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的仙人掌式生存

( 耶路撒冷圆顶清真寺前玩耍的儿童 )

沙漠里的未来

耶路撒冷向南，一路向低处走，眼前越来越荒芜，最终只剩下层层叠叠的黄色。“在所有景色凄凉的地方中，我以为，它应是首屈一指。那里寸草不生，色彩单调，地形不美。谷地是难看的沙漠，沙漠周围是一些荏弱的植物……这是一块没有希望的、令人沉闷伤心的土地。”100多年前马克·吐温的感叹，或许也是上世纪20年代第一批犹太移民的心境。

不足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养育着670万人，而这土地的66%还是不适合人类生活的沙漠，这就是以色列的现实。

导游奥迪德（Oded）对我们说，沙漠作为一种突出的地理特征，不尽是荒芜，它也对犹太人的宗教意识及其思维方式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西奈沙漠变幻无常的气候现象和复杂奇异的自然景观，为犹太教的诞生提供了温床；而相对北部而言，沙漠特征较为突出的南部成为早期犹太教的中心所在，1947年在死海西北山洞发现的《死海古卷》就从一个侧面印证了这一点。

马萨达就是南部内盖夫沙漠里的精神象征之一。它是犹地亚沙漠与死海谷底交界处的一座岩石山顶，它的陷落也是犹太人流亡的开始。公元70年耶路撒冷被占，幸存下来的犹太人纷纷携带家眷来此，在荒野之上建了这个堡垒。罗马人围攻了整整3年没攻下，只好用最笨的办法，在山旁堆一座与山同高的土堆。最终罗马人却发现，这里仅剩一座空城和960具尸体。据说在最后关头，犹太人选择了集体自杀。每户人家将名字写在石块上，投进陶罐，被抽到的人全家被杀。仅有两个大人和5个小孩躲在一处蓄水池里得以幸免，向后人讲述这最后堡垒的故事。奥迪德说，自杀在犹太教中是严重的违戒，可见他们的绝望。据说，以色列建国初期时新兵都会来这里宣誓：马萨达永不会再陷落。

( 死海每年都会吸引众多游客 )

让我们疑惑的是，在干旱的沙漠和极咸的死海之交，在一个孤立的山峰上，犹太人是怎么在罗马人攻势下坚守了3年的呢？食物可以储备充足，但沙漠里的水源怎么解决？原来马萨达的另一创举就是宏伟的水利工程。西面的干河谷每年有两三次的山洪暴发，当年的工程师正是巧妙利用了这一点，山洪通过指定的轨道流入峭壁上的一个个洞中，每一个都是储水的水库，里面的水由人工运往山顶的12个大蓄水池，每个容量4000立方米。这样水不仅够饮用，希律王还建了游泳池和桑拿屋。罗马人的最后围攻也是从切断水源开始的。

从马萨达望下去，除了沙漠，就是陆地最低点的死海。很多人去死海把自己毫不费力地浮起来，就是因为其高盐度带来的超凡浮力。《圣经》故事说，死海盐柱是上帝毁灭索多玛城时，逃命的罗得之妻不小心回头变的。高盐度意味着钾、锰、氯化钠等自然资源，但最大的副作用则是水分的蒸发。据测算，死海每年蒸发1.6米，在50年间已经衰退了近30%，照此速度，死海100多年内就会真的死亡。奥迪德说，以色列目前正在审议一个项目，想用一个运河和管道系统将死海与地中海连接，以补充丢失的水分。

( 以色列Mashabei Sade属沙漠地区，当地农民从地下600米获得可用淡水建立鱼塘 )

“以色列的未来在内盖夫沙漠。”本·古里安生前曾断言。这位开国总理从1952年起耗资1.5亿美元，用11年时间建成了145公里长的“北水南调”输水管道。从总理职位上退下来后，他本人也搬到内盖夫的斯德伯克居住，献身于沙漠的开发，死后也葬在这片沙漠的腹地，以行动表达了第一代拓荒者改造沙漠的决心。

在沙漠研究所的实验室里，研究员介绍：“我们发现沙漠底下仍有可利用的水，而这种水的盐度是海水的1/10，经过我们的淡化，这种水可以多次再利用。”他说，这里的水是从地下900米处抽上来的，抽水速度为每小时130吨。淡化后，第一步进行生物科技实验，从中提取维生素，制造化妆品或药品。之后，将这些水加入氮气，即可养鱼。由于水质符合养殖标准，可以养殖咸水鱼虾供出口。养鱼后的水进行生物氧化处理，排往灌溉系统，用于养殖百合花等植物或者农业灌溉。目前这样的养殖综合体在内盖夫沙漠中有很多。

( 以色列的滴灌技术 )

以色列法律规定，境内所有水资源都归国家所有，水利委员会每年将70%的用水配额分配给农业生产者，然后再根据总降水量分配剩余的配额。为鼓励节水，水利委员会甚至规定，农业生产者按其用水量占其用水配额的百分比缴纳费用。难怪农业专家计算，按照以色列的节水效率，地球可以多养活３倍的人口。

滴灌开启水革命

在以色列的这几天，无论在街道还是高速公路上，凡有植物的地方，我们都会发现一条条手指粗细的皮管，相间半尺，并行排列，皮管上一个个小孔。后来得知这就是“滴灌”，堪称以色列的生命线。

将节水和灌溉结合在一起的滴灌技术，来自一个农民的偶然发现——水管漏水处的庄稼长得格外好。后来他反复试验，滴灌是减少蒸发、高效灌溉及控制水肥农药最有效的办法。这个聪明的农民叫戴维·布拉斯（David Blas），住在内盖夫沙漠里的一个“基布兹”哈特泽里姆（Hatzerim），可惜我们去哈特泽里姆探访时他不在。事实上，尽管本·古里安耗费11年建“北水南调”输水管道，最初的农业革命和沙漠改造仍进展缓慢。直到1962年滴灌发明，才真正开启了以色列现代农业，逐渐影响着全球农业生产模式。

