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家肖像

（文 / 薛巍）

寻找最哲学的面孔

英国摄影师史蒂夫·派克过去25年间一直在给哲学家们拍照。他在《纽约时报》撰文说：“在大部分时间里，哲学家们一直处于公众的视野之外。但是，当我们反思那些文明最为灿烂的时期，想起的大部分是哲学家。虽然哲学家有时不为人知，但是在集体记忆中，某个时代的哲学家要比有钱的贵族或政治家、歌星、体育明星更为经久不衰。由于在世时没有名气，死后才受到肯定，我们对思想家们的影像记录就比较少。博物馆里充斥着早已被忘记的富人和美女们的半身像与画像，而不是影响了当代政治和社会的哲学家们的画像。”

1988年，派克在为《面孔》等杂志拍摄音乐家、艺术家、演员、小说家等进入政治意识的文化人物。一天他受到委派，去给哲学家阿尔弗雷德·艾耶尔爵士拍照。“英格兰是不多的每个时期都有一些公共哲学家的国家，他们很受尊敬，应邀评论当时的社会问题。”在20世纪60年代，这样的人物是罗素。后来，罗素被艾耶尔取代了。普通人对艾耶尔的了解并不多，最多BBC的节目中看到过几段他的录像。

1988年是艾耶尔去世前的一年，当时他已经病重，派克给他拍照的时间只被安排了10分钟。走进房间时，他戴着氧气面罩，房间里还有两位女士。“我不记得我们是如何克服那些障碍的（社交和身体上的障碍），但是我跟他在一起待了4个小时。我们谈了很多东西，但主要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显然，很多牛津大学的哲学家都参加了战争，主要是在情报方面。我记得艾耶尔说，他曾经劝说一个抵抗组织不要绑架戴高乐。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发觉他那样引人入胜，部分是因为他本人的特质，再者，哲学家既神秘又重要。我们的谈话给了我拍摄更多哲学家的冲动，我的项目就这样开始了。”

派克遇到的一个问题是，如何挑选出真正重要的哲学家。“一位著作受到他的同行们敬佩的哲学家，跟一个偶尔浮现在公众意识中的哲学家是不同的。哲学家们跟媒体世界没有联系。”在见过艾耶尔之后，他设计了一个方案：给某一位哲学家拍照时，要求他说出他所敬佩的3位哲学家的名字。艾耶尔说了4个人的名字——以赛亚·伯林、迈克尔·达米特、泰德·洪德里奇和彼得·斯特劳森。这4位又分别说了3个他们敬佩的哲学家，有些人被反复提及，如奎因、罗尔斯和乔姆斯基，但由于哲学有那么多不同的领域，总体上重合的并不多。派克决定，如果一位哲学家有3个不同的哲学家认为其著作很重要，就给这位哲学家拍照。

在职业生涯之初，派克住在牛津大学附近，几个世纪以来那里都是一个哲学中心。当时，牛津大学雇用了很多名字经常被其他哲学家提到的人。2004年，派克又搬到了纽约，就职于《纽约客》杂志。纽约大学和新泽西州的罗格斯大学跟牛津大学一样，也雇用了很多经常被其他哲学家提及的人。哲学家们特别唠叨、爱辩论。他们的主要社交形式是讲座，一般有人演讲一小时，然后听众盘问、激烈地反驳一小时。要是某个被其他哲学家推荐过三次的人没有在纽约附近的大学执教，他在过去的7年里几乎肯定去做过讲座。至今，他已经拍摄了近200位哲学家，包括卡尔·波普尔、乔姆斯基、哈贝马斯、彼得·辛格、努斯鲍姆等。我们的思考和生活方式会影响我们的相貌，“大部分哲学家终生致力于专心思考，详尽阐述一些论证并加以辩解，以承受住他们的同行们可怕的批判性审查。也许这些工作会在他们脸上留下印记”。他在拍摄时，很多情况下相机距拍摄对象的脸只有几英寸的距离，拍出的黑白照片非常刺目。他最初的想法是，给哲学家拍照并传播开来，可以破除哲学家在人们心目中的神秘感，人们以为哲学很难懂，与生活毫无关联。他的一个发现是，哲学家变得更年轻了，以前哲学家要到40多岁才能出版第一本书，60岁才能成名，现在已经年轻化了。另外，女哲学家也更多了。

哲学与格言

拍照时，派克还请求每一位哲学家用50个字总结他们的著作或者他们的哲学观。这一陈述加上他们的肖像组成了一个思想家的形象。有的人总结了他们的哲学著作，如艾耶尔说：“说某一位世俗或宗教权威没有为道德提供基础，并不等于否认道德提供了约束这一事实。”

