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人郭明义

（文 / 陆晴）

( 郭明义 )

放歌矿山

“我的家住在矿山脚下，小时候跨出家门就爬山。看到矿山，也看到了爸爸。沸腾的矿山，迷人的矿区，可爱的矿工，留下我的梦，我的爱，我的歌……你总是给予我，有留恋、有忧伤，但更多的是创造和希望。矿山，我真的爱你……”

凌晨4点多钟，郭明义起来了，开始入秋的鞍山天还是黑的。在很多日子里，为了给他准备早饭，妻子孙秀英甚至会起得更早。5点钟，郭明义准时出门，沿着家门口的樱山路走向矿山。

离家不远，是郭明义这个公路管理员理论上的办公地点，他在办公室换上工作服，戴好安全帽，继续向北赶往齐大山铁矿采场。这段路要走上40分钟，他会一段接一段地大声唱歌，“用自己的脚亲自感受地面的坑洼和碎石”。

他曾经有过3辆自行车，都因为遇到了觉得更需要的孩子就送给人家，自己只告诉爱人是丢了，干脆就每天来回两小时走起来，他说走路就是最好的锻炼。5点钟出门，每天他都提前两小时到采场开始工作，这条路，他走了15年。

( 郭明义在鞍山市红十字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 )

鞍钢的齐大山铁矿，是亚洲最大的露天铁矿，长年开采使这里从一座小山变成了一个深230米，面积约4平方公里的“盆地”。“盆地”中央最低处，是昼夜不歇进行采矿作业的大型机械：27米高的牙轮钻、20米高的电铲车、6米高的电动轮汽车。从矿口走到这里，要沿着人工开就的道路一圈圈转着走下去，两边是没有防护的矿山横断面，黑色、褐色、红色的矿石在灰白的岩层中清晰可见。

6点钟，天色渐亮，郭明义进入采场，跟夜班工人打了招呼，开始巡查采场内的道路，看哪段需要清理，哪段需要养护。在8点钟白班工人全部到岗后，郭明义就指挥车辆进行道路施工，手持步话机在大型机械间穿梭。他身高1.7米，身材消瘦，皮肤黑红，像极了铁矿石的颜色。露天的采场里夏天热冬天冷，夏天比外面温度高10摄氏度，脸上被晒暴皮的地方好了又晒，而在冬天，耳朵又经常会被冻伤。

( 郭明义走访生活困难的家庭 )

只有郭明义一个人当公路管理员，负责全矿的修路工作。齐大山铁矿修路作业区党支部书记刘洪良对本刊记者说：“这个工作如果我来做可能会这么做，上班往办公室一坐，茶水一喝报纸一拿，调度员到矿上去看路面情况，确定什么路应该怎么修，然后跟我汇报。挂了调度室的电话接着打给修路负责人，告诉他明天修路重点是什么地方，需要多少车辆，然后电话一挂接着喝茶，一点问题没有。”而郭明义所做是交叉完成了调度员和公路员两个工作。

那么郭明义不分四季，无论假日，每天早到两小时能起到什么作用呢？刘洪良说，早班工人一般在接班后维修夜间走得较频繁的道路，对除主干道以外的路可能来不及重视。郭明义到得早，先组织把夜间走得频繁的路修好了，白班工人来了直接就可以修护其他道路，为矿上生产节省了很多时间。而路况好坏对生产成本和效率有绝对的影响，有句话叫修路胜过修车，直径将近4米的轮胎，如果路面不平，有很多碎渣，侧面一旦被严重磨损就要报废，一个轮胎包括轮毂和电机成本要十几万美元。“这个工作看起来不复杂，但是真正要保证路面的宽度、平整度、坡度要付出很大的工夫，确实需要一个非常有责任心的人来做。”

( 郭明义（右）动员亲朋好友加入造血干细胞捐献行列 )

在郭明义的工友马文昌的记忆里，2007年3月4日，鞍山下起了50年一遇的暴风雪。“那天我正值夜班，路上积雪没膝深，老郭走的还是那条道，手脚并用地赶到采场，出现在我眼前时，已经成了‘雪人’。”后来大家才知道，他是在凌晨2点动身走向采石场的，一到采场，他就开始组织除雪，持续到晚上18点，矿山40公里道路全线恢复运行。

