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尔逊大叔的电话

（文 / 老壳子（克拉玛依））

大约两个月前，我接到一个陌生电话，电话里，一个听起来很虚弱的声音说：“你是小韩吗？我找不到你爸爸的电话，我这里有他的钱，有时间让他来拿。我是吐尔逊。”

30年前，吐尔逊大叔复员到公社上班时，在我父亲手下干活，中午就在家里吃饭，他身材颀长，很健壮，面色白而红润。然而他看人时眼神羞涩，非常内向腼腆，常常是父亲问他一句说一句，吃饭时文静得像个女孩。因为是当的空降兵，吐尔逊大叔汉语不错，但是在家里交流时，我父母亲都和他说维语，他们说的什么，我听不大懂，时间久了，吐尔逊大叔就像家中一员，我本来喊他哥哥，父亲不同意，说：吐尔逊是我的同事，你还是叫叔叔吧。

忽然就有一天，吐尔逊大叔吃饭时羞涩地说：我要结婚了。

父母很高兴，连连祝贺，还喝了点酒，而我欢欣雀跃，上次父亲带我参加维吾尔族人家的婚礼，那抓饭的香味没齿难忘啊，又可以吃席了，开心而期待。

然而我等了好久，也没吃上抓饭，吐尔逊大叔也不来家里吃饭了，我问父亲怎么回事，吐尔逊叔叔不是结婚了吗？父亲说，结了呀，不过没办婚礼，就住在旁边马号的空房子里。

马厩旁原先看马人的房子，现在是吐尔逊大叔和阿丽娅大婶的新房。听到消息的第二天早晨，我自作主张就去祝贺了，结果看到阿丽娅大婶的瞬间有点石化，太漂亮啦，跟传说中的仙女似的。原本脏乱不堪的房子被她收拾得干干净净，刷了浅蓝的石灰，盘了一铺大炕，家什虽然简单，却透着温馨，屋里一股浓烈的奶茶香。

我站在门口正张口结舌呢，阿丽娅大婶微笑着走过来摸摸我脑袋，牵着我的手走进去，就见吐尔逊大叔盘腿坐在炕上，望着我得意地笑。我冲口而出，婶婶长的和仙女一样。吐尔逊大叔哈哈笑，给妻子翻译了，阿丽娅大婶也笑，亲了我一口。

早饭很简单，玉米面馕和奶茶，我吃得很香，阿丽娅大婶掰碎了馕饼放进碗里，让我泡着吃，他们两口子也不说话，笑吟吟地看着我吃饭，时而对视一眼，蜜糖一般黏稠的幸福。

后来，阿丽娅大婶在房前建了一个馕坑，家属院的女主人们就经常聚在大婶家打馕，同时交流一些做饭食的经验。那阵子我父母亲忙，时不时地我就去阿丽娅大婶家混饭，回来就挑剔母亲做的拉条子如何不够味，如何不及阿丽娅大婶的手艺。惹得母亲笑骂：你个小白眼狼，你去吐尔逊家当儿子算了。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平淡地过去，以后的十几年里，我在外读书，每年寒暑假照例去吐尔逊大叔家玩，再以后工作了也一样。吐尔逊大叔人到中年，沉稳而极具长者风度，仍然亲切而不苟言笑。阿丽娅大婶容光焕发，似乎无时无刻不在微笑。他们的一儿一女是我们那块的明星人物，漂亮，学习好，体育也好，舞更是跳得让人炫目。母亲和阿丽娅大婶同在一个林业站劳作，收成很不错，日子越过越滋润。

我现在时常感叹命运的不公，感叹“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这句话的残酷，最早的因素来自阿丽娅大婶。因为她突然得了怪病，身体一天天就肿起来，到后来失去了劳动能力，每天只能待在家里，偶尔出来晒晒太阳。

吐尔逊大叔四处延医，到了没有治好老伴的病，阿丽娅大婶还是走了。大叔几乎是一夜白头，身形也佝偻起来，有时我见面时问好，他也是淡淡地点点头。

好在一双儿女争气，后来考上了不错的大学，当单位和同事的助学款交到大叔手里时，他忽然失声痛哭，眼泪恣肆滂沱，口里不断念叨着大婶的名字。众人惊讶，再难的日子，即便是阿丽娅大婶的葬礼上，他也没哭。

如今看来，他撑得实在是太辛苦。

这些都是后来母亲告诉我的，母亲讲完擦把泪，问我：你说这么好的一家子，怎么就这么多灾多难？

父亲退休后，离开了工作多年的乡下，搬去昌吉和妹妹一家比邻而居，我们两家的联系慢慢就断了，我去探望父母时，他俩时常念叨，真怀念和吐尔逊两口子在一起的日子啊。

“国庆”时我去看父母，说起了吐尔逊大叔的来电，父亲说：你给他电话号码后，他给我们也来电话了。我们搬家前吐尔逊大叔自告奋勇地接收了咱家的欠条，说是反正快退休了，也没什么事，帮着我们去催欠款。

我们也没当回事，收回来就收回来，没收回来就当是丢了。结果后来吐尔逊大叔果然四处奔波，大到几百元，小到几十元，一家家地讨，两年里讨回了全部欠款，给你的电话就是他收回最后一笔欠款后打的。

实际上，正是两个月前，吐尔逊大叔刚被查出肝癌晚期，得知结果后，吐尔逊大叔很平静，也没有住院治疗，其实他是有公费医疗的，不知道他怎么想的，就是回家了。

父亲说，吐尔逊大叔在电话里希望他们回去一趟，把钱拿走。父亲说：钱你留着，我们两口子下个月就回去看你。吐尔逊大叔不愿意了，说：你们来看我我高兴，钱要拿走。

父亲答应了。

我对父亲说：这钱你还真要吗？

怎么可能？父亲回答，我们是最好的朋友。说着，眼泪就掉了下来。■ 大叔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