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丹审判

（文 / 朱文轶）

黎东明

原广西南丹县委书记万瑞忠(左)、原县委副书记、县长唐毓盛(右)

5月27日下午3:30。一个黝黑瘦小的人出现在南宁中级人民法院刑事法庭的被告席上。他是“7·17南丹矿难”的主角，广西“首富”黎东明。对黎的庭审放到了整个审判的末尾。为了旁听这场庭审，许多给黎东明办过事的民工，从南丹赶到了南宁，冗长的队伍要经过安检门才能进入法院，入场过程持续了将近半个小时。

黎东明说自己“耳朵不好”，不停地让公诉人重复他的问题。

“龙泉矿冶总厂的副总经理、拉甲坡矿的矿长对谁负责？”

“对他们的工作负责，对企业负责？”

“我是问对哪个个人负责？”

“每个人都是企业的成员，我也属于是龙泉矿冶总厂。”这样的对答几乎贯穿了整个庭审，略显空旷的刑庭里的沉闷紧张气氛被或多或少化解。在场的许多人笑起来。看上去这个“广西首富”的确做过教师，叙述过程中声音洪亮、不紧不慢，黎东明心中有数——一方面罪责难逃，另一方面责任肯定不会由他一个人承担。在有意地闪烁他在“7·17矿难”事故中个人责任的同时，黎显然始终在强调这么两点：“龙泉矿冶总厂受县政府领导”、“矿厂的主要利润并非来自采矿，而是后期加工”，一些难以回避的“坳点”被有意识地轻巧带过。

关于黎东明的起诉罪名引起过争议。一位办案人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刚开始，控方想以“黑社会”的罪名起诉黎东明，理由是媒体报道过“黎东明控制了一个叫‘野鸭帮’的黑社会团伙”，而在他的“龙泉矿冶总厂”里发现了写有“忠于龙泉”的企业训条。反复辩论后，这个罪名没有成立。因为专案组专门去了趟南丹，官员们发现，这里并不是一个描述中的“杀人越货”的城市，它所有的只是山和矿，一切围绕财富交易都在这个主题下按照一种约定俗成的东西应运而生：冲突、争夺、失范又在一定程度内自我调整。

除《三联生活周刊》的记者到场外，没有媒体旁听这次审判。与“7·17南丹矿难”所形成的强大舆论场相比，它被多数人忽略。

而由南丹矿难引发的审判远远超出了追究“事故责任”范围。在这场从3月持续到5月的漫长审判中，广西不同级别的50多名官员被撸掉了官位。他们都在“南丹矿”的巨大利润里面分了羹。60多名涉案人员的庭审在南宁、桂林、梧州、贵港、河池等9个地区的法院里进行，一个县城的影响力延伸到了自治区主要地市，仅从这点上，其貌不扬的南丹已经看上去举足轻重。

因为这里蕴藏着天然的财富，对资本而言，它是权力；对权力而言，它也是资本。富饶的金属矿惹了弥天大祸。

从第一个矿脉被发现到因为一起重大死亡事故被社会全面关注，南丹已经这样按照它的自我规则和秩序悄悄演化了几十年。这一切并没有因这场悄无声息的大审判而宣告结束。

在中国更多的地方，同样的变化依旧在进行。类似的矿难继续发生，矿工廉价的生命一次次地被长埋于地下，事故消息往往在很长时间里被矿主隐瞒。

所有矿主背后几乎都有权力支持，地方官们总是与矿山资源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所有的情节一直在惊人地重复着，无始无终。

南丹之变

5月20日，记者抵达南丹当天，听到从南丹县城的东北和东南方向传来巨大爆炸声，群山环绕产生的回响让这种声音迅速在这个不足30万人口的小地方的空气中蔓延。当地人告诉记者，南丹所有私人矿窿被规定在这一天炸毁，南丹全套领导班子、河池地区行署，甚至广西自治区的部分官员都到了现场。“以前也炸过，隔三差五地逢上检查，一批民营矿窿就会被炸。不过整顿一过，老板上下一活动，新的矿窿就又会作业起来。”韦宽学，这个曾经在黎东明的一个矿窿干过事的工头，讲起话来慢条斯理，一眼看不到底的神情，“这次，可能是真的完了”。他叹了口气。

有“南丹教父”之称的杨再勇

相同的表情记者不止一次地在接触过的南丹人脸上看到过。矿山都关了，以后他们干什么，南丹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所有人差不多都很茫然。也有人骂骂咧咧，“矿关了，当然不出事故了，领导的官位保住了，黎东明的钱也都转到美国去了，我们的饭现在谁来管呢？”

