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工作：知识分子的内秀

（文 / 沈宏非）

形形色色的内衣和形形色色的“内衣秀”以及对“内衣秀”的形形色色的看法正在以一种奇怪的方式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站在一个男性观众的立场上，我相信后者一定比前二者更具观赏性，因为暴露思想永远比“形而内”的暴露身体来得高级，来得好看。

北大的夏学銮教授说：“内衣秀’是在借商品推销之机，传播性感刺激和低级趣味的生活方式。让性感女性穿著单薄甚至透明的内衣在大庭广众之中来回扭动，卖弄风情，这和西方国家的脱衣舞在性质上并没有什么不同：都是在激发男性，使其处于性唤起状态。”南京大学法学院的邱鹭风教授也把“内衣秀”定义为一种“准色情”活动，并建议政府应介入“整治”。邱说：“你在大街上展示内衣，依我的经验，看客必以民工居多，他们看了会买吗？即使有个别的买来给老婆，相信他老婆都会觉得怪异。所以厂商的活动完全就是一种无用功。再说了，那些内衣要是质量过得硬，款式新颖，又何必扯着脖子在大街上叫卖呢，你看那些国际知名的内衣厂家，有哪一家是这样搞的。”

两教授，一北一南、一女一男，其“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揣测”的客体，其实并不局限于内衣秀本身。实是求是地说，尽管脱衣舞早已不是西方国家独有的异国风情，但是非要在两者之间划上等号，相信内衣秀的主办单位和脱衣舞的班主们都不会同意。至于内衣与“性唤起”的关系，尽管临床医学上尚未有定论，不过从常识出发，内衣秀是否真的像脱衣舞那样存在着“性唤起”的机制，仍然是值得深入研究的，因为按照“脱衣舞体验”比中国知识分子丰富得多的法国法国知识分子巴特的看法：“脱衣舞是奠基于一种冲突和矛盾之上：女人在脱到全身赤裸时，就失去了性感。”重在过程，而内衣秀是没有过程的。即使是有人碰巧在目睹某一场内衣秀的过程中曾经确切地感受到自己的性被唤起，亦不能证明或代表其他男性观看者的性也同时被同一种景象所唤起。知识分子可以代表社会的良知并且证明人类的最高智商，惜乎暂时还看不到有代表并证明他人的性反应的前景。

脱衣舞与内衣秀之不能等同的另一个重要理由在于：前者透过提供收费的“只在脱衣服的这段时间里使观众变成有窥淫欲的人”之方式来实现利润(巴特)，而后者却旨在透过展示内衣以及因内衣的约定俗成的“合法性”而得以在最大程度上公之于众的那部分女体的裸露来吸引并开发最大数量的潜在顾客。就这种终极的市场目标而言，为公开展示的内衣及其租用这些连带被展示出来的裸体所花费的成本必须靠增加内衣的销量来回收并且增值。换句话说，在迄今为止尚未发现“性唤起”有助于“唤起购买行为”的前提下，“内衣秀”主办者的目的依然是促销内衣。因此我们只能假设某些男性(或女性)观众的确像夏教授所揭露的那样“处于性唤起状态”，但这并不是主办者的本意，人家吃饱了撑的，“借商品推销之机”没事干，“唤起”你玩儿还是干嘛？

至于内衣本身是否被赋予了性的价值，这就是一个另类的问题了。我觉得邱教授似乎已接触到它的边沿，最起码她让我们了解到以下不无悲哀的现实：一，尽管南京的民工爱看内衣秀，但是民工的眼球却变不成经济，因为民工没有钱；二，“个别”男性民工与其“普遍”的异性配偶之间在衣着品味以及性观念方面均存在着难以逾越的障碍。而这位女教授的另一番不无世故且暗藏杀机的意见，更是听得我胯下一凉：“其实男同胞的心理是大同小异的，关键是看你有关部门怎么管理，你管得严，那些厂商就没有什么机会钻空子，管得松，就会造成很不好的影响。”

尤为悲哀的是，邱教授所说的“那些国际知名的内衣厂家”似乎都无一例外地积极带动并参与了内衣秀的活动。年产量超过2亿件的“黛安芬”就正是这样“搞”的，而且大有“让我们搞得更好”之趋势。据报道，今年上半年以来“黛安芬”已花费近千万美元在中国30个城市组织了200场大型内衣秀，并且据此申报了“行展数量最多的内衣秀”之吉尼斯纪录。

关于内衣及其“秀”，在高尚/下流、文明/堕落的背后，本质上还是内/外的困扰。在这个哲学命题上，热衷于苦练内功的中国知识分子向来是热情甚高而贡献甚微的，至今仍停留在乾隆时代的外交政策水准，即“明宽暗严，外松内紧”。当然，我们是否还需要道德警察是一回事，另一回事却是：即使充当义务的道德警察仍然是知识分子的义务，也存在着整顿警风的必要。无论如何，在知识分子无法带领我们解除“上半截”和“下半截”以及“内衣”和“外衣”之间的巨大道德疑惑之前，我们是无暇无力去关心更迫切更现实的道德问题的，如“那些国际知名的内衣厂家”涉嫌在中国境内雇用童工的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