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汉人的藏情

（文 / 李晶晶）

( “大明永乐年施”款铜鎏金观音造像 )

方舟第一次踏上西藏的土地时，并没有想到自己以后会成为西藏艺术品的收藏家。但是一个西藏老者改变了他这个想法。

20多年前，方舟去萨迦寺，走了一半，车坏在日喀则。大家都下来，等司机修车。一位藏族长者被人伺候着，在旁边铺了块毯子坐下，一个女孩立刻从暖瓶里倒出酥油茶给他喝。这让第一次到西藏的方舟觉得有些意思，站在旁边静静地看。上世纪80年代，在西藏偏僻的山区，有一个汉人在旅行，是非常少见的事，长者先与方舟聊起来。

上了年纪的藏族人能说一口流利汉语，这在当地绝对不多见。长者是西藏的贵族，曾在成都的民族大学学习，去萨迦寺是因为他觉得自己活不久了，希望让喇嘛来安排他身后的事情。这让方舟很震惊，于是提出能不能一起去看看。方舟记忆深刻，他向本刊记者说：“到了寺庙，他们非常恭敬，将带了的茶砖、酥油送给喇嘛。后来的谈话虽然听不懂，但大概知道是关于生死的问题。你完全看不到临死之人对死的恐惧和对生的渴望，他们不回避所有的仪式，极为淡定。”这让方舟对藏族长者所信仰的宗教有了最直接的感受和感动。西藏令他充满了好奇，希望能更多去了解它。此后，每年方舟都要去西藏十几次，有时一待就是一两个月，而传奇的收藏故事也就在这不经意间开始了。

今年杭州西泠印社春拍“梵云雅集.文房古玩专场”，方舟拿出了一件永宣时期的金铜观音佛像，上带有“大明永乐年施”款。在藏传佛教造像艺术中，明朝宫廷制作的金铜佛像尤为引人注目。由于明朝宫廷造像的制作主要集中于永宣两朝，通称“永宣造像”，而永乐造像就是指这一时期造像中的一类。方舟的这件永乐金铜佛像得来颇具戏剧性。

大约在15年前，方舟已经在收藏西藏艺术品了，一次在去寻找藏珠的旅途中，与一个游方喇嘛碰到一起。这个僧人身上没钱，可又想搭车，司机不乐意。方舟说，他因为长期在西藏旅行，又买了很多西藏艺术品，对僧侣怀有敬意，所以提出替这位游方喇嘛付车费。这个僧侣倒也受之泰然。方舟告诉本刊，印象最深的就是，这个叫扎西的喇嘛特别胖，就像《水浒》里的鲁智深。扎西喇嘛不和大家一起吃饭，只吃点糌粑。临要分手的时候，他知道方舟收藏，提出要卖他两样东西，一卷唐卡和一尊明代的金铜佛像。走的时候，他还很认真地问方舟：你不会忘了我这个朋友吧？

( 明永乐铜鎏金度母像 )

方舟将身上的钱全部给了扎西。唐卡是手卷式的，时间大概是在６〜９世纪。方舟说，我收藏这么多年，这种形式的唐卡非常少见，没有描摹，有点类似于唐卡范本。上面有个白牛，是印度教的神物。白牛是代表观音的，说明它和印度教的联系非常深。而那尊金铜佛像则带有“大明永乐年施”款，也就是这次将出现在西泠印社拍卖中的。

中国藏学出版社社长、副总编辑周华告诉本刊，明代北京的藏传佛教造像艺术是在帝王们的扶持下首先在宫廷开展起来的。明朝政府吸收了元朝扶植喇嘛教的一些做法，保持藏传佛教在西藏等地的地位，不断邀请藏地高僧到内地，加封“大宝法王”、“护教王”等各种称号，并为寺庙佛像铸造提供经济上的帮助。明朝政府的这些措施，并非单纯出于宗教信仰，而多缘于政治目的。清代孙承泽《春明梦余录》记载，明朝曾两次销毁藏式佛像，一次是在永乐年间，一次是在嘉靖年间，认为那些“邪像”“有碍风俗”。明代朝廷御用监佛作监造的有“大明永乐年施”，“大明宣德年施”铭记的造像，只见于紫禁城和藏传佛教地区，绝少在内地流传。

( 方舟收藏的6〜9世纪唐卡 )