愤怒表现得最为激烈的是南丹工商联合会的人，这批人被看成是南丹私人资本的代言者，他们的愤怒是针对“媒体对南丹的歪曲报道”和“全面关闭南丹私人矿厂”的政令。工商联合会会长钟学辉拒绝接受记者采访的理由是要“保护现存的私营企业主们”，他显得非常激动，“安全出了问题可以治理嘛！南丹现在这样，整个河池地区的经济至少要倒退20年。”韦宽学向记者解释说，商会人士激愤的真正原因来自“地位的变化”，在出事之前，南丹政府的主要会议和重大决策都会邀请商会的人参加，他们的建议甚至起到决定性作用，而现在，“他们变得无事可做了”。

5月20日晚8点半，杨再勇与记者的谈话一直到南丹县电视台的地方新闻结束后才开始，因为杨坚持要看当天“炸矿”的情景。不过直到新闻播完，这个消息并没有出现。杨再勇被南丹人背地里称为“南丹教父”——主要是由于他的财富和威望。他因矿起家，发家后用上千万元在南丹盖了幼儿园、孤儿院，声名绝不在黎东明之下。即便目前所有私人矿厂被关闭，杨手上仍经营着两个果场、两个林场和一个药厂。杨再勇没有被列入这次“集体审判名单”中的原因据称是“与官员很少有经济上的直接往来”，而直击南丹之变，杨是有相当说服力的关键人物。

杨再勇在评价南丹变化时仍然无法回避地提及了黎东明，“我起步比黎东明晚5年，我们这些人其实都是跟着他干起来的。1996年，私矿发展到鼎盛时候，矿上的税收占到县里财政税收的70%以上，这些变化从根本上说，是黎东明带来的。”杨比黎东明大15岁，是黎的叔辈，也与黎“前前后后争斗了数十年”，但叙述黎东明时，杨再勇表现出足够的敬服。在他看来，南丹的变化因黎东明而起，很可能，也因黎的出事而结束。

南丹，这是个足以左右全球有色金属矿交易市场的资源产地。

不惟家产过亿的矿主注意到了这个地方。“美国之音”三年前在南丹派驻了记者。究竟国外媒体是因什么由头对这个弹丸之城发生兴趣，我们不得而知。但仅从新闻职业的追逐习惯和思维线索推导，一个蕴藏着巨大财富的偏僻地方聚集了中国最活跃最原始同时又最缺乏控制力的私人资本，大的变数是迟早的。

事实上，因为南丹的偏僻地域、空间阻隔使那里发生的种种信息并没有引起多数人的留意与重视。国家安全生产监督局一位参与“7·17”事故调查与处理的官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这种特殊的“忽视”成为“像黎东明这样的私人资本迅速膨胀和南丹矿难不可避免”的重要背景。

2001年7月17日凌晨3点30分，矿上人所称的“魔鬼时段”——月球对地球影响最大的时刻，81个矿工被压力强大的透水淹埋在了拉甲坡矿海拔负150米的巷道里。8月1日，中央调查组开始进驻南丹，国内媒体的频频曝光才使“南丹”开始成为国内各阶层的人耳熟能详的一个名词。此时离南丹矿难的发生事隔15天，而距离黎东明雄心勃勃地在南丹建立家业成立第一家矿厂已经有了整整15年。

从南宁到南丹没有直达的班车，中途要在河池的金城江换乘。路经河池地段的柳南高速公路是辟山而建，越接近南丹方向，山给人的感觉就越来越紧迫和逼仄。进入南丹，整个县城就索性都被安排在山上，黎东明的龙泉矿冶厂总部和他的住宅也坐落在海拔600米的高度。这几乎是南丹的“地平线”。

这里所有人依山而居。南丹大石山区曾是被联合国认定为世界四大贫困地区之一。当然，这是南丹矿被私人资本发现并大规模开采之前。

两种交通工具在南丹是最常见的。一种是各种进口牌子的越野车，因为从南丹县城到大厂矿区的山路不好走，曲折蛇形、崎岖蜿蜒，越野车的性能往往被需要经常往返于县城和矿区的南丹矿主所看好。另一种是披着帆布的三轮机动车，许多南丹人把它作为基本谋生工具。“7·17南丹矿难”之后，那些往常频繁穿梭于矿区山路的越野车已经很少见了，而在南丹街市间跑动的三轮机动车的数量却逐渐多起来。为了防止争抢生意给城市交通带来的麻烦，南丹县政府给这些三轮车挂了“单”和“双”两种不同的牌子，以限制一天内的车流量。

这样的变化是一个颇为有趣的细节。同样是控制在同一生存空间下的竞争，政府管理交通和城市面貌的能力显然不足以运用于管理矿山开采。对此，新任南丹县委书记伍先华坦陈：“南丹矿的利润大到了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地方的秩序。”据说，一些广东来的矿老板在“7·17”出事后继续在南丹呆了半年，“静观事态发展”，后来看到上面的动作力度后发现风向不对，才纷纷卷资撤退。而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原先在矿山打了十几年工的南丹百姓，也陆续开始“重操旧业”。

