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圆桌(200)

（文 / 赵小帅 包包 薛巍 老板凳）

粗糙的粮食

赵小帅 图 谢峰

以往，北京的大街小巷里有很多铁皮屋子，用作饭馆和发廊，我家附近就有一排，我经常光顾的一家是个卖肉饼的。烙饼、收钱全是一个小姑娘干。我和我女朋友两个人去吃肉饼，一张不够吃，两张吃不了，那小姑娘说，我给你们烙张大的不就行了。肉饼4块钱一张，她弄出的“大号”比原来的足足大一半，还是收4块钱。后来小姑娘的肉饼铺关张了，我总歉疚地想，全是我给人家吃的，那么大的肉饼才卖4块钱，肯定要赔。

肉饼铺子旁边是个卖山西刀削面的，一口大锅，面熟了捞上来浇一勺肉汁，其实就是酱油汁，有点碎肉而已。保证够咸，要不然对付不了那一碗面，一块五一碗，我也经常去，一碗面一头蒜。后来我去山西吃到了正宗的刀削面，连吃三碗意犹未尽。新街口附近有个“老字号”是卖炒疙瘩的，路过的时候我就去吃，据我观察，北京的吃，全是为劳动人民准备的，顶时候，一碗面疙瘩下肚，5个小时不会再饿。卤煮火烧也是这意思，有火烧，有豆腐，有肉，有下水，有汤，能吃一碗卤煮就算改善伙食了。早上起来吃肉包子和炒肝，体力劳动者最需要这么油腻的东西。

上大学的时候，有个低年级的女生来找我讨论文学，我请她到食堂吃饭，那里有两分钱一个的贴饼子，我就买了4个。那姑娘对着贴饼子就没兴趣谈论文学了。还是上大学的时候，有个同学挣了20块钱，要请客，另一个家伙出主意，要去吃涮羊肉，我劝他们，20块钱不够吃涮羊肉的，不如去吃羊肉泡馍。那两个四川小个子就让我带他们去吃羊肉泡馍，西安饭庄的羊肉泡馍，在我看来简直是极品美味，可这两个小子都剩下了大半碗，抱怨我没把20块钱花对地方。

多年之后我收到一条手机短信，说的是：我喜欢你的鼻子，你的眼睛，你的耳朵，可惜我没钱，要不我就会说，老板，这个猪头切一半给我。这也让我想起一次郊外旅行，我在某个县城的街道上第一次看见猪头，它黑黑的，立在案板上，似乎还骄傲着昂扬着，我和它对视良久。对于这些粗糙的粮食，我有一种发自内心的爱。

歌者小雅

包包

书上说：懂音乐的人懂另一种语言。

我认识的小雅懂音乐。小雅的先生韦清是我先生的好友。

第一次见到小雅，小雅刚从音乐学院毕业到韦清读博的大学任教。那是韦清第一次把传说中的“阳春白雪”小雅带入他的朋友圈子。小雅长得很普通，穿着极简朴，静静地坐着。因为不熟，小雅极少说话，只是友好、懵懂地看着每一个人，始终洋溢着置身事外的恬静笑容，极容易被忽略，与叽叽呱呱的愤青韦清刚好形成强烈的对比。韦清想必存心卖弄，那天小雅带来了琵琶。大家老早就听韦清说过，小雅从小学琵琶、唱民歌，便集体起哄。小雅盛情难却，抱起琵琶弹了一首《十面埋伏》，唱了一首《年轻的朋友来相会》。那是小雅当晚最闪光、最有活力的时刻，眼中发出灼热的光芒，脸上流露出戏剧性的激情，与先前的安静判若两人。

之后又见了几次，隐约觉得在小雅的世界里，韦清高攀了。韦清毕业后也留校任教，没多久小雅就嫁给了他。据韦清说，小雅在领了结婚证书的当天，不声不响地整理好几件衣服几本书，抱着她的琵琶，搬进韦清15平方米的青年教师宿舍，婚姻大事就算了结。韦清象征性地请大家喝喜酒，大家都去了，唯独小雅不在。小雅随校团委组织的慰问团下乡演出去了，小雅认为演出比喜酒重要，韦清说服不了她。

小雅婚后两年怀孕，刚巧遇上了高校改革、教师下岗分流。青年教师要求硕士文凭，小雅只有本科文凭，于是待岗在家。当时韦清在学校里不得志，又查出患有乙肝大三阳，加上经济上的窘迫，充满悲观的情绪，终日怨天尤人。小雅依旧早晚练声、弹琵琶，没有怨言，没有牢骚。平时一边收两个学生在15平方米的家中实行一对一的声乐教育、一边复习考研争取再上岗的机会。有时候还挺着个肚子随团演出。

那段时间每次遇见韦清，都只能听他愤愤不平地抨击现实的残酷和社会的不公。作为女人，我特别怜悯小雅，曾私底下问过小雅，这样的生活，真的不觉得委屈吗？小雅的脸上仍然挂着置身事外的笑容，说：“我是看不到生活的阴暗和困难的，否则我无法真心歌唱。”

好在女儿小丁丁出世不久，小雅考上了研究生、韦清评上副教授、又分到了房子。好事接踵而来，一家人的生活和境遇都有了很大改变。韦清小雅刚搬了新家。最近在他们新家聚会，韦清洋洋得意，言语间流落出扬眉吐气的神情；小雅抱着女儿静静地坐着，一如既往地置身事外。临走前我们还发现一个好玩的情景，小雅在卧室哄女儿睡觉时，竟弹起琵琶曲《大浪淘沙》。从小雅那张略显疲惫与苍老的脸上，我又一次看到了初次相见时的激情。