永乐、宣德款铜像并没有标出具体的铸造时间，从文献记载看，永乐最初几年，并没有制造专供藏地的佛像。明朝政府对西藏地区赠施佛像始于永乐六年，这一年，被封为国师的得银协巴（藏传佛教噶举派噶玛巴支派黑帽系第五世活佛）返回西藏，明成祖赐千手千眼观音菩萨、白檀香木佛像等，这是朝廷对西藏施送佛像的最早记载，此后得银协巴又曾得到过明成祖赐的佛像。永乐十二年和十五年，萨迦派昆泽思巴大乘法王两次得到佛像与佛经，至永乐十七年，明朝共６次向西藏赠送佛像。

同时西藏也会向朝廷进赠佛像。得银协巴在抵达南京前的永乐四年，先进奉佛像。永乐六年，藏传佛教格鲁派(黄教)的创立者宗喀巴在婉言拒绝永乐皇帝邀请入内地的信中，提到赠奉永乐帝一尊和阗观世音菩萨塑像，一幅世尊能仁释迦佛画像，一幅文殊宝利如来佛画像等。永乐四年至永乐十五年间，共进赠７次佛像。宣德时期沿袭永乐传统，继续在宫中铸造佛像，以应颁赐需要。在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冯贺军的《中国古代雕塑述要》中提到：朝廷与西藏馈赠虽是相互的，但事实上多是先“进贡”，后“赐施”。送奉的多为佛像与舍利，赐施则多为佛像与经书，特别是佛像，带有某种“钦赐”的意味。

方舟收藏的这尊永乐观音金铜造像，面相方中见圆，丰满端正。五官匀称，面略向下倾，眉眼细长，静穆柔美，略带笑意。佛细腰宽肩，肩与腰呈倒三角形，腰身直立，双腿结跏趺坐，双手置于胸前作说法印。首都师范大学藏传佛教艺术研究中心主任谢继胜告诉本刊，忽必烈自立为大汗的1260年前后，西藏萨迦派喇嘛、国师八思巴把几十个尼泊尔的纽瓦尔艺术家请到萨迦地区，随后带入忽必烈的宫廷。这些艺术家里，一个名叫阿尼哥的人后来成为宫廷作坊的总管，现在北京所能见到的白塔寺就是阿尼哥主持设计修建的。阿尼哥把纽瓦尔的审美趣味和造型浇铸艺术带入藏地和中原，影响了一代工匠。1368年元朝灭亡，阿尼哥及其传人的艺术在中原继续产生影响，比较直接的体现就是明代永乐造像。因此永乐、宣德款铜造像是汉藏两种造像风格的高度融合，它吸收了内地汉式造像和藏地藏式造像的各自特点，巧妙融合而成。由于造像本身所特有的内涵，皇帝钦赐西藏高僧神圣之物，便决定了它必须使用最上乘的铜材，最优秀的工匠，最先进的铸造工艺。造像本身的皇家印痕，突出表现在冶炼技术、镀金工艺和繁缛细致的装饰手法上，这恰恰是其他铜造像难以企及的。

永宣宫廷造像的制作精美，很早就被欧美的学者和鉴赏家所公认，认为15世纪初期的宫廷鎏金铜造像是一个顶点。因此早在上世纪初，大量的永宣时期的佛造像被西方收藏家所购藏。2006年10月香港苏富比“佛华普照——重要明初鎏金铜佛收藏专场”，英国古董商斯佩尔曼（Jules Speelman）家族所藏14尊明代永宣年间宫廷金铜佛像，成交价高达3.42亿港元，其中一尊明永乐释迦牟尼坐像的成交价达到了1.2亿港元，这是迄今藏传佛像拍卖的最高成交价纪录。内地的佛像收藏热也就是从这个专场开始。

在国际收藏领域，像斯佩尔曼这样热衷于中国佛教文物收藏的知名藏家不乏其例。美国洛克菲勒家族从19世纪开始，频繁游访亚洲等地，每遇精美佛像即带回美国，逐渐成为其主流藏品。2006年6月，纽约亚洲协会美术馆曾举办“热爱亚洲·洛克菲勒亚洲艺术展”，主要为约翰和安迪阿得里奇·洛克菲勒夫妇及其6个子女的收藏，其中相当一部分为藏传佛教文物。洛克菲勒家族成员们被誉为具有“波士顿的佛教徒”的精神传统，安迪阿得里奇·洛克菲勒家中特地开辟有佛堂，供奉着佛像。今年在香港刚结束的拍卖中，艾斯肯纳齐（Giuseppe Eskenazi）轻松地以7000万港元的价格请回了那尊备受关注的“大明宣德年施”款御制鎏金铜无量寿佛坐像。■

(实习记者魏玲对本文亦有贡献) 一个藏传佛教佛教汉人佛像藏情阿尼哥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