十几年处于资本积累与原始成长中，已经逐渐习惯于一种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南丹现在因为资本力量的缺席变得焦灼不安。杨再勇介绍说，由于“7·17”后南丹锡矿生产能力的大幅度下跌，国际锡矿的价位已经有了明显攀升。曾经给黎东明和南丹矿主们带来过丰厚财富的锡矿再次面临空前的利润期，迅速有新的力量开始在这一特殊地域物色最佳的发展契机。一位南丹官员告诉记者，已经和南丹新领导班子达成合作意向的是澳大利亚一家矿业开发公司柏尔顿集团，他们打算在南丹投重资建成一个大规模的锌品和锡矿冶炼厂。

新的矿主尚未入主南丹。巨大矿产资源的诱惑下，各种精力旺盛的资本仍然跃跃欲试。南丹的游戏规则并没有因这场刚刚结束的审判而变更。一个更客观的影响是，黎东明这样庞大资本撤出后留出的巨大空间让南丹的未来看上去更加不可预知。广西社会科院研究员韦学彬强调说：“无论未来格局往什么样的方向变动，经济与政治的多重因素决定了南丹的辐射力绝不仅仅在河池地区。”

南丹矿难发生处全景

黎东明的挣扎

南丹矿业开采引发的生产方式和区域性经济的巨大变动，90年代前后的开采高潮并非是第一次。研究过南丹历史的韦学彬指出，18世纪中后期，矿业经济的开拓曾经引起客家的第四次迁移，矿产资源丰富的广西成为一个重要目的地，但当移民们到了那里，发现谁能控制矿山，就等于弄到了一桩一本万利的买卖。很快，这次大规模的移民引发了争夺资源和生存空间的“土客械斗”事件。80年代初，南丹出现了类似的场景：“大矿大开、小矿放开、远水快流”的政策使这个地区重新面临新一轮的资源分配和争夺。

“这时候，一个具备足够能力的人，往往能够影响一个地区的秩序。”

从90年代前后南丹的一系列变化来看，黎东明显然是具备这种秉赋和影响力的人物。

去年年底，“南丹矿难”的震波稍见平息后，南丹县政府曾有意将黎东明的龙泉矿冶炼总厂让高峰矿和另外一家国有矿接管。但最终结果是，没有人敢接下这个庞大的摊子。因为，按照黎东明的出手，没人开得出那么高的价。黎东明“胆大”、“敢干”的秉性和逐步做大的轨迹在这一件事上可以被较为清楚地看到。比较黎东明和杨再勇这两位“矿王”，多数熟悉两人发家背景的人一致指出两人最直接的不同：杨完全依靠个人资产的“雪球”式积累，而黎的迅速发迹则依赖于大量的银行借贷。正是这种大胆的资本运作使黎东明在不到10年时间内将资产数百倍地翻番，坐上“广西首富”的交椅。评价黎、杨二人结局的不同，韦学彬认为，“在南丹这样的地方，经济与政治的形态远远没有成熟，你越容易成功，就意味着你所面对的风险也就越大”。而身处闭塞的环境中，能如此熟谙市场运作之道，在南丹众多矿主的眼中，黎东明是个天才的资本家。

黎东明最开始的角色是高中教师，但很快离开了这个岗位。之所以“代课教师”的这段历史后来被人广泛地记忆和提及，是因为即便身家过亿后的黎东明在“和善”、“随便”、“朴素”的形象上也更适合这样一个称谓。在1985年到1986年期间，黎东明先后在南丹县银行、经委及拉么矿干过，杨再勇认为，相比之下，这些经历对于黎以后的发展更为关键，“以黎东明为人的品质，与人随和的性格，这两年里结交的朋友为他后来在矿业上的作为打下了基本的人事资源和政治资源基础”。

几乎所有见过黎东明的人都有一致的印象：一年四季永远是一副打扮：解放鞋、粗布袜、的确良裤子和衬衣、中山装，每件都不到20元。南丹县文联主席覃忠杰说，有一次他和黎东明同在一个饭馆吃饭，他亲眼看见黎和两个同事只点了两菜一汤，并听见黎吩咐伙计“一定不能放猪油”，最后，黎把两盘剩菜倒进碗里，“吃得干干净净”。杨再勇为此曾几次数落过黎：“和尚现在都吃肉了，你也该改改了。”黎东明听了之后连连摇头：“我真是吃不了，一吃就吐。”

生活上的算计与生意上的出手，成为外人解读黎东明的发迹史时必定要同时强调的两点。

关于黎东明对佛教的笃信，连杨再勇也很难理解。杨猜测这是黎东明一直挣扎于命运跌宕之中的缘故。在杨看来，黎东明是个很宿命的人。33岁起家，这使得黎对这个数字格外痴迷，以至于他那辆奔驰车的牌照号尾数也选择了“33”，而3:30，正是后来“7·17矿难”拉甲坡矿爆发大水的时间。

