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道：大舜号审判与谁有关？

（文 / 李一晴）

鞋在，人却没了(罗波 摄/Photocome) 

雪地里的救生圈，证明它实在并未起到“救生”作用(罗波 摄/Photocome)  

“大哥，今生今世咱们可能没法再见面了，我把保险箱密码告诉你，老父亲、老母亲麻烦你们多照顾，女儿也托付给你们……”这是在大舜号上的宋国华与哥哥宋毅的最后一次通话。

1999年11月24日发生在烟台的海难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三大海难，282人葬身大海，幸存者仅22人。很多人将这场海难与“泰坦尼克号”联系在一起。不同的是，因为有了现代通讯工具，留给生者的记忆更痛彻心骨。

那天下午，家在青岛的宋国华和妻子李娅，取道烟台搭乘大舜号看望在大连的老父母。16点左右，在大连的宋毅接到弟弟电话，告知船起火，情况有些不妙，宋毅当时没觉得有那么严重，他安慰了弟弟和弟媳后，赶紧与当地以及山东有关部门联系，接到电话的几个单位都说已知道此事。晚上8点，宋毅听到了宋国华的最后交待。

宋家的悲剧在海难后还没有结束。经历了白发人送黑发人之痛的老父亲，几个月后患了癌症。今年3月，宋毅又送走了父亲。而在国外念书的侄女难以接受父母一下子离去的现实，加之对一些细节问题上与长辈看法不一，处理罢此事后至今不愿再同双方亲戚联络。

今年7月2日公审大舜号四位责任人的消息传出后，7月4日，记者找到宋毅，向他询问是否去烟台参加了这次庭审。电话那端的宋毅听起来无奈，宋毅从报纸上得知此消息的，“也没有单位发个函通知”。宋毅说，前年处理完海难后，当时的工作小组解散了，他们从烟台回来后，就不知道该跟谁联系了。

虽然青岛离烟台很近，李娅的哥哥李征也是同宋毅一样的方式知道这个消息的。李征说自己有些心灰意冷，加之，他一直感觉领完赔偿金之后，这个事情就被一次性地处理完了，所以，对以后发生的一切，包括这次庭审，他并不很关心。

38岁的赵稳是在记者向她采访时，才知道公审一事，她向记者打听具体结果。她说，自从烟台处理完海难之后，她就陷入了诉说无门的境地。

她的丈夫、47岁的刘生万是辽宁省一家国企的厂长，在山东开完全国冶金行业会后坐大舜号回家。下午4点左右，她与丈夫通电话，得知了起火消息。赵稳说，丈夫当时可能并没意识到情况有那么严重，只是告诉她回家会晚一些。刘生万和赵稳是在各自经历了一次婚姻之后又重新建立的家庭。这次海难不仅给赵稳以丧夫之痛，还让她陷入与刘前妻生子的遗产纠纷中。海难发生后，赵稳拒绝电视上一切有海、浪的镜头，拒绝去海边消夏。一次电视上正在播渔民在海上撒网作业的镜头，事发时只有2岁的儿子突然说，爸爸就死在那里。

余先生的妻子及妻姐在大舜号的丧生在大连几乎家喻户晓。余先生是一家以通讯业为主的民营企业的老总，在足球最热的时候，几乎在大连万达队的每个主场都能见到这个牌子。身为个人资产据说超过几千万大老板的夫人，余妻的丧生曾引起各种各样的传言，有人说，她当时带着一辆奔驰车上了大舜号，有人则猜测她随身物品就值多少多少。

余先生是在记者连续四次打电话后，才接受采访的。在此之前，他也不知道在烟台中院的审理。对陆续发布的事故责任调查报告以及相关责任人的行政处罚，他表示说知道，但没有仔细看过，“没什么意义”。电话里的余先生说，有时候也想找个什么人讨个说法，但是“客观条件”又不允许他想——“你想想，我是做生意的，还有那么多人靠我吃饭呢！”

