于，吴庆五自己的1000万元刚到手就玩丢了。在那份内部参考上，吴庆五自述道：第一笔大生意就是李真从张某某处给我“借”的1000万元，我把这钱打给了一个香港老板，想联合做液化气生意，没想到却被他骗了。有意思的是，这个香港老板开始的诱饵是：“我给你1000万元，你可能不要，干脆我们一块挣钱。”吴还让他写市场调查报告，市场报告出来了，回报率50%，当吴把钱打过去后，什么都结束了。

吴庆五可能并不知道他给了李真太过珍贵的东西。李真后来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权力就是金钱，我曾说过，拿1000万元钱，我也不换这个位置，因为这个位置，就是滚滚不断的财源。逢年过节，看我的排着队，他们仅给我儿子的压岁钱，每年少则几万，多则20万元。”

从这一事件的进程看，李真并未将这倒汇的2000万元差价完全看作是还吴庆五的“人情”。稍后，李真便找到张某某与吴庆五，商量如何处置这笔钱，李的建议是“三个人平均分配”。后来张某某在经历了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等过程后，提出一个很“大度”的解决方案，即借给吴庆五和其朋友的2000万元不再归还东租冀办。这笔被检察机关认定为贪污的2000万元，吴庆五后来付给李真的回报是：“15万美元、10万元人民币和位于北京市低压电器厂宿舍楼的商品房一套（价值51.671万元）。”

当时即注意到这笔贷款的不正当性，并再三追查其下落的省纪委书记刘善祥，现在回想说：“李真在此事中所发挥的‘能量’之大，实在‘惊人’。”事实上，当时有关方面即已发现东租冀办的张某某挪用公款，而且有逃逸的嫌疑，于是立案批捕。捕还是不捕？李真利用政法委书记与纪委书记权力交叉部分做文章，结果检察机关最终也未逮捕张某某。即使严肃的起诉书，对此也有描述。

这一时期，如果综合各方面的材料看，李真确实需要“办理”的事务不少，一方面动用各方关系调汇；另一方面又要解决调汇带来的张某某的司法麻烦；再一方面还要为自己“副厅”的位置进行搏杀，而追逐这一位置所面临的反对几乎是全方位的。从结果来看，这种种问题都让李真从容解决。多数采访对象在形容描述他们印象中的李真时，对其“权力经营”的能力都表示了足够的惊讶。

权力经营

调汇、贷款、摆脱调查与追逐“副厅”，是李真最初的惊涛骇浪，结果李真平安渡过。甚至当时副省一级的官员多数都觉得李真的秘书之位，依当时情势，可能只是“代理”几天而已，但结果他们向记者坦陈，“看走了眼”。此后能够对他形成挑战的力量至少不再明朗。

李真的张狂，河北权力系统内流传的一个说法听起来会觉得很夸张。还是秘书时的李真要随领导一道出外调研，警车、随行车队与各种陪行人员都准备好了，但大家一直等待着，时间等得过久，大家才开始观察到底是等谁。这时李真披着一件军大衣晃晃当当走了过来，他的领导当然面有不快，质问道，“为什么这么晚？”李真的回应，有两种说法，其一是，一言未发，掉头上了另一辆车；其二是，“吵什么吵？”总之，李真的态度更像是上级。

据此类说法，有关人士分析其间的权力流变，甚至认为，后期的李真甚至达到能够控制他领导的状态。更知内情的人士并不完全这样认为，从一系列的迹象看，李真自己也清楚他张狂所借助的权势，未必是一直可以依赖的。

刘善祥注意到李真到了河北省国税局任副局长后，他的河北省委办公厅副主任的位置仍然被保留着。这种“两兼”身份，当时的组织部长认为并不合规矩。过去的惯例是，副主任一级官员被免职，是要经过常委会的，但由于人事大权上收，在讲究含蓄与退让的权力系统里，李真的直接明确，特别是这种“直接明确”往往与非法与贪婪相结合后，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这一款被取消了，也即这一级别免职不须经过讨论，因此李真的副主任之位，“也就无人过问”，一直被保留下来。