杨再勇记得黎在10年前曾经写过一首诗，“福伏祸根余早知，财有害源又何疑？自古创业多艰险，欲为苍生怎惜私！”诗写在1992年，是黎东明在矿厂经营上根本扭转逆境的一年。那一年，黎东明还干了另外一件让人瞠目结舌的事：一次性送给河池地区、南丹县政府有关部门官员20多辆桑塔纳。这让所有的南丹人开始注意到这个从都安过来、身材矮小、貌不惊人的矿老板。“但那件事黎东明心底里是不情愿的，许多时候说到这些事，他一直觉得自己活得不自在。”杨再勇说。

事发现场

膝下无子是黎东明的另一个苦恼。前妻给他生过两个女儿，但巨大的家业无人继承成为黎东明心里一直隐隐不快的地方，也是为了这个，1998年，他和前妻离婚。之后，黎东明在南丹消失了两年。这一段历史，采访中几乎所有的南丹人都有印象，因为很长时间的电视里看不到这位“首富”的身影，但没有人知道黎究竟去干了什么。稍微知情的人了解到的情况是：黎的弟弟黎家德全面接管了龙泉矿冶总厂的工作。

一个更接近黎东明的人告诉记者，这两年的“隐居”，黎东明是“练气功”去了，“一是觉得生意累人，二是想治疗一下他的冠心病”。在这段时间中，黎东明养成了闻花香的习惯。记者后来在南丹城郊黎东明的住宅外看到，房子最南端有一个空车房，6条塑料大管，分两组从房上顺墙而下，在离地一米多处呈倒漏斗状。据说，原来漏斗下面放满了花草，黎东明睡觉和起床前后要闻花香，而卧室摆放的数量有限，就用这种方式通过管子把花香送上卧室。

杨再勇印象里，“1996年以前，黎东明几乎每天都下矿井，后来，就很少看到他下井了”。这段时间的休养对黎东明更致命的影响可能在于，黎对矿上的管理和控制大大削弱，一个庞大却并不牢固的企业中，危险与可能的灾难已经开始若隐若现。

“7·17”事故矿井

做大“矿王”

由一个“矿王”评价另一个“矿王”，这种观察从某种角度上看是很公允和有趣的。在杨再勇看来，与其他大小南丹矿主相比，黎东明“做大”最直接的标志是他所支配的政治资源。在这上面，黎的影响力已经远远超越了南丹甚至河池地区。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在南丹矿难审判的最终材料上，除了在隐瞒“7·17矿难”的责任上有所关联，黎东明在经济上几乎没有与被起诉的南丹四个主要官员万瑞忠(县委书记)、唐毓盛(县长)、莫壮龙(县委副书记)、韦学光(副县长)发生过任何关系。

杨再勇对此的解释是：“1996年，黎东明从各方面都已经足够强大之后，根本没有把这些地方官放在眼里。”在杨的记忆中，县里定期会召集南丹私营矿主开会，但会上从来没看到过黎东明的影子。而从私人矿业发展必须依赖于政治资源这点来推测，黎能够对地方官员如此不屑一顾，显然已经具备了相当的实力。一个更合理的判断是：“黎东明后期动辄上千万的贷款，依靠南丹任何一个官员都是无法办到的。”

事实上的情况与想象恰好相反：南丹官员许多时候必须帮助黎东明办事，黎东明的矿和国有矿打通，“(黎东明)只要知会一声，很快会有官员替他打招呼。”一般的情况是，国有矿不做声气地退避三尺。这种心领神会的合作一直持续到“7·17”事故，同样几乎没有太多商量，南丹官员与黎达成了共同隐瞒事故的协定。

背景与能力是将矿厂“做大”必不可少的两个要素。一知情人告诉记者，1994年，成克杰的儿子携重资来南丹“挖金”，前后干了三年时间，亏得一塌糊涂就走人了。开矿的赢率大约是3%，而如果没有资源支持，机会会更小。这是任何南丹人都心知肚明的道理。

黎东明的第一个矿窿开在1987年。在大山矿的一处，据说，当年黎打进去了3000多米，结果没有出矿，东筹西措的400万元一夜之间泡了汤。这是黎东明开始起步的一年，也成为他最为落魄的一年。“当时，矿上工人的工资完全没法发，过年前，一群工人围着黎东明要债。打那以后，黎东明连续三个春节没有回家过年。”杨再勇记得，一次，黎东明的北京吉普在开往大山矿区的路上突然没油，“那时他连买油的钱都没了，从我的‘双排档’里要去了8升汽油”。“在那种状况下，能走出困境，的确是个奇迹”，杨再勇说。