余先生说，这一年多来，他的感觉是“急转直下”，总是烦躁不安。他否认了“奔驰”车的传言，但他透露，仅当时妻子戴的手表就值十几万。另外，妻子承担着他的会计工作，在她随身携带的包里还有其他人打的借条，余先生估计可能有几百万，现在找不着了。船被切割后，他曾提出找妻子随身物品的要求，无果。这些损失怎么算？他说只有自认倒霉。

遇难者所得到的赔付金额，在被采访的家属们那里有两个答案：6万和6.5万。一位家属介绍说，当时好像有一个“土政策”：几天之内处理完遇难者尸体的，奖励5000元钱，规定期限内不处理，超一天罚一定数量的钱。5000元的差额大约就出自这里。

这笔赔偿费究竟是由烟大公司还是国家支付的，几位家属说当时都没有心思去琢磨这件事，因而他们的回答也不一致。若采用口气最肯定的一种说法，是中央组织的事故领导小组做的工作，由烟大公司出的钱。宋毅说，曾经想过联系其他一些家属，一起找哪个部门讨个说法，但一想到又要勾起78岁老母亲的伤心事，他压下了这个念头。另外，大批死难者家属到达烟台后，都被化整为零地分派给当地各机关接待，家属与家属之间几乎没有什么交流，这也给他的联合诉讼的想法增加了难度。当时几次昏厥过去的赵稳，对在烟台的一些经历已经回忆不起来。但是让她想不通的是，丈夫曾是省劳动模范，大连市人大代表，“对国家、对企业有贡献”的人，死后也仅仅得到了6万多元的赔偿。

显然，对大舜号悲剧产生的一些猜测以及某些处理方式的不满，仍弥漫在受采访的几位遇难者家属中间。一位家属向记者透露某责任人“部队文工团吹小号”的身世，以说明烟大非专业人员的管理造成的悲剧；另一位家属则回忆说，当时大厅里哭声连天，一个二三十岁的年轻小伙子拿着本出来，喊着：“过来排队登记！”给他的感觉就像打发难民一样。宋毅说，事发前不久，烟大公司的“盛鲁号”刚出了事，交通部还特地在烟台召开了现场会。可不出一个月，一场更大的灾难又发生了，这一切由谁来解释？

邵明慧和妻子在海难过程中的感情经历，曾因被媒体形容为“凄美的爱情”而广泛传播。当初他在电话里向妻子王丽宏描述大舜号险境时，竟被妻子当成了玩笑。媒体似乎更愿意把邵明慧死里逃生的原因归为“一定要活着见妻子”这样一个坚定的信念。

邵明慧这次对记者的采访表现出明显的冷淡，邵明慧拒绝回忆有关大舜号的任何细节，对也是从报纸上得知的庭审一事，“不关心”；至于每个人会被量什么样的刑，他说即便是无罪释放，也不感兴趣。他用“一言难尽”来解释自己的这些反应。作为生还者，邵明慧得到了5600元的赔偿——3000元的精神赔偿费，2000元的物品补偿费和600元的购衣费。

报道说，7月2日当天约有400多人参加了此次庭审，当记者打电话到烟台中院时，接电话的一位女同志介绍说，参加庭审的主要是当地政法委的一些领导。至于是否有遇难者家属参加，她表示不清楚。“法院已经根据程序，提前三天向外贴了公告”，她推测说，看到公告的家属或者感兴趣的人会来参加的。自始至终一直关注着大舜号事件的一位知情者，是在距开庭只有十几分钟时才得知这一消息赶过来的。因为被告之一于传龙的心脏不好，法官允许家属上来送一样东西，他才注意到了有家属——不过，是犯罪嫌疑人的家属。其他的旁听者则是烟大公司的员工。该知情者说，庭审过程好像没见到谁悲悲戚戚的。一切似乎都过于平静。

1999年11月20日，许多人就是从这里踏上了不归路(罗波 摄/Photocome) 大舜号海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