这种看上去似乎是无意识的结果，实际也是精心运作的结果。吴庆五后来坦白说：“李真跟我讲，他被推成河北省、国家税务总局的‘双料’后备干部都是他自己运作的。为了保证上面考察他时能成功，他给下面一个个人做工作。”有熟悉这一过程的相关人士向记者分析说，李真真正的势力基础在河北省，但整个河北省的权力系统对他的所作所为都十分厌恶。在这种环境里，他选择脱身而去自然是“理性”选择。但相对“精彩”的是，他运作保留了省委办公厅副主任之位，这一位置使他转身变得非常容易，进可以回到河北省，退可以留在税务系统发展。这一分析未必完全是揣测，就在李真任国税局副局长后期，也即他可能升任正局长之前，关于他的职务问题又可能有新的变数。当时河北省可以参与人事决策的有关人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当时）有动议将李真从税局系统调回，任保定市委书记。”如果这一动议能够成功，最关键的前提就是李真仍有省委办公厅副主任之位，而这已被李真事先所“安排”。当然后来李真回河北的动议，因其推动者位置也将不保，随之灰飞烟灭。

从另一层面看，李真保留省委办公厅副主任之位，也多少可以使之发挥其“罕见”的权力运作“智慧”。为此做证据的是杨益铭的故事。

河北省邢台市人民检察院起诉书里概括杨益铭：“利用职务之便，大肆索要和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共计：人民币112.836万元。”杨先前的身份是河北省委办公厅副主任兼省委督查室主任。一般人更为注意的是这个重庆涪陵人多才多艺的一面，他的律师，北京法大律师事务所律师周国均说：“毕业于清华的杨益铭，是个才子。”不过，转入案情后，周律师也说：“正是因为‘才’，导致了他的牢狱之灾。”杨益铭之案，最初的起点是中纪委接到举报，指认爱好摄影的杨益铭收了别人送的两个镜头，价值5万多元。从镜头开始，一查，最后检察机关提出公诉的材料表明，不只是区区两个镜头，而是19笔受贿。

在河北的权力系统里，杨益铭也是比较引人注意的人物之一。被注意的理由是，他是从北京调来的干部，这一身份使他既不是河北成长起来的干部，也不像吴庆五那样有江苏背景。有精通此道者，向记者的分析仍能寻找其“前世今生”的人物关联方向。杨益铭在中央某机关工作，其间曾到河南查过案件，查办结果是“（案件）并不成立”，这一结论对河南方面的当事人是一个最利好的结论，因此河南方面的当事人给予的回报是：你可以调到河北来工作。未来的“副厅”在那时已经被预支。

大约在1994年，被预支的允诺开始兑现。当时的组织部长接到北京方面的一个条子，大意是：为了加强河北反腐斗争，河北主要负责人与中央（某）机关同意将杨益铭调到河北，任监察厅副厅长。这一精神很快成为组织部门的实际工作运转，稍费周折后杨益铭的材料到了河北省委。当时的组织部长在接受采访时称，她还没有来得及看材料，就又接到中央机关的电话，要求将材料退回北京。事后有关方面给出的解释是，“杨益铭不能提拔”。这一判断当然也传达到了河北方面主要的负责人那里。

很偶然，曾经的允诺意外落空了。熟悉组织人事工作的有关人士解释说，纪检监察干部的调动，比一般干部调动更复杂。中央和地方沟通好了，上面要调人下来，必须经过的一道程序是，下面要先打报告给上面，并指明给调来的干部什么位置。河北方面的报告刚刚上报到中央机关，河北省来了一些外地人，点名要求找监察厅杨（益铭）厅长，结果让并不知道这背后组织程序的有关人员很觉意外。杨益铭之所以被“卡”住，有深知内情人士透露说，主要因为杨炒股，又未向组织说明。因此，他的升迁报告一到中央机关便引起众多议论，结果被迅速地收回决定。

这是一个令双方都觉意外与尴尬的结果。本来在北京已经呆得很觉不顺的杨益铭，知情人分析其境况：“现在更难呆了，但是，离开北京，到河北的路似乎也被堵死了。”结果，李真为这一困境解了套。

李真的运作手法是：直接由处级位置平调到河北，进入省委督查室，然后将督查室升格为副厅级，级别位置等等问题因此而解决。杨益铭进入河北省之际，也是李真即将进入税务系统之时。有观察者注意到，杨受审时的职务是“省委办公厅副主任”，这同样是李真的职务，因此，也有分析认为，杨可能是李真未来的“后任者”。