南丹事故中失踪矿工的家人

客观地看，这次生意上的重大受挫让黎东明充分意识到了依附资源的重要性。1987年以后，黎东明整个经营思路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一个比较大的动作是承包了215地质探矿队和大厂镇政府合资的龙山矿，这是个被大厂镇经营数年后亏空殆尽的老矿。黎东明将其更名“龙泉矿冶厂”之后，对外称他的企业是“三有”企业，“政府有、集体有、私人有”。一位知情人分析说，当时黎东明所看中的绝对不是那个矿，而是那块“三有”的牌子，“有了国有背景，许多事情就方便多了”。

“黎东明在这个矿上投入的主要成本根本不是承包费用，而是给大厂镇政府和探矿队的打点费。”一个很早就到南丹发展，与黎曾有过交往的广东矿主陈文涛向记者介绍，“龙泉矿”的“底子”就是个官商背景的产物，也是从那时候开始，黎东明已经真正熟知了在南丹经营矿业的游戏规则，并将它驾轻就熟地运用。“这次是个尝试，以后，龙泉矿冶厂的规模越大，黎东明所接触政治资源的级别也就越高，经济与权力的结合就越深。”

但在外人看来，黎东明的爆“发”和他1998年以后的“消失”一样，始终是个近乎与“南丹矿难”一样神秘而难以解释的过程，很难有人能真正参透其中的来龙去脉，也很难有人弄清这二者与后来的“矿难”是否有直接间接的因果联系。张宝国是当时参与龙泉矿冶总厂电路设计的一个电力工程师，他向记者回忆说，龙山矿毗邻一个国有矿拉么矿，黎能够迅速之间摆脱困境很可能当时在这里面做了手脚：买通国有矿的人，以打“通风窿”为名来探矿，探到的矿由黎东明来开采，没有探到矿的成本损失由“拉么矿”来背。这是一桩无本生意。而后来的事实在某种程度上也验证了这一推测：拉么矿的几个骨干成员先后加入了龙泉矿冶总厂的股东集团，成为黎东明开拓创业期的“左右手”。

至于为什么这些国有矿的核心人物会在黎东明一穷二白的时候甘心效命于黎，这点杨再勇的解释是：“利益趋动是次要的，黎东明的个人气魄是更主要原因。”

杨再勇说，当时国际市场的矿石行情也是促成了黎迅速“做大”的另外一个背景，1989年，锌粉价格从每吨2800元升到了4200元，铜矿的行情从每吨10000元飙升到了16000元。而当1992年越来越多的私人资本开始加入南丹矿业大军的时候，这个黄金时期已经结束了。“无论从资金实力，还是驾驭政治资源的能力，从起点上，黎东明都已经远远超过了他的同行。”

1996年，黎东明被评为全国“优秀企业家”和“全国劳模”。这时候的龙泉矿冶总厂已经拥有固定资产4.5亿元，员工5800多人，矿石运输车辆近200辆。黎东明已经以绝对的优势坐上了广西矿业的“头把交椅”。

“私人资本在权力经济的模式下运作，迅速膨胀的同时也意味着它要面临更大的风险，付出更大的代价。”而一位现任南丹官员在寻找黎东明的“做大”与“矿难”之间的因果关系时评价说：“如果黎没有做得如此之大，与权力的结合没有如此之深，81条性命的矿难在南丹是很可能被忽略的。”

铜矿(地名)矿区的党办主任对私营矿主在国有矿区大肆开采高含量的105号矿，表示极为愤慨

南丹的财富聚散

在黎东明做大的五六年时间里，南丹已经逐渐汇集了家产在百万元和千万元以上的小型、中型资本者近千人。这使得南丹的消费结构变得很特别，多数餐馆饭菜的价格都标得很高，在南丹广场不远处一家叫“瑶仙苑”的KTV包房，一小时的价格达到了100元。这些消费面对的显然不是南丹的普通百姓。这家KTV的旁边是一幢模样很精致的大楼，架子已经搭好了，还没有装修。据南丹人介绍，这是号称“南丹三雄”之一的华星矿业有限公司老板陈祥生盖的“写字楼”，陈因行贿南丹县委、县矿管部门官员65万元在这次审判中被判了3年有期徒刑。“三雄”的另外两位是黎东明和杨再勇。

财富在南丹这些资本所有者之间的流动变得相当频繁。财富聚散，有人打比方说，像南丹的天气，倏忽突变。

在南丹谋生的矿主与矿工中，除了土生土长的以外，很大一部分来自贵州、广东两省。许多在广东投资挣了一笔的小老板，就拿着资金来南丹做原始性拓荒，进行第二轮资本积累。但最经常的局面是，几百万扔进去，坑挖出来了，矿没看到，最后血本无归。几天后，又来了一拨人，在前面人的地盘继续挖了1000米就见矿了。“只要一出矿，就是每天少则5万，多则20多万元的收入，资本的积累就变得相当快速和便捷。”1995年在南丹开矿的覃水生向记者叙述这些让人瞠目的场面时，语气出奇地冷静，他说自己见得太多了，“南丹的财富聚散，有太强的戏剧性”。