大多数哲学家都会认为，哲学家们从事的活动主要是批判性、系统化的思考，审视一些大多数人想当然地信以为真的观点，以及他们的立场隐含的预设。阿马蒂亚·森的说法代表了主流的哲学观：“梵语中的‘哲学’一词也有‘清楚地看见’的意思。哲学跟澄清问题有很大的关系——不是通过专门的知识，而是通过论证。当然，有可能虽然说得特别清楚，但错得离谱。清晰易懂不会帮助那些没有基础的信念、愚蠢的演绎、毫无根据的偏见或对不必要的痛苦的辩护存在下去。但清晰的论证还是有用的，虽然它不能解决我们的所有问题。”

有的人说得很风趣。齐泽克说：“我憎恨哲学，但是如果不解决掉一个哲学问题，我又没法安心。对我来说，哲学就像女人：她们很难对付，但是没有她们更不好过。我只有在写两部书之间的间隙是快乐的，那时我很放松，接着又开始哲学思考。”

有人则坦率地反对用简短的语言概括他们的著作或哲学观。1990年7月，法律哲学家哈特对派克说：“老实说，我认为50到100字的总结是一个荒唐的想法，我建议你放弃它。”而在同一时期，1991年，让·波德里亚尔说：“我的语言的形式比我说了什么更加重要，语言必须要跟现实碎片化的本质一致。事物的本质是，病毒性、碎形的特点。”

《黑天鹅》的作者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刚刚出版了一本《普罗克鲁斯忒斯的床：哲学和实用格言》，在书中表述了他对财富、学术、现代性和技术的观察。书名取自希腊神话：普罗克鲁斯忒斯是一个很残忍的傻子，他特别好客，会把游客绑架到家里，慷慨地招待他们吃饭，然后邀请他们在一张很特别的床上过夜，体长者截其下肢，体短者拉伸之，使与床齐长。在一个更邪恶的版本中，普罗克鲁斯忒斯有两张床，一张小的，一张大的，他让矮小的睡在大床上，让高大的睡在小床上。塔勒布以此自谦说，他所有的格言都像普罗克鲁斯忒斯的床一样。“在面对知识和观察不到的东西的限制时，我们把生活和世界挤压进清晰分明的观念、简化的范畴、特定的词汇和预先包装的叙述，这往往会造成爆炸性的结果。”

塔勒布真正的智慧扎根于古典哲学：“我的古典知识使我能够博学、优雅又勇敢，抗击现代性的虚假、愚蠢和庸俗。”他的格言包括：“比赛是创造出来让不是英雄的人获得获胜的幻觉的，在现实生活中，你不知道到底谁赢了、谁输了（除了到最后），但是你能看出谁勇敢、谁不勇敢。”塔勒布有点像尼采和安·兰德，他说：“当且仅当你拒收的钱比你收到的钱滋味更好时，你才是真有钱。”

( 史蒂夫·派克（上图）为哲学家们拍摄的照片（图1~6）：齐泽克、马莎·努斯鲍姆、以赛亚·伯林、阿尔弗雷德·艾耶尔爵士、 阿玛蒂亚·森、迈克尔·达 米特 )

塔勒布在《后记》中说：“理性主义是，我们喜欢事物是那个样子以便我们能够理解它们，经验主义是接受事物的原状。自启蒙运动以来，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张，我们指责世界不符合我们的理性模型，我们努力使人变得符合技术，要经济生活符合经济学家们的理论。古典思想比现代的后启蒙、天真的伪科学更有力量，因为它尊重未知、在认识论上很谦卑。”

“初看上去，格言、警句正是塔勒布反对的东西：它们把生活和世界挤压进清晰分明的观念、简化的范畴中去。但有些格言具有这样一个特点：在散步时，或者什么也不去想时，脑子里会自然地、不由自主地冒出一些想法，使自己不受任何约束，不去竭尽全力地思考时，现实中隐藏的因素开始注视着你，你从来没想到过会有那样的奥秘出现在你眼前。”

格言是智慧一种很古老、很普遍的表现形式。塔勒布说：“道德作家使用它，如拉罗什·福科的《道德箴言录》，有的哲学家用它来表述隐晦的哲学思想，如维特根斯坦；有的哲学家用它来表述更为清晰的思想，如叔本华、尼采和萧沆；有的用它来表述如水晶般显而易见的思想，如帕斯卡的《沉思录》。有的格言很乏味，有的则包含你思考过的比较重要的真理；有的读起来很愉快，你从来没想过，但是会因为有了一个重大的发现而发出笑声，如拉罗什·福科的道德箴言。最好的格言是那些你以前没想过、你读了很多遍之后才意识到它们是重要的真理，尤其当其中沉默的真理如此有力量，以至于你读过之后就会忘掉。格言需要我们改变我们的阅读习惯，小剂量地阅读，每一句都是一个完整的单位，一个跟其他格言无关的完整的叙述。”■ 肖像哲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