李真因为有此运作，所以无论是李真本人还是其他的观察者，都认为李真杨益铭是“同一战壕的战友”。事实上，至少在初期，这种判断并没有任何失当之处，但后来情势变化了。检察系统参与此案的一位人士分析说，杨益铭后来发现，在河北的权力结构里，他与李真几乎无法形成竞争格局。有趣味的是，李真也并未将杨益铭视为对手，但后来双方仍然关系交恶。杨益铭的起诉书里所呈叙的事实是，河北下面官员为着保位置，托请杨益铭将10万元送给李真，李真拒绝，而杨益铭自己便收下了。知情人补充了起诉书所未能呈叙的后半部分事实：李真后来也碰见了想送他钱的官员，送钱的官员自然曲折问询李真收到没有？事情穿了帮，关系破裂。权力系统里种种关系的亲近与疏远，有关人士说，其间的戏剧性也很强。

即使在同一权力结构体系内，彼此关系也未必完全像李真援手“救助”杨益铭这样单纯，其间的搏杀，同样足以令人瞩目。

李真在正处级的位置上呆了“一年零五个月”即被开始讨论提升为“副厅”，接下来，李真最现实的位置追求当然是“正厅”。从结果来看，李真是在税务系统解决了自己的“正厅”级别，但当时还有一种选择是，回河北省去到保定市解决“正厅”级别。但对于李真的可能而言，并不只是这两条路。有知情人分析说，以李真所在的省委办公厅而言，更直接的晋升途径是，当上省委秘书长，成为常委进入班子。但现实的环境是，这一位置对李真而言，可能最为困难。当李真正为自己的“副厅”级别搏杀时，这个位置已经有了人选，而且坐定了。不过，最后结果是，这位置上的官员又被交流出了河北。

一位比较高级别的河北省领导解释这一结局，其故事非常传奇。在北京开会期间，这位秘书长很偶然与他的领导，在不同时间里乘坐了同一辆的士，撞破领导的情事，也因此遭此结局。更合乎逻辑，也是多数人的解释是，李真运作的结果。这个位置于他而言，更美妙，当然需要排除障碍。

场的效应

将石家庄市长张二辰与李真联络起来，是多数河北官员能够指认的事实之一，相对普遍的解释是，李真在里面“咬出”了张二辰。但其事件的戏剧性又远非如此简单。曾任河北副省长的一位官员描述的张二辰结局，主要的不是“被咬”，而是“自投罗网”。李真被“双规”后，张二辰“一天竟四次给李真的原领导打电话，询问李真的情况，结果被注意到了”。

故事到此还没有结束，记者采访这一批案件的律师时，他们都很紧张，其原因是，张二辰的律师“出事了”。张的第一个律师倒霉在“张二辰家人”身上，他把证人证词泄露给张的家人，据说张的家人凭此去质问证人，并“做了一些活动”。这个律师不仅辩护不成，而且因泄密而被关了四天，放出来后“被监视居住”。因此这个插曲，张的第二任律师选择了北京律师。前一个律师的“事故”当然容易在业内传播，因此北京有关领导对此案很重视，“亲自跑到河北指导律师的工作”，结果在下雨的返回途中，出了车祸。这种种背景，又加剧了有关当事人的谨慎。记者后来找到在基层做官员的张二辰的儿子，他要求“与律师谈一谈后再决定是否接受采访”，结果当然拒绝了采访。

李真的律师王强向记者证实说，舆论描述的张二辰向李真“行贿3.5万元和1万港币”，在起诉书上没有体现，“（因为）在情节上很难构成行贿”。法律上没有认定为“行贿”，并不意味着张二辰与李真的角色关系不存在。

河北省政协的那位领导，在更早一些时间就注意到张二辰。当时在正定县，张二辰还是学生，是学生造反派骨干，但他的那一派很快失势了，后来张二辰“卖起了猪肉”。曾任河北省副省长的那位领导还注意到张二辰曾支援过西藏，但由于身体不适只呆了一年就回到河北。再后来张二辰被注意时，他已经是石家庄市副市长了。河北省一位纪检干部在接受采访时说：“张二辰虽然在行事方式上与李真的领导有相似之处，但并未得到赏识。”在由副市长至市长的这一跨越过程中，张二辰“借助了李真这座桥”，完成了个人升迁。

再后来，在那份内部参考里，吴庆五总结的李真，其判断是：“李真是一个拿政治当生意做的人，他索贿、受贿的公式是：

特定位置＋政治情报＋人事消息＝牟取利益。他利用自己在省主要领导身边工作的特殊位置，把省领导用人说成是自己的意见，他把常委会用人方案在第一时间透露给当事人，然后讨好对方，自然会获取利益。”

