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圆桌(170)

光膀子

田川  图  谢峰

中国人光膀子有传统，《世说新语》里，一个知识分子敞着肚皮躺在街上，等着人问他：“干什么呢？你。”他说：“我晒书。”梁实秋先生说，这种牛B是极冒险的，因为很可能晒了一天也没人问他。

从小养成了光膀子习惯，一下子改，便很有些难处。一直浑然不觉其实也好，怕就怕你知道了不文明，还禁不住要“光”下去。积习难改也好，本性难易也好，没办法。

我对光膀子的反省是从去日本的第一个夏天开始的。东京的夏天像包子的蒸笼，出不来汗，但即使最热时候，街上也没有光着膀子的日本人，比起北京夏夜过去乱肉横陈的景象，显见得文明不少。

我和同学秋鸣合住在滨松町一所七层公寓里，夏天酷热难耐，我们只穿着小裤衩在屋里溜达来溜达去，门也总是开着，好像也没什么隐私。光着汗淋淋的膀子炒菜的场面常使我感到非常幸福。

我们的房门正对着电梯门，电梯左手还有一户，是个老绅士开的会计事物所，员工只有他和他的女秘书。他们经常一出电梯就目睹到我们火热的生活。惊讶的眼神强装成无动于衷，开门，进屋，算账，他们天天如此。有一天，老绅士站在门前严肃地和我商量：“您能不能把门关上呀。您如果热，可以开一条小缝，但如果像这样大敞着的话，会影响其他人在楼道里行走。楼道很窄。”上岁数的人，得给他面子，用一块石头垫在门槛，门仍半开着。

秋鸣做饭的时候，喜欢歌唱。

老绅士没几天又来了：“我上次说的话，你没听懂吗？你的门能不能再关小点，半开着比全敞着更挡路。”他没有使用敬语，言辞很不令人愉快。我们猜，他们大概不太喜欢中国歌。

门又关小了一点。

终于一次，老先生用不客气的语气命令我把门完全关上。他只顾自己的行为让我很不理解，我猜他担心：我们光膀子的镜头会走入他为数不多的客户的视野。他几十年的信誉，会因为这点小事灰飞湮灭。

有一天，我们的大灯灯管坏了，秋鸣和我都舍不得再买一个新的，反正打工回来就是睡觉，我们决定就让屋里那么黑着。我要看书的时候，就搬把椅子坐到楼道里，借着楼道的光明。过堂风吹着光膀子，真凉快。这下门也不用开了，我干脆锁上它。老同志下电梯，正好看见我捧着书在若无其事地苦读。晚上，他是不会有客户的，但他还是无奈地摇了摇头。日本人真事儿，我想：他们永远不可能理解第三世界人民的感情。

滑野冰

登梯画云

我刚开始也是滑花样的，小学五年级就改成跑刀了。我的第一双跑刀是在北京菜市口委托商店买来的，苏联产白熊牌儿，当时25元，也算大件商品了，是九成新。刃短了点儿，我一直耿耿于怀，不敢使劲儿磨刀。那双鞋倍儿大，我穿了一双袜子，外边套一双毛袜子，前边顶两只口罩。说到磨刀，可有讲究了。要专门做一个磨刀架子，把两只鞋摆平，刀刃要水平状，用一块油石在上边画八字的来回磨。磨得差不多时，还要用油石在两侧把刀的毛茬磨光。刚上冰时，刀有点儿涩，要在冰上里外刃儿地狂刹一阵子车，或者要在木板上蹬两脚。

在北京滑野冰你知道哪儿能最早上冰吗？是颐和园后山的苏州河，背阴，冷，水又流动得慢。所以我记得那时候是11月23号小雪那天，我们就有上冰的记录了。

杨树叶子满地刮，白菜叶子满地找，再来个寒流什么的，那就是我们的节日到了。把冰鞋往军挎里一搁，羊剪绒帽子往后一扣。本校的，外校的，一联系，成帮搭伙地就在颐和园聚集。把书包、大衣、帽子往冰上一搁，底下垫张报纸、塑料布之类的，围绕着这个中心，就滑起来。一会儿人就会越聚越多，形成一个大冰场。

要说滑野冰最宽阔的地方当属昆明湖，赶上冰质好(不软不硬)，在昆明湖上滑是最带劲儿的。一般都从知春亭下冰，奔着十七孔桥前进，滑到擦黑时候，就是那个太阳隐隐退到玉泉山那个塔后面的时候，从苏堤上望去，残阳如血，景致好，当然就有好兴致了。我会拿出一盒牡丹烟，用冰球棒子指指耶律楚材的墓：同志们，冲呀，到那上边儿冒烟去！冒完烟，我们一般翻过佛香阁，从后山穿谐趣园出东门。出谐趣园时夜已经很深了，我们特怕在什么月亮门后有个打闷棍的或者什么冤死鬼之类的，所以就先拿冰球棒子拨弄拨弄，或者就大声诈唬：“孙子，看见你丫的了，躲什么躲？再不出来扔板砖了。”

坐332路回家时候，也有个乐子，就是经常会碰上一个有些口吃的售票员叔叔，听他报站名儿，“人民大，大，大学啦”，轰地一下，全车就开了锅。他会把票夹子“啪”地一下，狠狠拽进车座子里，脸憋得像个紫茄子。下一站时，他就会蹦出几个铿锵有力的字“魏公村到了！”然后轰地一下子，全车又变成欢乐的海洋。这叔叔也有特幽默的时候，就是车一到白石桥，他瞟一眼我们这些鞋带拴在一起，把冰鞋前后搭拉在肩膀上的主儿后，就大声说：“知识青年同志们，现在查票了，请把真假月票打开。”