覃水生当时的“邕明窿”位置在南丹大厂矿区的黑水沟，矿名是根据大老板的名字起的，而这个“邕明窿”的老板罗邕明也成了这次南丹审判60多名案犯中的一位，罪名同样是“行贿”。覃告诉记者，他是个地道的小股东，投了20多万元，专门负责打窿的组织和管理。材料采购、外部关系的疏通、矿产效益的统算这些最关键环节，他是无法介入的。顺其自然的结果是，出矿后不久，覃就被排挤出了股东集团。“大股东逐步排挤小股东是私营矿扩大经营规模时经常的事”。这样的方式，在杨再勇叙述黎东明时同样被提到：黎东明在经营稳固之后便开始在他的集团中挤兑小股东，最终将一个庞大的资产统一到他一人麾下。

在这种原始的资本竞争中，财富迅速流向个别资本。“在南丹，即使是同样的资本所有者，小资本和大资本的差别也已经很明显地日益扩大。”

覃水生说，一些做到一定阶段但缺乏新的资金支持的矿主，便开始将工作面“发包”。“发包”，就是将矿下的部分窿道交给一些小资本去开采，出矿后，四六或者三七分成，大矿主要拿更多的那一分。而对多数小资本者来说，“接包”虽然永远很难做大，但投资小，收效快，避免了“血本无归”的巨大风险。成本自然转移到矿工身上，剥削就要严苛得多。“发包’是南丹矿业里，中小资本结合的一种主要方式”。覃告诉记者，南丹地下的混乱，许多是由这些小资本的无序竞争产生的，“根本没有管理，互相打通之后，谁也不肯退让，暴力就很难避免了”。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南丹的国有矿也经常“发包”给个体私营者。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学院毛寿龙教授比较个体资本和国有资产“发包”时认为：“前者吃资本利润，后者吃的是权力的利润。”3月13日，南丹审判第一批案犯中，高峰矿的总经理张栋志和纪委书记毛荣高分别因受贿20万元和13万元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10年。

公允地看待，黎东明的经营相比之下要规矩和有序得多。一方面，他已经不需要以这种方式去弥补资金的不足；另一方面，资产发展到相当规模后，“(黎东明)也无法相信企图进入他势力范围内的其他投资者”。覃水生说，在这种相对复杂的财富演变格局中去分析黎东明，能在资本竞争中始终占据上游势力的确需要非凡的实力。

从大厂到南丹的路上，记者看到在很高的矿山上有许多很醒目的圆状平台，当地人说，这是矿区类似赌场的地方。

麻将，是南丹除了“金属矿”之外的另外一种财富游戏。许多南丹人告诉记者，麻将是身材矮小的南丹矿主和当地官员最津津乐道的娱乐方式，因为财富聚散在牌桌上有了更直接更明确的体现。据说，许多洗矿厂都设有赌场，矿主之间有互相串门的时候，一般就会去玩牌，“输赢的数目在万元到几十万元间不等”。而更多时候，这种赌博成为矿主与当地官员“沟通”的一种平台。2000年3月底，广西地矿厅在南宁组织南丹县大厂矿区勘察许可证和地方企业换证工作会议，在南宁国际大酒店里，广西国土资源厅地质勘察处处长刘乐平在麻将桌上赢了南丹矿主沈玲金1万元，晚上，沈玲金走之前又扔了一把钱在桌上，说“大家玩吧”。

有在南丹县委任职多年后上调河池的官员接受采访时回忆说：“南丹麻将之风，几乎从私矿的大规模开采那一天，就开始了。”

离开南丹的前一天晚上，杨再勇邀请记者到他家里用餐。杨的房子设在他捐资建的南丹金鑫幼儿园内，没有他的同意，外人是不能进入的。记者有机会打量了这位广西矿王的住宅。从空间上看，住宅的天井与幼儿园的操场中间隔了一堵墙，天井里停放着三辆丰田牌越野车、一辆奔驰和一辆尼桑，奔驰是杨再勇开的，其他的车分别属于杨的女儿和女婿。客厅几乎和天井一般大小，有两套看上去价值不菲的红木家具。靠墙的地方支撑着两根巨柱，这柱子后来被杨再勇用来做矿下的比方，“为了安全，矿下按规定要留直径5米的矿柱，用来支撑矿体，私人矿往往会算计得很准，但国营矿就不一样了，经常要留下20米左右的矿柱，这里头的资源浪费太大了”。

晚餐是10个人围在一张很矮的木桌前进行的，坐的也是很矮的板凳。饭菜很简单，八菜一汤，给人的感觉却有很强的家族仪式感。一个人吃完之后，仆人迅速上前收拾完碗筷，撤下板凳。离开杨家时，记者与将要进门的另一个客人打了个照面，那人老远地开始称呼杨再勇“杨老”，听别人介绍，这是南丹政府某部门的一位主要官员。

