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阿敏：我所有的情感一定在这个地方

（文 / 孟静）

( 毛阿敏 )

看到毛阿敏的时候，她在宾馆的浴室里化妆，小小浴室里挤满了人，我不得不坐在马桶上和她谈话。她身边总是围绕着人，她认识的，她不认识的，我采访的时候，不知不觉一群人围成个扇面，其中有一些捧着签名本，她突然叫起来：“哎呀，你们不要围着我好不好？”

毛阿敏是个看起来大大咧咧的人，前不久刚闹过一次笑话。为亚运会拍MV，记者问她对广州的印象，她想起火车站周边的建筑已经完全认不出了，脱口而出：“好几年没来广州了，广州变得面目全非。”她的助理提起这段子一副痛心疾首状，毛阿敏在她们面前倒更像个需要大人教的小孩子，她抱怨说：“她们总挤对我。”过去有人说，那英的豪爽是心里有数的，而毛阿敏是真的糊里糊涂的。“她比我会说，知道什么时候说什么，我是完全没感觉的。”毛阿敏说。这种个性也间接导致了她那几年的霉运。

12月她将在北京举办入行26年来第一场个人演唱会，比她出道晚的师弟师妹们早就办过了。毛阿敏挂在嘴上的话是“我运气很好”，经历了风风雨雨，她似乎已经放下。之前她的经纪人提醒不要问发生税案和出国那几年的事，但出乎意料的是，毛阿敏并没有回避，她真正不愿涉及的问题是丈夫。

还是五六岁的小娃娃时，毛阿敏就清晰地知道自己将来是要做歌星的。“我很小很小的时候就很喜欢唱歌，就唱得非常好，我一直以来的梦想就是一定要成为一个专业歌手，我一定要站在那里，我从来不想其他的事情，无论走在哪里，只要我出声，没有不被赞美的，那么多年的积累会让我的内心非常自信。”

尤为幸运的是，她出生在上海，虽然只是工人家庭，但有无数的机会供她表演。1983年，她到工厂当了电工，那时她依旧笃定工厂只是暂时的过渡，她是一定要进专业团体的。“虽然现在已经没有什么专业业余之分，只要唱得好就可以，但那时候很讲究专业、业余的划分，只要你是专业的，身份马上就不一样了。”当年，侯耀文看了她的表演后，鼓励她报考专业院团，很顺利地，她考入南京军区前线歌舞团。

1986年她进入专业团体，1987年底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红了。先参加各种比赛拿第一名，江苏省的人都认识她，到哪儿都会引起不小的骚动。《绿叶对根的情意》获得贝尔格莱德国际音乐节第三名，第一次参加春晚演唱了《思念》，从此，这两首歌成了她演出的必点曲目，几乎要把她唱恶心了。“有一段时间《思念》就是唱得想吐，完全没有一点点灵感，我就跟他们说求求你们能不能别再让我唱这歌了，你得让我缓一缓啊！如果一首歌你每个场合都唱，唱多了自己都会腻的，觉得烦死了，完全没有感觉。就像吃饭一样，你天天吃一样的东西是一定没有感觉的。”毛阿敏说。

这两支歌都是谷建芬的作品，《思念》本来是在谷建芬作品演唱会上，由另一位歌手首唱，1988年准备春晚曲目，毛阿敏的歌被毙掉了，人却没毙掉，她向谷建芬求助，拿到了这首歌。很多观众还记得她当时的打扮，明黄色西装，厚厚的垫肩，头发帘吹得高高的，像一座傲然屹立的山峰，尤其是一亮相那几步走，婀娜多姿。衣服是她从南京的一个菜市场里买回来的，和一堆卖菜的混在一起，不超过50元。她的个子高大，又穿着高跟鞋站在高处，如果不做动作，自己觉得很傻气，于是根据歌曲的爵士节奏设计了几个造型。当时的演员都是各顾各，也没人教她，但毛阿敏天生不怯场，她从来没在台上紧张过。