从现实的层面看，吴庆五的描述未必不准确，但更多权力系统里的人士描述李真，并非这样“被动”，而是更主动。他的“控制力”被形容的十分强大。即使在张二辰的升迁过程里，更多人相信是李真主动操作的结果。李真的位置以及他自己营造的权力场，基本上把可能“被动”的操作，变成了主动的“形象”，随后形成的效应，已非单纯传播消息那样简单。

在李真空手调汇并贷款5000万元解决调汇资金之际，被反复利用的一个角色是张家口卷烟厂厂长李国庭。张家口卷烟厂曾经是河北省利税第一大户，其厂长李国庭也被称为“中国四大烟王”之一。在李国庭帮助李真调汇、承担贷款方责任之际，他已经66岁。很多人并不理解他为李真、一个小他36岁的秘书而如此奔波的缘由。对此相对直接的解释来自刘善祥，当时刘已经耳闻李国庭种种不妥之事，因此向有关方面建议让他“体面下台”。李国庭显然恋栈之心非常强烈，他需要活动所有关节，以求保位，李真自然是重要选择之一。但更知情的人士分析说，以李国庭江湖耳闻目睹之丰富，他当然比别人更明白“投资”权力的重要性，由此来理解他为李真的所作所为，自然就简单了。李国庭的选择，后果之一是在随后的各种场合里，相关舆论是，“只要身体好，就可以干下去”。另一种后果是，李真权力场的效应被强化，“对李真的‘投资’，显然是一个合算的‘投资’”。

李国庭后来还是因为涉嫌伙同副厂长侵吞国家资产而被司法机关所注意。更有意思的是，曾经写过河北烟王《罪与罚》的作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非常直接的判断是，“（李国庭）是文学创作不可多得的人物。”为此作证的是李国庭的逃亡经历。1998年4月，72岁的李国庭风闻上面要动他，开始了自己的逃亡生涯，历时整一年。作家叙述说，在风声最紧的时候，李国庭就呆在石家庄，他的住所离省纪委、公安厅与检察院都不远。据说，李国庭的理论是，灯下黑。在石家庄期间，李还化妆到检察院门口观察形势。观察后他“估计差不多了”，就转移到了廊坊，住在一个寡妇家里，并且经常化妆出去买菜。后来李国庭感冒了，对寡妇说，我要走了，我不能死在你们家。寡妇很受感动，动了感情，当晚两人就同居了，随后寡妇又把李国庭以未婚夫的名义送到老家。结果，大家还没有看清这个老头子的模样时，他被捕了。

多数人对李真的“投资”，培育了他的权力场的效应，但另一种结果就是，这个权力场也因介入的人多而变得脆弱。李国庭被捕后，李真成了他交待的重要人物。随后的一系列结果，由此开了头。

进入李真权力场所获得的尊荣，相信对多数旁观者而言，也是足够令人沮丧的事实。几位曾任河北省委副书记，副省长的领导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都提到了在这一系案件里可能从案情看是最微不足道的王福友，河北省驻京办主任，一个从张家口团市委调至石家庄的年轻干部。“我们到了北京，他甚至都不跟我们见面。”但王福友的架子并非一直端着，“一把手去了，听说他直接在高速路口边上等着”。几位河北省高级官员形容王福友，“典型的拍马屁抱大腿”。从起诉书看，王福友牟利的圈子，仍然是李真、李国庭、杨益铭等人。只不过比较而言，王福友相对“后进”这一圈子而已。

即使对李真而言，目前他所形成的格局，似乎并非是他所想象的终点，在回答新华社记者的问题时，他总结说：“对我的查处，如发生在五年前，绝不会如此严重；但若发生在五年后，肯定会比这更严重。”新华社记者的问题是，“你的欲望是否与做官时间长短成正比？”显然，李真给出了一个最肯定的答案。

李真之贪

1.1995年10月至1998年12月，先后4次收受请托人北京王某人民币305万元。

1995年10月，应王某请托，介绍将唐山某大楼1000万元的装修工程交给北京某装饰公司承建。收受人民币15万元。1996年下半年，将此款存入新加坡银行。

1996年8、9月份，应王某请托，将河北省国税局北戴河培训中心工程交给王联系的施工单位，两人商定按工程造价的6%提取好处费，各得一半。王提取中介费人民币170万元，送给李真人民币75万元。李真将此款存入香港渣打银行。