“在南丹，矿主与官员茶余饭后的相互走动是太稀松平常的场景了。”从河池转车回南宁时，覃水生和记者谈起。

南丹“矿官”

南丹县委书记万瑞忠是外地调入南丹的父母官。记者接触过的许多矿主对他的印象都不错，众口一词的评价是：“能力要明显大于县委班子里的其他人。”南丹人对他的感觉也不坏，因为万瑞忠上任后大兴土木，南丹的许多贫困镇都局部地建成了“示范小康村”，原先的山间小路也改造成了公路，从车河到八区，从小厂镇到里福镇。

修路的钱自然不是万瑞忠出的，每个到南丹来投资的外地矿主都要经过万瑞忠这个卡。万的说法是“捐赠”，外地人背后称“进贡”，就是先要投一部分钱放入南丹的基建资金。杨再勇给记者算过一笔账，万上任后，公共设施建设所花的钱超过了7000万元，没有一分钱是要南丹财政支出的。当然，这里面的一部分进入了万的腰包。从检察机关的起诉材料来看，万瑞忠的受贿金额超过了300万元。在被同时审判的唐毓盛、莫壮龙、韦学兴中间，万的数目最大。这里面，除了陈祥生在新都酒店送给万的50万元和其他一些，绝大部分都来自外地老板。深得民心的万瑞忠在风光无限时曾不无自信地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们用的是私人的钱，把南丹经济搞得红红火火。”

“以矿养官，以矿养南丹”在南丹是并不忌讳的提法。一些外地人把南丹官员称为“矿官”。

事故逃生者现在说起来还是心有余悸

最开始，官员与矿主直接发生关系是通过“矿业探采证”。1996年以前，发证的权力是直接控制在南丹县有关部门手中的。而从1992年到1996年，南丹矿在造就了像黎东明这样的亿万巨富的同时也使南丹矿业经济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南丹成为巨大的经济磁场，调动了周边各省市县的各类私人经营者的胃口。而进入矿区的敲门砖首先就是“矿业探采证”，对地方权力而言，这显然是块流油的肥肉。几乎可以想见，权力寻租在探采证发放过程中发生的可能性。

依山而建的村庄

被很多人说起的故事发生在南丹县矿业资源管理局的门口。早些时候，两个初来乍到的广东人各拎着一麻袋的钱直接送到了管理局。后来不知何种原因，一个人的采矿证没有办下来，指责另一个人从中作梗，谁也不肯让步，结果在矿管局的门口就动起手来，其中一个人被砸破了脑袋。这桩事情当时弄得沸沸扬扬，让发证部门手脚紧张了好一阵子。据说，这两个矿主后来冤家路窄，在同一座矿山又遇上了，“自然免不了又是一场争斗”。

1996年以后，因为发证过程中的腐败问题变得积重难返，“探采证”的发放权逐渐从地方开始回收。1997年要经过河池地区的批复，1998年收到了自治区手中，1999年开始必须通过中央地矿部。“7·17”出事的105矿体，据说，锡的储量是20万吨，纯度之高世界罕见，这个评估价值在120亿元以上的锡矿矿体按规定不允许民营企业开采。也就是说，私人矿主无论通过何种渠道也无法取得105矿的“探采证”。在这种背景下，南丹县成立了富源矿业探采公司，县长唐毓盛出任富源公司第一任董事长。1997年，“富源”取得了105号锡矿矿体的探矿资格，随后转手，包给黎东明等七个私人矿主。

一度被中央没收的“探采证”发放权就这样以另一种方式返回到了南丹县，同样的寻租以原封不动的形式继续进行。

南丹官员在南丹的矿争游戏中所产生的空间和发挥的作用，覃水生分析说：仅仅注意到官员利用权力索取金钱，仍然是不够完整的。很大意义上，官员在南丹近千家的私人资本争斗中起到了一种平衡势力的作用。“像杨再勇和黎东明这样的矿王，如果在开矿过程中互相挖通，产生争执，往往只要他们出面，打个圆场，事情就过去了。”但到了大多数中小型资本者那里往往就不行了，一旦挖到同一矿脉，利益的冲突会变得一发不可收拾，“矿下的流血冲突时有发生”，这时候，就需要较有份量的南丹官员出面调停。在维护私人资本利益和自发性地维持矿区秩序上，这是一种相互需要。

5月26日，在广西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庭上，南宁南丹县长唐毓盛被公诉方指控的受贿数额是36万元，该数目要大大小于万瑞忠。有人把这两位南丹行政、党政一把手进行比较，认为两人最大的不同在于，万是外地官，而唐是土生土长的南丹人，这是造成两人结局不同最根本的原因。知情人分析说，唐毓盛根本不需要依赖受贿去获取金钱，唐的许多亲戚都是南丹矿主，他本人也担任了富源矿业公司的一把手。“官员直接参与矿业经营，或者在矿山投入股份，在南丹可能是更典型的现实。”