“我不怕难为情，就是喜欢唱，那时候对口型更加不紧张了。有一段时间我们连话筒都不拿的。”80年代春晚的音响效果非常糟糕，导演组不敢冒险让她们真唱，毛阿敏一共上过6次春晚，有两年她是真唱的，一首《远方伴着你》，一首《除夕情》。提起后者她不禁怨念：“就是唱《除夕情》那次，我突然发现我手臂非常粗，我原来选的衣服是坎肩长裙配黑色蕾丝背心，很好看，结果导演组的人跟我说，阿敏你不能穿黑的就穿红的吧，我就同意了。等唱完的时候要招手，后来我看视频，发现自己手臂上有块肉一直在咣当咣当晃，就崩溃了。”

那时候春晚总导演邓在军很喜欢她，说那么些歌手，就毛阿敏晚上捧着本书看。“不看书我睡不着。”毛阿敏嘻嘻哈哈地讲，“我一定要表扬一下自己的。”谷建芬也很喜欢她，觉得二十几岁的女孩子，很少有她这么乖，像上班族一样的作息。毛阿敏父母从小管得严，她不夸张地声称，至今她走在南京路和淮海路，都不知道自己走的是哪条路，因为很少出门。

谷建芬喜欢她的另一个原因是，她站在台上就有范儿，有大牌的样子。谈起自己的大牌风范她滔滔不绝：“我之前自己不知道，但我遇到很多人都跟我说，看完我在舞台上的表演都觉得非常惊讶，用北京话讲就是觉得很牛×。这跟我出名也很有关系，就是我只是往那里一站还没唱时给人的感觉就很对。另外我唱歌还是很有感情色彩在里面的，不是随便唱唱。我生活里很闷很无趣，但我唱歌时是完全变了一个人的，内心会很激烈，非常多愁善感，感情非常丰富，根本不是我生活里表现出的那个样子。双鱼座就是这样，每天做白日梦，很幻想。”

“出名会有很多因素，我们那时出名的因素又跟现在很不一样，现在很多公司或媒体可以把歌手作为一个产品来运作，我们那时候不是的，真的要靠你自己的本事。”

她说自己不懂交际，也没什么人脉，有一次看电视上徐帆说“我有硬货”，毛阿敏惊叫起来：“这话用在我身上也对！”可能我们今天无法想象她当时的风头，有一次她跟着谷建芬的“中国风”去香港演出，“无线”的老板邵逸夫看到她演出，用宁波口音的广东话对她说：“毛毛，你在台上很牛×的，哎哟，那气势，灵得不得了啊！”后来，她人生低谷的那几年，在华东水灾慈善演出上，金利来的老板曾宪梓花了全场最高的100万元点她一首歌。那时的毛阿敏被光环和赞美包围着，她自己也像个任性的小女孩，不觉得别人对她的好有什么了不起。

名气最盛的时候，电影厂借她拍片——《疯狂歌女》和《女明星秘史》，一提起来毛阿敏就说“哎哟，哪壶不开提哪壶”。她说，第一部拍完她就再也不想吃苦了，戏里面她要和男演员滚床单，毛阿敏说：“我不拍。”现场的灯光师和道具师两个大男人滚在被子里，特写时用她的脸。她自己都想不起为什么又答应了第二部，那时她嗓子哑了，每天吃激素，“吃得跟胖头鱼一样”。拍完这部她发誓：谁再找她拍电影，她就拿榔头打他。邵逸夫和方逸华两位老板找她演一个黑社会女老大，说好金城武演她的小弟，待遇很高，她也一口回绝了。