20年没有滑冰了，哪天咱们试一次去！

拿了钱就走

晓玮

某晚看伍迪·艾伦开创了其伪纪实风格的老片子《拿了钱就走》，他第一次自编自导自演的东西，讲一个聪明倒霉的小贼含笑吐血的一生。看到喷饭，一个人倒在地上呵呵呵，不理会据说那些影片里凝结着的所谓犹太情结。

《拿了钱就走》里那个贼界自强不息人士维吉儿欲入围全国十大先进工作者的梦想终告不果，不过后来好歹还是在另一个评奖体系里弄了个“年度小贼王”，挺佩服他这种不做则可，一做成精的毅力的。

维吉儿同志这样描述他的工作——“我觉得做贼这份工作挺值的，工作时间有弹性，自个做自个的老板，能经常出个差什么的，还常能遇到有意思的人。总而言之，我真的打心底里觉得这是一份理想的工作。”

说这通话的时候，老维同志因为50起小劫案而数罪并罚，800年徒刑正等着他。扮演他的伍迪，当时正顶着那一头阳气不足的介于淡红浅金之间的散发，架着注册商标的黑框方眼睛，睁着弥漫纯真气息的小眼，张着那一脸正气里的单薄的小瘪嘴，一边仔细地打磨着他那把用肥皂做的为下一次越狱做准备的假手枪，一边答记者问一样地侃侃而谈。真是服了他可以有这样举重若轻的扮相，无耻到真正的无畏。

其实挑剔起来，老伍在水银灯下的表演都是过于舞台化的，甚至还有其当年夜总会表演的残渣余孽。这些本来是银幕表演的大忌讳，可他就有这种死皮赖脸的本事，一路极尽夸张之能事地演下来，自成一派的鲜耻风采。在他的另一部作品《子弹飞越百老汇上空》里，他也是这样应和自己地说道：“所谓罪恶感，不过就是中产阶级的狗屁。”

有人鄙视这个老男人，老是在那里喋喋不休，唾沫星子乱溅地说大头话。可他就是有本事以一本正经的犬儒知识分子样子上镜，毛发疏朗着，镜片后的眼神闪烁游离着，毕叽色呢子小西装披挂着，演小偷骗子，演知识分子，演像小偷骗子的知识分子，演像知识分子的小偷骗子。

他还有本事将那些寻常人的大头话白日梦在自己的电影里变成现实：比如把一个聪明女人的好脑子放到一个愚蠢女人的好身子里；比如让喜欢什么都是巨无霸的人邂逅巨大无比的乳房；比如做一档让你充分展现性幻想的电视节目，还让现场观众踊跃提问。

钱钟书先生说：“快乐在人生里，好比引诱小孩子吃药的方糖，更像跑狗场里引诱狗赛跑的电兔子。几分钟或者几天的快乐赚我们活了一世，忍受着许多痛苦。我们希望它来，希望它留，希望它再来——这三句话概括了整个人类努力的历史。”如果跟着老伍意淫真的能带来快乐，那么我们就只能希望他来，希望他留，希望他再来。

我和我老婆飙车

账房先生  图  谢峰

吃了饭出来，我和我老婆在寂静无人的北京四环路上飙车。当然出于对妇女同志的尊重，以及客观上存在的两种车从零到时速一百公里提速值的不同，我还是有意不叫她落得太远。当时月白风重，疏星在天，我们都落下车窗，在并行时大声地说话和叫板。冷风吹得我双颊生疼，发根直立，但这是我们很久以来最快乐的时候，我知道。

后来，我们都慢了下来，我尾随在她后面，缓缓地，竟默契地没有从任何出口开出去。我把音乐开得很大，看她在我眼前扭呀扭地，倏忽间，我发觉我们是在走一生。在这秋后最冷的夜晚，我脸皮麻木着，却温暖得想发疯。

我那时经常骑一辆28的破车，从我们家，很晚的时候送她回家。我要骑五站地，到象来街，把她送上接近末班的公共汽车。冬天的风很大，夏天街上人很多。我们似乎永远都很冷，因为我记得总是贴得比较近。我有时候像是骆驼祥子一样地大声唱歌，“还记得我们偷偷摸摸学抽烟，那年，我们19岁”。

我老婆不会骑车，从小至今都不会。我对此深表怀疑和不理解，但到了想问她到底会什么的时候，这些不理解也就全都释然了。她会吃，吃得很棒，很专业，也很用心。她常说，人生得一饭碗足矣。又曾说，有饭自饭馆来，不亦悦乎？于是我们就基本上君子不近庖厨也。

我老婆不仅吃得出奇，也比较懒得到位。我们每年到普陀山那个小岛上的时候，总是有一辆上山小车的司机会很满意。为此我怀疑她得了恋车症，就比如从海德堡到巴黎中间要倒几次车，那些德法的鸟语我们又都不会，却还是依然要坐车。我甚为不解，于是终于在巴黎老福爷门前眼看着我们坐的那辆出租撞了车，我们拎着大包小包站在雨中凝视巴黎地图，盼望着被收容审查。

于是，我们自从被套牢后就罕有雪中登山以及湖边漫步的哪怕是稍有浪漫嫌疑的举动。我们的约会总是在饭馆，我们的方式就是停车场见。我们叫它PL，似乎大概就是指停车场的恋爱。于是我在半周没见她之后，今晚就又约在了万龙舟，在谭鱼头硕大的停车场里接上了头。我喝了些酒就提出了赛车的要求，当我们赛到南四环时就已经是11月的第二天。风起酒涌，也算快哉！现如今坐在家中，看书的看书，洗脚的洗脚，因为最近很少见快乐，所以只好记下它。

（文 / 田川 登梯画云 晓玮 账房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