在采场公路管理员岗位上，十几年来他几乎没休息过一个完整节假日。女儿考大学那天，他早晨照常到采场，女儿到南方去上大学前，他也只是把她送到火车站。结婚20多年，他没有跟老婆孩子出去玩过，每年春节都一天不落地巡检采场、组织修路，甚至是在每次献血后也不休息直接工作。

如今郭明义谢绝了矿上领导给他调换一个相对轻松的岗位，他对本刊记者说：“这里挺好的，我是真心地热爱我的工作。虽然每一天都是单调重复的，但这是一项伟大精彩的工作。如果你看我的作品《五月的阳光》，我们工人是‘尽情挥洒自己的汗水、热血，去抒发自己的情感，为我们的国家出矿石’。我看到他们疲倦的面容上还带着微笑，深深地印在我脑海中，如果不深入到工人中，我不会写出这些作品，我的内心世界也不会这样。”

大伙干活累了，有人喊“老郭给唱个歌”，然后他就真的拿起对讲机扯开嗓子唱起了《青藏高原》，副歌部分需要重复的地方也一字不落，投入极了。工友开玩笑，说他每次唱《青藏高原》后面调上不去还要有个缓冲，跟“二踢脚”似的，郭明义说，“我是真的用心在唱”。

我能给你什么，我的朋友

“我常常问自己，我究竟能给你什么？我的朋友，虽不知道这个答案，但我深深地知道，我确实能给你，那属于我的生命，我的爱，还有那用生命和热血铸成的诗。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在想，我还能给你什么？……”

因为做好事，郭明义最初曾被叫做“郭傻子”，同事之间毫不避讳。甚至有人拿他开玩笑，看见他穿了新的劳动服劳保鞋，说老郭你这工作服不错啊，要不就说，老郭我这鞋坏了，他就真的能脱下来跟人换。“他也能分辨出来人家是不是开玩笑，但是只要有人跟他要，他就一定会给。”工友胡松向本刊记者回忆说，“到最后都不好意思了，觉得对他不能轻易开这样的玩笑，他真的会当真。”

“有人说我是败家子儿，把钱和家里东西都给别人了，也许是替我心疼，也许是觉得我傻，我就认了，我是傻子。”郭明义对本刊记者说。他太容易被认为是败家子了，知道有农村的孩子没电视看，他把家里的电视捐了，而看电视基本上是他一家人唯一的娱乐，之后组织奖励了他两次电视都被他捐了，现在家里这台是领导特意告诉他，“这是固定资产不能捐”，才留了下来。

郭明义出生在一个矿工家庭，父亲郭洪俊是辽宁省劳动模范，曾因勇救落井青年而作为英雄集体代表到北京做事迹报告，被周总理接见。母亲会一手推拿功夫，常年无偿为矿区百姓治病疗伤。郭明义从小就爱做好事，因为“做好事会得到小红花，特别希望被表扬”。别人都说，郭明义一辈子学雷锋做好事，是“耳濡目染，遗传的”。

1977年，郭明义从鞍钢参军到了部队，推荐他参军的，是17年前把雷锋从鞍钢送进部队的老红军余新元。郭明义想不到几十年后人们会把自己和被自己视为楷模的雷锋相提并论。

郭明义在去部队的火车上就开始给大家服务，到了部队，在训练之余他自动承担了挑水、打扫卫生的工作。新兵下连，人家学开车，他被分到炊事班做饭，早上四五点钟就起来给大家熬大碴子粥，还主动喂猪，帮战友做被子，后来被评为师里的学雷锋标兵。

“我就是总想为社会为他人做点什么，我看献血很简单。”1990年，矿上号召职工参加义务献血，那是郭明义第一次献血，之后的20年，他累计无偿献血达5万多毫升，相当于他身体全部血量的10倍。现在郭明义献血的频率是每半年一次全血，一个月一次血小板。

“捐献造血干细胞的事情很早就开始做了，我不断地做，不断地把信息传递给每个人，就开始有人主动靠拢了，逐渐汇拢起来了。”2002年，郭明义加入中华骨髓库，成为鞍山市第一批捐献造血干细胞的志愿者。从2005年开始献血小板，最初从800毫升鲜血中提取一个单位血小板，现在逐渐增加从到1600毫升提取两个单位，从每年两次到一个月一次。

2006年底，工友张国斌的女儿被查出患了白血病，郭明义第一时间冲到医院，把身上仅有的100块钱交给了张国斌，说，“我给你想办法”。几天后，郭明义送来一个信封，里面装着他在采场募捐的3万元钱。