书上还说过，他们过得让人莫名奇妙的幸福，是因为他们懂得另外一种语言，而这种语言是上天赐予人类的，让其度过漫漫一生的精神鸦片。

原来我不信，现在我亲眼所见。

都不容易

薛巍

不知怎地，大学时候给一位老师留下了善于“发散思维”的印象。可是我觉得发散思维对我来说太难了，逆向思维还差不多。毕业论文答辩的时候他说我论文前半部分写的不错，而一位年轻老师说后半部分写的好。我听了很高兴，一个说前一半好，一个说后一半好，加起来就是整篇论文都很好。但是后来一想不对——反过来一位说后一半不好，一位说前一半不好，加起来就是整篇论文都不好。我马上暗自庆幸自己也能通过答辩。这一“反过来”就是逆向思维。

刚入大学，辩论赛正是最时髦的时候，是在班花校花和众情敌面前展示自己学养风度魅力的绝佳时机。于是看到学院辩论队招募队员的海报后马上赶去报名，何况教练是自己哲学系的博士，而且觉得辩论队招收哲学系的同学作队员是天经地义的——古代哲学家孟子曰：“吾岂好辩者哉，吾不得已也。”我们新一代的哲学学子可没他那么遮遮掩掩的——我们就是好辩，我们只在不得已的时候才不辨，只在沉默是金的时候才沉默。可是博士却对我说，以为哲学系是辩论队的天然队员既误解了哲学又误解了辩论。哲学以博大精深慎思明辨来认识世界的探索，而辩论是以口若悬河纵横捭阖来娱乐人们的表演。他拿一个问题来考我：是正方还是反方的立场更容易捍卫？我回答说当然是正方——多么大义凛然，资料好收集，思路好把握。可是博士说：错，这个问题其实等于是发散思维容易还是逆向思维容易，正方需要发散、从不同角度论证自己的观点，而反方的方向非常明确，只要逆向思维就够了。而且，反方如同正在墙角，只一面受敌，正方如同站在屋子中央，四面受敌。我说某教授说我发散思维比较好，正适合更难的比赛中上阵。博士说，拿记笔记来说吧，发散一下，最好的做课堂笔记的方法是怎样的？像录音机一样记录当然是最傻的，择要记录也好不到哪里去。最好的做法是老师讲课拐弯的时候记录，拐弯的时候最少也最重要。我没能通过博士的面试，就学了这一手记笔记的最佳方法。不过还好，博士说哲学系的同学是做辩论教练和评委的料，不过那起码要熬到哲学博士才行。后来看辩论赛，确实看到了不少评委是哲学教授。

一位老派哲学家一篇小文章里说，人和猴子的区别在于人能做到非常冷静，猴子动辄就失去冷静。让猴子去摘高处的香蕉，几次摘不到它就会暴跳如雷（这个词用在猴子身上简直就是直接抹煞了猴子和人的区别），而人不那么容易生气。一位同学看了这段宏论后很受启发地说：有道理，以后遇到难对付的人，激起他的怒火，这并不新鲜，关键是——这叫把对方降到猴子的水平。这是看了人家的文章后运用逆向思维得出的结果，看来逆向思维对我来说也不容易，我就没想出来。

ORE与政治上正确

老板凳 图 谢峰

没事看GRE的考题解闷。数学题和语文部分的类比都不难，做起来也挺有意思。逻辑推理部分不太愿意去碰它，太伤脑筋；语文部分的阅读理解也懒得读，内容乏味无趣。前些日子翻阅Suzee Vlk的《GRE应考指南》，发现了自己的忽略与偏见：在GRE考题中，与类比题的花木兰刘胡兰之类相比，阅读理解是更为出味的东西。该书作者在指导如何对付人文部分的阅读理解时，喋喋不休地强调着这样一个论调：GRE在政治上正确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完美地步。

好心的译者也许考虑到了读者的费解，加了一个译者注：“正确政治（politically correct）是一个很广泛的概念，其中包括人权及各种族平等等一系列内容，但这个称呼含有讽刺意味，多指一味保持正确面孔的僵死教条做法。”

Vlk在书中四五处不厌其烦地强调GRE的“政治上正确”：“……出题人不会说美国黑人、美国墨西哥人、亚裔人或者女人的任何坏话。在如今的‘正确政治’时代，霍屯督人正火，因纽特人备受青睐，人人都好，都棒极了，都是真正的开拓者，都是社会的中坚，等等。哪怕文章说的是一个连续杀人狂，它也许都能找出点好话来说。”（P74）正因为出题者始终在引导着正确思想，所以作者一再强调，要选积极的或者中性的选项。比说在做态度语气题时，凡有sangume（乐观的）、laudatory（赞美）、reverential（崇敬）之类的八九不离十是正确答案；相反，凡有lampooning（丑化）、sardonic（讥讽）、denigrating（贬低）之类的坏话，毫无疑问都应属剔除之列。同时，由于许多文章都是中性的，objective（中性的，不偏不倚的，不持偏见的）这一词也常常用作正确答案。第81页在“要平淡，不要走极端”的小标题下，作者苦口婆心地念叨：“我要反复地强调这点，直到你气急败坏把我掐死为止：大多数文章都是肯定性的（正面的，积极的）或中性的。因此绝大多数的正确答案也会是积极的或中性的那种。出题人不想因说了某人什么坏话而被告到法庭上。因此他们要乖，要招人喜欢，所以你要对他们笑脸相迎，选那些肯定的，好的答案。”如果选择的范围仅剩下两项还拿不定注意，办法只有一个。作者举了个例子：（A） The author hatesdiscrimination.（B） The author issaddened by the discrimination andtries to understand its causes．正确答案是B，它更温柔敦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