1997年9、10月份，应王某请托，将河北省国家税务局承德培训中心工程以议标形式交给海南某公司承建。王某送给李真共计人民币170万元。李真将此款存入香港渣打银行。

1998年12月份，应王某请托，给衡水市国税局局长打电话，在其直接过问下，衡水市国税局将培训中心人民币1500万元的工程交给某公司承建。王某送给李真人民币45万元。李真将此款存入香港渣打银行。

2.1994年初至1996年初，李真先后两次收受秦某人民币150万元。

1994年初，应秦某请托，帮助广西北海某房地产公司借款172万美元。当事人送给李真人民币50万元。李真将此款存入香港渣打银行。

1996年初，应秦某、曾某某请托，将河北省税务系统1800万元的税务数据采集器项目交给深圳某电子公司。项目完工后，该公司经理先后汇入指定的天津市开发区新天地开发有限公司账户人民币136.5万元和63万元。1997年下半年，李真用其中100万元从北京市华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购买公寓住房一套。

3.1994年12月，张家口市烟厂厂长李国庭（另案处理），为了得到李真在政治上的支持和帮助，在石家庄市白楼宾馆送给李真5万美元，李真将此款存入香港渣打银行。

4.1994年初至1998年下半年，应河北省政府驻京办事处主任王福友（另案处理）、商品部承包经理赵伟（另案处理）请托，通过张家口市烟厂厂长李国庭为赵伟批紧俏香烟批条，赵伟用这些批条，进行非法倒卖，从中牟利。为了感谢李真帮忙，赵伟自1994年至1998年先后送给李真人民币60余万元。李真将此款存入香港渣打银行。2000年初，李国庭案发后，李真害怕其罪行败露。退还赵伟人民币22万元。

5.1994年初，李真让秦皇岛中兴电子有限公司经理张铁桥（另案处理）为自己办理一张信用卡，供他个人消费使用。截止1999年初，李真共用此卡消费人民币99544元。199，年8月，被告人李真在得知纪检机关调查他个人问题时，为防止事情败露，退给张铁桥人民币10万元。

6.1995年初至1996年底，应河北大野集团总裁卢鹰（另案处理）请托，通过河北省两家分行分别为其贷款1500万元与1000万元。1995年4月份，卢鹰为李真办理长城信用卡一张，李真共消费人民币19440.55元。1996年2月13日晚，卢鹰以过年买东西为由，送给李真人民币10万元。

7.1995年11月份，应石家庄市半边天健品公司经理刘建忠（另案处理）与港商程某的请托，筹建中草药牙膏项目解决资金，在李真的协调下，石家庄市两家银行分别贷给半边天保健品公司1500万元与1000万元。刘建忠送给被告人李真2700美元。

8.1996年6月，河北省政府驻沈阳办事处主任许建恩（另案处理）通过李真调入河北省国税局，任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1997年11月调任承德市国税局局长。许建恩先后送给李真4000美元与人民币1万元。

9.1998年4、5月份，应吴庆五请托，给石家庄市国税局打电话，要求他们让南京某公司参加投标。吴庆五送给李真5万美元，李真将此款存入香港渣打银行。

10.1998年，与秦皇岛市华兴公司经理李军（另案处理）合谋，将廊坊市国税局培训中心人民币3000万元的工程项目交给河北省某建筑公司承建。索要中介费人民币50万元。李真将此款存入香港渣打银行。

11.1998年底，应温州苏某请托，将河北省国家税务局1999年税务登记证制作业务交给苏某。李真以兑换美元为名，向苏尚杰家要4000美元。

12.1999年6月，李真去欧洲考察，北京市李某送其5000美元。李真回国后，给邢台国税局打招呼，邢台市国税局将培训中心工程项目交给季某联系的南京某建筑公司承建，后李真向李某索要40000美元。

13.1993年10月，李真与吴某多方活动，将已被立案侦查张某的涉嫌挪用公款案撤销。张某获释恢复职务后，李真向其索要凌志400型汽车一辆，价值人民币62万元。1995年8月份，李真将此车以60万元的价格卖给河北大野集团总裁卢鹰。李真将此款存入香港渣打银行。

1955年春节前，张某送给李真10000美元。1998年上半年，李真提出让张某兑换10万美元。李真只付给张某人民币60万元，按当时美元对人民币的汇率少付人民币22.78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