郭明义知道，参加干细胞配型的人越多，孩子得救的希望就越大，于是他起草了倡议书，每天中午工休后开始在每个班组和科室里跑，动员大家参加捐献造血干细胞，激动地把一首《爱的奉献》唱遍了齐大山70多个班组。下班后，他不回家，跑到公共浴室给工友们搓澡，边搓边宣传捐献常识，说捐献造血干细胞对身体没影响，还是能救人一命的大事，最多的一次搓了20多个。有时候为了表示自己身体好，说着说着，一盆冷水就劈头盖脸浇自己身上了。

郭明义一个工友总结他的方式是“见缝插针，无孔不入”，“见着你就开始说，不厌其烦地说，后来确实是老郭的人格魅力打动了我们”。不单是工友，卖早点的老板、便民复印社的打字员、齐矿社区的居民，家门口理发店的服务员，全都在郭明义不遗余力的宣传和鼓励下加入了捐献造血干细胞的队伍。

鞍山市中心血站有这样一组数据：在全市5000多名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中，由郭明义发起动员的就有1700多人，占近1/3。

2008年底，郭明义获得“全国红十字志愿者之星”和“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称号，而他带领的“红十字志愿者服务队”、“无偿献血应急服务大队”正逐渐壮大。迄今为止，他已经先后8次组织大规模造血干细胞采集、7次无偿献血活动。“如果我们急需大量血液，采血车就会直接开进矿业公司院里。”鞍山市血站的副站长李莎说，“而且救急时候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郭师傅，他平时一分钱都舍不得给自己花的人，不管什么时候，找他真能立刻打个车就过来了。”

捐助“希望工程”是他做好事的另一个途径。1994年，他在电视上看到“希望工程”的电视短片后，第二天就去市“希望办”向一名岫岩山区的失学儿童捐助了200元。十几天后，又给这个孩子邮寄了200元。那时他每月的工资收入不到600元。一开始的捐助没有固定线索，比如在电视上、报纸上看到一条信息他就去主动联系，到后来成了市“希望办”最熟悉的客人，“希望办”会定期向他提供一些被捐助对象资料。“有时候6点钟电话就响了，一接是郭师傅，他起得早，想起什么来立刻就想办。”希望办主任宋红梅回忆说。

15年来，他累计为身边工友、特困学生和灾区群众捐款12万多元，资助了180多名特困儿童，其中绝大部分都只有书信往来，根本就没见过面。

宋红梅说，2006年她在办公室里看到一幕，曲卫君带着小孙女第一次见郭明义就呆住了。“我猜想给我孙女捐钱这人，不得是个老板啊，至少也得挺富裕的。进来一瞅，这人一身劳动服，穿着双大头鞋，裤子后面还有个补丁。我这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曲卫君说。

工友都说，通过老郭的眼睛看到了社会。“以前我们不知道血小板对造血干细胞这么重要，也不知道还有那么多需要救助的孩子，社会上有那么多需要做的公益事业，大家的社会责任感和对他人的责任感明显增强了。”如今，以郭明义名字命名的爱心团队已经有近6000人，内容涉及爱心工程、献血、捐献遗体等七大项。

常被感动

“……人们每天、每时、每刻不都是在被发生的爱的故事而感动着，而流泪着。而这种感动和流泪确实在不被人们所熟知的每个角落，每一刻上，悄悄地，静静地发生着……”

这是爱人孙秀英最喜欢的一首作品。在简陋的家里，面对众多记者同样的质疑，她平静地说：“我没觉得委屈，反正我就觉得，跟老郭过挺踏实。”

郭明义的家在鞍山市郊，齐大山铁矿的职工宿舍，上世纪80年代中期所建的一个40多平方米的一居室。20多岁的女儿住在几平方米的采光极差的门厅里，从小到大都没有属于自己的私密空间。屋里没有几件像样家具，就是简单的白灰墙、水泥地、日光灯管，唯一的装饰是墙上的世界地图和中国地图。

