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草地的悲剧:环境共有还是私有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

(文 / 吴晓东)

公共草地的悲剧:环境共有还是私有0

人们对绿地的渴望从来没有减少过(本刊资料)

在公共绿地上放羊

在美国马萨诸塞州阿美士德小镇的中心,有一块挺大的草坪,附近是停车场、商店、餐厅和住宅。这块普普通通的草地就是大名鼎鼎的——“公共绿地”。

在过去,美国的新英格兰地区,几乎所有的城镇中心都有这么一块公共草地,城镇里的室外集体活动都在草地上举行。那时的美国,家家户户都很注重实惠,自己种菜,养鸡鸭牛羊。草地空着时,就有人在那儿放羊。没有人在意草地上的草为什么总长不好。

后来,1968年,哈丁在著名的《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名叫《公共草地的悲剧》的文章,解释公共草地为什么长不好的原因。哈丁认为公共草地最终只能是一场悲剧,因为公共草地归集体所有,但人们在草地上放的是私人的羊,卖羊的收入归个人所得。毫无限制地在草地上放羊,必然造成草地退化,但草地退化带来的损失却是由全镇(纳税)人平均负担。如果镇上的人口很多,平均下来每个人摊到的草地损失虽说没有多少,但养羊大把大把的收入却揣进了个人腰包,放羊越多,得的便宜就越大。有些人没住在草地边上,无法放羊,却同样承担这种损失。

哈丁认为,在这种体制下,每个人的想法是拼命地利用草地。因此他最后的结论是:如果使用公共资源来为个人谋私利,“公共草地的悲剧”是无法避免的。

两个关于环境的诉讼

现在,人们已经不会在城市的公共绿地上放羊,但对于绿地的渴望却没有减少。1999年1月,我国兖州市政府决定在市区拆迁并兴建一个大型的居民小区,按照设计规划,整个小区一期工程建筑面积约11万平方米,其中规划图中标明在小区6号楼前面积约3500多平方米的空地为公共绿地。该楼也因此成为居民争抢挑选的对象。然而,到了同年10月初,人们发现开发公司开始在原规划的公共绿地南侧开挖地槽,准备新建一建筑物。于是,122户居民为了居住区的公共绿地面积,将兖州市政府推上了被告席。居民们认为,市政府没有公开征得居民的同意,擅自更改小区工程规划,致使原规划的绿地面积减少,结果败诉。

兖州市政府这样做的理由不难理解。太合房地产公司的林少洲认为,“政府在规划城市面貌时候,往往会忽视营造公共环境的成本”。林少洲举例说,目前为申办奥运,北京市正大规模地扩大绿地,预计北京在规划中要完成2000多公顷的绿化带。“建设这么大规模的绿地,压力最大的是园林局。有人测算过,这些绿地光浇水的费用一年就是几十亿人民币。其实,养护绿地的成本很高。香港有开发商朋友就问过我,你们每个城市怎么都要建那么多的草坪,草坪养护的费用是很高的。”林少洲说,“有许多足球俱乐部,建得起足球场,养不起草皮。把这种营造公共环境的成本分解,让私人、产业来承担,一方面解决了公共环境国家需要承担的成本压力,另一方面也更利于环境的养护。”

林少洲认为,环境向私有化、产业化发展必然会形成一种趋势。但他同时又认为,目前的业主经常无法理解环境私有与公有之间的关系。他举例说,今年6月,就有一位业主状告发展商的欺诈行为,原因是这位业主在购房后发现,发展商事先答应随房赠送的私家花园,仅是他所购买的一楼旁将公共绿地用栅栏隔出了一片。这位业主认为,他接受的是公共绿地的维护,他认为:“这不是让我自己出钱为大家维护环境吗?”

林少洲对此的评价是:这位业主不明白私有与公共之间的联系,他不适合拥有私有环境。

环境和绿地都是财产

实际上,当住宅变成公民的私有财产之后,环境的私有化已经不可避免。四川成都的陈家刚说:什么是房子的价值?环境和绿地当然都应该是财产。

主张高举环境私有大旗的陈家刚在他关于“新生活运动”的8点主张中特别提到一条:环境从公共配置到环境私有。他说:“在现实生活中,说到环境一般都指公共环境,流连其间晴天饱受烈日暴晒,又无树荫可供遮阳;雨天地面如镜,几有跌断骨头之虞;满目皆是娇贵的高档美国进口草坪,只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鲜有驻足之地。同时,环境的管理也是个总概,目前只是以一种公益性事业的方式‘请您爱护环境’。环境的管理要想得到根本性改善,必须从产权制度着手,将公有环境部分私有化,让私有环境成为环境的有机组成部分。”

瑞士河谷边缘地区的开发和德国的免费土地为林少洲和陈家刚的主张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20世纪50年代的瑞士,受二战破坏的影响,很多居住在河谷边缘地区的居民离开了这里,以前的避暑、旅游、滑雪设施无人问津,房屋很快破落下来。瑞士政府决定到周边的德国、奥地利、法国和意大利低价出售这些住宅和土地,一平方米的土地价格只有5瑞士法郎。附加条件是,山庄外貌必须保持,内部设计装修可以自行决定,房前屋后必须植草或者种树。这一计划立刻引起了穷人中的富人的响应,加上50年代欧洲经济开始好转,破落的山庄很快销售一空。

现在,如果要在瑞士购买一栋别墅的话,每平方米的价格不低于10万瑞士法郎。

德国为了改善城郊环境,将大片荒芜土地分为几百平方米的小块,租给城里的居民,租期30年,租金只有象征性的20马克,政府负责通上水电,但条件是必须种植花草或者蔬菜。可以搭建喝水休息的小棚,不许建住宅。小块之间种树作为界限。定期组织园艺比赛。

最极端的私有化也要有足够的公共空间

但环境私有化之后带来的最大问题,就是因为贫富差距的拉大,富人占有越来越多的环境,穷人的环境质量则越来越差,因为环境本身也可以用金钱买断。文化批评家李陀多次谈及他与朋友们在美国的经历:“在美国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开着车,想到郊外野餐,看到的都是特别漂亮的地方,但那些地方都不属于你。凡是你认为漂亮的地方,都会有栅栏把你隔开,那都是富人的领地。而在穷人居住的地方,环境根本没有人维护。”李陀认为环境私有化不仅会强化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还会给环境本身带来失衡。

被采访的学者还认为,环境私有化的推广,随着市场化干预的力度加大,会影响到国家与社会整体对公共空间的控制能力,从而带来社会问题。社会学家、《读书》执行主编黄平就认为:“环境大概指两种,一个是生存环境,在最发达的国家也没有完全私有化。还有一种,是住宅附近小的环境,不管我们喜欢不喜欢,某种程度的市场化是难免的。这种小环境完全由国家管理,也确实会出现问题,在纽约和芝加哥都会看到这样的情况。但是,这要在法律完备的情况下,有可能的话,要保留足够的公共空间。在英国历史上,私有化最激烈的两个时期是圈地运动和撒切尔执政。即使在那样的时候,国王的诏书里对保留公共地有明确的规定,撒切尔政府也建造了大量的公用房屋低价或者免费提供给穷人居住。中国的住宅市场化以后,环境私有化绝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大量人口的真正购买能力还很低,如果彻底靠市场调节的话,弱势群体的风险就会增加。” 林少洲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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