政治学专家梁木生把南丹的问题归到了“产权”上，“归根结底，政府控制着资源，政治权力没有从经济领域退位”，这样，矿商与矿官之间似乎没有很清晰的经纬。

天灾，抑或人祸的结局

在南丹采访期间，记者曾就“7·17南丹矿难”一度流行的“阴谋论”请教过一些比较了解事实真相的人。首先是杨再勇断然否定，“以我和黎东明的交往，对黎东明的认识，他决计不会是这种人，本质上，他是个很善良的人”。一位参与案件调查的官员也否认了这种可能性：“不用说黎东明根本不需要以这样的方式与对手竞争，即使他真想通过制造水包来阻止其他矿主发现矿脉，也不可能下这么大的注。”

南丹审判把重心放在了对南丹腐败官员清算上面，舆论过多对整体环境的追究让矿难发生的特殊原因在很大程度上被遮蔽了。一个熟悉黎东明的人评价说：“黎东明最后的出事，在个人意义上的难以避免性是因为企业最终走了类似中国农民革命的老路。”这个观点，杨再勇表示认同。

1995年，黎东明初步站稳脚跟之后，迅速开始了在龙泉矿冶厂内排除旧部的运动。这里面并非全部是黎的原因，“龙泉”在短时间内的壮大，使原先与黎东明打天下的旧部很难满足于在原先协定下分割利益，那些拉么矿的“功臣”韦家驹、兰森开始提出更高要求，这让黎东明格外警惕。

1996年刚开过年，黎东明在龙泉厂领导班子内部增设了“纪律检查委员会”，当时，黎对十几个股东的解释是“为了严肃厂纪，开拓进取”，但矛头很明显地指向了十几个老股东。没过“五一”节，黎就有动作，“纪检会”开始对韦家驹、兰森等人查账，一位事件亲历者告诉记者：“龙泉从1987年起家，近10年时间，这些头目怎么可能没有问题。”一个月后，龙泉的职工看到了没有太多意外的结局：韦家驹、兰森等七名股东因“经济问题”被踢出了“龙泉”。当年，龙泉矿冶总厂的整个领导成员进行了大面积“换血”。

黎东明的妹妹黎彩金、弟弟黎家德于是都进入了“龙泉”的领导核心，同一批启用的还有韦家农、黎启乐，以及黎家西，就是后来“7·17矿难”发生地下拉甲坡矿的矿长。

在杨再勇看来，启用黎家西是黎东明企业用人方面的一个致命错误。黎东明曾许诺除了正常工资和奖金外，每天发给职工40元“特殊津贴”性质的补助。但经过黎加西，补助少了一半，变成了一天20元。杨说，黎东明对黎加西的信任导致了黎东明后期的领导权几乎被黎加西所控制，外人要与黎东明见面，必须先通过黎家西，然后约定具体时间。

到1998年黎东明休养练功期间，他已经很少具体过问矿上的事务。2001年，黎东明复出，主持矿上工作，但“几乎从不下矿，许多事情都直接听取黎家西的汇报”。杨再勇从龙泉矿冶厂一系列变动推衍事故发生的原因，认为在这个仍然以个人角色占主导的陈旧的企业管理模式下，黎东明个人权威的削弱导致管理松散，更直接地将81条生命送上了不归路。

国家“7·17”矿难事故调查组最终公布的调查结果是“由于违规操作所致”。而采访中，记者了解到，2001年7月13日，下拉甲坡矿一位高层管理人员发现了头顶上存在着一个数万立方米水的巨大水包，几次想告诉黎东明，但因为晋见手续的繁琐拖到了第二天。然而，灾祸已经酿就。

帮助黎东明走上又走下“矿王”之位的都是南丹特殊的经济与政治的地理环境。逆向地想一下，“7·17矿难”之前，与之相似或略小规模的矿难肯定不止一次，如果出事的不是黎东明，盖子会捂更长时间。

采矿工人在缺少足够的安全保障下，每天都要完成12车的任务

南丹审判部分官员名单

万瑞忠 南丹县原县委书记

唐毓盛 南丹县原县长

莫壮龙 南丹县原县委副书记

韦学光 南丹县原副县长

张吉才 南丹县原副县长

庄礼学 广西河池地区地矿局原局长

钟烈雄 广西地质矿产厅矿产管理处原处长

黄家泽 广西215地质勘查院原院长

韦远军 广西215地质队原队长

刘乐平 广西国土资源厅地质勘查处原处长

张显华 广西国土资源厅矿管处原副处长

赵桂华 广西整顿南丹矿产秩序“6·12”小组副组长

李兰英 南丹县国税局原局长

莫军魁 南丹县劳动局原副局长

张栋志 广西高峰矿业有限公司(国营)原总经理

毛荣高 广西高峰矿业有限公司(国营)原纪委书记

朱天金 广西新洲锡矿(国营)原采矿工程师

梁务华 广西新洲锡矿(国营)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