敲开他家的门，才亲眼看到什么叫“家徒四壁”，才真的相信别人所说，除了工作服，郭明义就只有一件运动衣和一条牛仔裤。

十几年来，郭明义够条件参加矿上好几次福利分房，但他连换房申请都没有递交过。他说，有的同志还没房住呢，把机会让给他们吧。有人提出用市价购买郭明义的分房指标，也被他拒绝。刘洪良告诉本刊记者：“现在齐矿那个地方，恐怕班长以上的干部，经济条件稍好点的都不在那儿住了，因为那个地方条件不好，粉尘特别大。郭明义这些年如果把捐出的这些钱用于改善生活条件，完全可以到市区住。他这个人完全没有什么物质上的欲望。”

多少年他也没有给家人买过像样的礼物，能记起的就是去年10月，单位组织到井冈山参观学习，回来给爱人买的价值28元的“钻戒”，孙秀英每天戴在手上。孙秀英说：“临走特意给他带上1000元钱，后来他说实话了，花了28元钱从一个卖旅游纪念品的小摊上买的戒指，剩下的钱都捐给‘希望工程’了。”

郭明义的月工资现在刚涨到4000元，以前很长一段时间是2900元，爱人在鞍山市第四医院工作，每月工资2000元出头，家里还有一个上大学的女儿。汶川地震后，郭明义捐了2000多元，结果女儿那个月上大学的生活费就没有了。在工友印象里，极少看到郭明义掉眼泪，那次地震他却落泪了。

“我都50多岁了，但是也常会在受感动之后为某一件事情落泪。”郭明义对本刊记者说，“我喜欢美好的事物，经常能从痛苦中、灾难中发现美好的东西。比如一场巨大的灾难，会让人的心灵有感触，情感被触动，感受到在自然面前人很弱小，那么为什么不让人与人之间联系得更紧密呢？”

郭明义说，从自己接触的身边的工友以及需要被救助的那些人身上，他看到了更多淳朴的人性光辉，找到了更多让自己感动的美好。“接触不同的社会群体，就会有不同的人生思考。如果经常接触唯利是图的人，就会把金钱财富看得很重；如果经常接触困难群体，就会不由自主地想帮助他们。我为自己能为别人尽点力而感到欣慰，也时常因为力不从心而感到内疚。每次做完好事都觉得特别快乐，睡觉都特别香，不然心里老琢磨这个事儿怎么没做成。”

假如我是一只小鸟

“假如我是一只小鸟，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这被暴风雨所打击着的土地，这永远汹涌着我们的悲愤的河流，这无止息地吹刮着的激烈的风，和那来自林间无比温柔的黎明……然后我死了，连羽毛都腐烂在这土地里面。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这是艾青的诗，是郭明义最心爱的、经常朗诵的一首诗。让他背首诗，他张嘴就是这一首，抑扬顿挫，饱含深情，不长的一首诗，他朗诵完已经两眼润湿。

“我觉得这首诗的意境非常好，和人的精神境界很接近。你想一只小鸟无忧无虑地飞翔，四处觅食，这应该是每个人都想追求的吧，要是真能达到这种境界就太好了。但是我也没想过真的追求，觉得现在这样挺好的。”郭明义对本刊记者说。

采访郭明义和他身边人，心里一直在想一个问题，我们该怎么理解他？在这个人们越发追求物质生活，雷锋的时代越来越远的时候，怎么理解郭明义作为一个雷锋式人物的存在？毕竟他所做的事情是不同寻常的，很多是让人难以理解甚至觉得不可思议的。

“理解我的角度很容易，如果这个人需要，我能做的就做了，比如自己的亲人需要血没有血的时候，那种焦急的心情很容易想象，如果有所储备就好办了。所有事都离不开人做出来的好事。”郭明义这样回答我的疑问，“做好事应该让别人知道，让更多的人知道，50多岁的老头都在做这些事情，引起他们的思考，并不是让别人也这么做，而是知道这个社会还是有好人好事，对社会充满信心。”

他对自己的认知就是天真、单纯、简单。天真就是想法天真，很多别人看来做不了的事情他都敢做；单纯就是没有杂念，问他为什么这么做，他半天也说不出来，就说我就愿意这样，做了这些我就高兴；简单就是不考虑后果，说话什么的也不讲究。

郭明义坚信，这个时代和雷锋的时代没有特别大的区别，一定还有像他这样的人，只不过暂时还没被发现。“报纸上那种老太太倒地上没人扶的新闻，在生活中发生的概率太低了，那个并不代表人最淳朴的感情，但是这种东西宣传太多就起负面作用了，弄得人们都不相信别人了。”郭明义说。■ 郭明义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