或许是出道时的运气太好，几年间一下子透支了幸运，紧接着就是灭顶之灾，连续的两次税案，让她遭封杀，不得不远走异国。出国前，虽然不能上台演出，但是可以为影视剧配唱，这也是她一直没有淡出观众视线的原因。《渴望》的片头曲“悠悠岁月，欲说当年好困惑”就是痛苦时期的作品。“我是属于特别容易把自己想象成歌词里描述的那个人，就是很多愁善感，很幻想，越是苦情的歌，我越容易把自己放进歌里的角色里。”她说。

第二次税案彻底将毛阿敏打趴下了，为了回避旧事，她在国外故意挑选了没有大陆人的学校学语言，她是班上最年长的学生。同学们都感觉她一定从事与众不同的工作，不是上班族，但她从来不说。直到毕业庆功会，大家一起唱卡拉OK，她连点了自己的几首歌，众人才恍然大悟。

“虽然我是被逼无奈静下来，但后来我觉得这种状态很好，我早就应该这样。如果没有这件事，我还是会在那种浮躁的状态下看不清自己。我还是很幸运的人，唱歌这么快就出名了，很多人很努力，但未必努力就有成果。”毛阿敏说她淡化了当时的痛苦，那阵子她试图自杀过，坐在异乡的火车上听滑稽戏，有家不能归、有歌不能唱毕竟不是个主动的选择。

那几年也让她的心态发生了巨变，过去她不看报纸不关心时事。她说：“我对很多事情都很自信，瞎自信时别人也会笑话我，只是没被戳穿过而已。其实我是除了唱歌其他事情基本不管的人，也不会很懂。”事实上她也不想懂，这个不懂让她吃了大亏。

留学的时候她像没头苍蝇，一片茫然。“你在国外唱什么歌呢，没有舞台，也没有天地，干什么呢，只有上学去，学不进去也得学。唱歌唱了那么多年，一直处在一种不正常的亢奋状态，你也不了解自己到底是什么样的，也不知道你真正需要什么样的生活，正好有这样一个契机，虽然这个契机是被逼无奈的，正好借此把自己沉淀下来，好好想想还欠缺什么东西。在那时我会开始关注这个世界都发生什么事情，我对时事、财经、体育类都有兴趣，而以前这些对我来说都是空白，那时我从来不看新闻，也不懂。”

2000年回国后，她的心态步入了正轨，当然一个重要原因是她又恋爱了。事业上毛阿敏是被动的，每次向春晚送歌，如果歌曲不好听，或者和她的心境不吻合，她就坚持不上；如果歌好，她也要婉转地向导演表达，这也是26年她只上过6次春晚的原因之一。但在爱情上，她相当主动。尽管“粉丝”众多，但她认为没人敢追求她。“都是我追求别人，所谓爱情还有什么被动不被动，喜欢了就去追，我觉得这个过程也挺好的，多刺激啊，干嘛要等着别人来追？”她开玩笑说，“这话很敏感，但我说出来也无妨，我好像从来没有失过手。”

生下一儿一女的毛阿敏生活很安逸，从她的穿着配饰能看出她经济宽裕，为什么还要复出唱歌呢？毛阿敏的解释是，唱拼盘演唱会不过瘾。有段时间她在香港地区发展，虽然她自己很欣赏那张专辑，但也明白：“香港不是我施展的地方，跟我唱歌没关系。那里我只是能逛逛街购购物，仅此而已。第一我根本不会广东话，第二香港那边音乐很多小调的，虽然我是南方人，但我根本不会唱小调，我知道那里根本不是我的市场。”

她的人生被唱歌填满了，没有歌唱的日子是一潭死水，而只有回国，才能有歌唱，有人听。“这个地方的人太明白我了。很多人跟我说，我爸爸妈妈太喜欢你了，还有很多人跟我说，我是听着你的歌长大的。我一个表情一个眼神、我唱歌的一个气口他们都能明白，因为你成名是在这个地方，他们是陪伴着你一起成长的。所以我所有的情感一定是在这个地方。”■ 所有情感一定谷建芬思念毛阿敏这个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