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教育与功利主义

（文 / 三联生活周刊）

程为民离开教职已经两年了，他原来工作的中学是北京市东城区一所市重点中学，他不爱当中学教师的理由并非收入或者成就感的问题，而是觉得自己身在其中、经历着某种可怕的“渐进式扭曲”。

他认为：“从根子上讲，这跟基础教育中的‘官本位’和功利主义教育很有关系。官本位指的是学生的升学率等指标是校长政绩考核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学能否升级比如区重点升为市重点的要素，升级后，从市教育局到区教育局的拨款就来了。”

更具体而微地说，这与校长的官职有关，市重点的校长是处级，区重点的校长是副处级，而普通学校的校长仅仅为科级。一旦获得某级重点的中小学校，就有各种优惠政策，还有指定或者约定俗成的共建单位。这些共建单位往往是该区的部委机关或者效益好的企业，他们送一个子弟到好学校去，通常会给至少几万元的共建费。中学校长在该区域社交圈中，是一个微妙而特别的角色，他联系着很多强势的社会关系。

中小学内部往往呈现着封闭而谨慎的权力结构。对下一级别的教师，教师带班特别是毕业班当然有奖金。而初考、高考的升学率对教师名望有很大帮助，这可能会给他们带来某些软性收入，比如开辅导班、讲座、当家教等等。最残酷地说，是把一个学生当作砝码，第一线的教师当马前卒，他们并不清楚问题的实质与金字塔式的能量积累。

“要提高升学率，就需要让学生之间激烈竞争。”程为民说，“每次考试都是一次刺激，现在不让公布历次考试的比如年级300人大排行，但是很多学生还是很好奇，还是要知道自己所处的位置。优等生的压力尤其大，他们必须时刻提防别人的超越，他们上学并不屑与人交往，往往自称冲着学习，冲着北大清华来的。高考造就了相关人等的奴性，我们在中学不难看到整个校园围墙里，弥漫着一种对高考无条件崇拜的沉重气氛。”

小学通常是采取就近入学的原则，但为了跨区上比如育才小学这样的名牌小学，家长就得付出每年至少2万元的赞助费，而且没有关系还未必能行。

1997年以后，为了适应义务教育的要求，将某些普通中学改为纯粹的初中部，重点在初中教育，合并重组。重组之后拉平了，将优秀的资源平分，抹掉差的。过剩的师资分流，重点中学取消初中，完全高中化，据说是学习欧美的先进经验。程认为：“造成的问题是，学校失去自己教育的连贯性，没有嫡系的初中生，不了解那些学生，无法因材施教。”

功利主义正在成为教育的指挥棒(程功 摄/Imaginechina)

学生家长马蔺告诉记者：“我的孩子快要上初中了，我一年前就开始托关系，现在初考采用电脑随机筛选，一切全靠运气，但是有关系的学生可以避免进入电脑筛选系统。”

以北京为例，市重点的中学屈指可数，指的是汇文、四中、一零一中、五中、二中、八中、十二中等。区重点每区约五六个，海淀区和东城区多一点。此外，还有一类属于高校附属中学，比如北大附中、清华附中、北师大附中、人大附中等。教育资源的有限与教育成本的与日俱增，让这些学校成为更多学生与家长的理想国。

基础教育专家赵亚夫1998年以后参与了基础教育改革课题，“在这个过程中，我由一个理想主义者逐渐转化为现实主义者，因为困难太多了。”他说：“2001年，这个课题开始推广在各个学校开设基础教育综合课程，即科学课与社会课，后者指历史、地理、政治、经济、法律甚至生活中的基本常识。这个课程在美国等国家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它的目的是培养好公民，而非我们以往理解的培养‘顺民’，主要是培养他们的民主意识、公众意识、有爱心、从人格的角度来塑造他们独特的个性。”

赵亚夫说：“我希望，不再以知识技能来作为衡量学生的惟一准则，应试与功利教育出来的学生往往没有自我，不懂个性，上学就是去服从规矩。很多孩子上学第一天，就是被从游戏童年驱赶到规矩成堆的地方，老师要求他们上课时必须把手背在后边，从最细微的学习习惯来束缚他们的天性。这样，教育使得他们纯而又纯，他们甚至失去了最基本的判断：怎么看待一个人的成功与幸福？这样的学生十分冷漠，他们凭借成绩步步高升，而教师以培养小班长，在学生中布‘线人’等政治手腕，来给学生分个三六九等，控制学生。”

“小学更没有自主，更从制度上捆绑，觉得纪律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必然手段，而且往往越好的学校纪律越多，越好的学校学生越多。一个老师如何去了解一班60人中，每个学生的独特与心理活动，所以，往往上越好的学校，获得均等的教育权利的机会越少。”具体操作而言，他参与的教育改革似乎也并非福音，国外要实验至少五年的一个新课程，在国内为了应付任务拼命赶，甚至一个月可以写一本教材，全套新教材在一两年内就投入使用了，结果不得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