滴灌发明两年后，耐特菲姆（Netafirm）滴灌公司就在哈特泽里姆应运而生。在这里工作的亚克夫（Yacov Pedhatzur）告诉我们，他们在每一片需要灌溉的土地上铺设软管，开发针对废水灌溉的滴灌头，滴灌时间、滴灌量由计算机控制，自动探测植物的生长环境、水分、养料，不仅输送水分，肥料也通过这种系统向植物根部自动输送。“现在的滴灌技术已经是第六代，省水70%，节肥30%以上，还能防止土壤侵蚀。”

基布兹本身也是以色列的一大特产。它在希伯来语中的意思是“合作农庄”，尽管世界上曾出现过各式各样的合作农庄，但没有哪一个扮演了像基布兹在以色列扮演的那么重要的角色。自上世纪初基布兹在以色列遍地开花，里面主要务农，占据了以色列农场的80%。现在仍有大约12万人生活在269个基布兹中，固化为一种永久性乡村生活方式。比如我们参观的哈特泽里姆，看上去就像沙漠里的绿洲，成员们过的是一种公社式的生活，不分贡献大小，一律享受完全相同的待遇，衣食住行、生老病死、文化娱乐、子女教育等等全由基布兹包办。

亚克夫也是基布兹成员。他说，在白手起家的年代，从东欧来的拓荒者们建立了这种具有社会主义色彩的社会经济框架，对买来的土地的共同拥有、共同劳动，奠定了以色列的建国之基。不过在整个社会步入正轨之后，基布兹逐渐边缘化，作为社会先驱的地位已经削弱。其内部模式也已经发生了变化，“第一代、第二代坚守的共产生活，到现在的第三代已经开始质疑：谁应该得到更多？年轻人陆续离开了”。事实上，亚克夫说，现存的269个基布兹中，只有5个还保持生活模式不变，其他已经渐渐公司化，按劳分配了。哈特泽里姆就是仍保持原貌的最后5个之一。这里仍有大多数人乐意如此，或许因为耐特菲姆的滴灌收益。对这个内部最大的经济来源，基布兹成员们拥有40%的股份。

缺乏淡水，以色列人将饮用水源寄望在海水上。特拉维夫南部的地中海边，就有一座全球最大的反渗透海水淡化厂——阿什克隆（Ashkelon）。股东之一的IDE技术工程有限公司市场部的拉菲·沙米尔（Rafi Shamir）告诉我们，使用反渗透技术来进行海水淡化，关键技术是对水进行预处理，以减少堵塞的发生，同时力图在整个处理过程中减少能源消耗。未经淡化的海水含盐量高达35000毫克/升，而在这里被处理的海水要经过32层过滤，最终将盐分降低到30毫克/升。这一淡化标准有多高？他说，人类能饮用的水最高含盐量为400毫克/升。距离地中海几步远的出水龙头正汩汩流出淡化水，他让我们尝一尝味道如何。沙米尔说，该厂淡化水的政府采购价为每立方米0.63美元，相当有竞争力，被政府作为南部沙漠居住饮用水。这里日产淡水33万吨，再加上IDE在海德拉建立的海水淡化厂，所产淡水量可以满足以色列约70%人口的饮用水需求。

硅谷接种者

“我们的秘密，就在于我们别无选择。除了沙漠，除了恶劣的地缘政治环境，几乎什么资源都没有，只有投资仰仗头脑的高科技。”在特拉维夫的一间办公室里，SHENG-BDO Ziv Haft公司总监马弈良（Ilan Maor）随手指指刚刚带上的门，“如果这扇门打不开了，别人或许会等待，以色列人一定会自己探个究竟。我不认为以色列人比别人聪明，只是我们认为任何事都有解决方式，这也是在逆境中求生存的本能。”

马弈良曾负责以色列外交部亚太区经济事务，他向我们列举以色列人的发明：给电信运营商带来巨大挑战的网络电话VOIP技术，改变人们沟通方式的ICQ，提升无线计算能力的奔腾和迅驰芯片，丰富网络运用的Comverse语音邮件，代替痛苦胃镜检查的胶囊内镜……以色列“科技立国”不是说说而已，而是将GDP的4.8%投入到研发，这一比例居世界第一。这里已成为第二大新兴企业集中地，硅谷的复制者和接种者。

“谁知道你们看到的不是下一个U盘、ICQ、胶囊胃镜呢？”SHENG-BDO Ziv Haft旗下网罗了一批小公司，马弈良不失时机地向我们展示这些稀奇古怪的新科技。比如，专门生产净水器的以色列WaterSheer公司CEO约西·桑达克（Yossie SanDak）准备在上海世博会上向中国人推出最新的净水设备，包括可以因战地、灾害等特殊时期一次性使用的简易净水装置，还有大型的净水设备。他随身携带了一个普通的水壶，将7厘米大小如软木塞的装置套在出水处，再将净水活性炭投入到水壶内混合，河水、湖水、雨水甚至路边积水就都可以喝了。我们提出安全对风险投资的影响，这一点犹太商人们丝毫不担心：我们会向中国的投资者证明，它们会带来比预想大得多的利润。

如同BDO Ziv Haft旗下的这些公司，特拉维夫汇集着全球最活跃、最集中的创业热点。马弈良介绍，上世纪70年代初一位名叫爱德尔的律师，冒险对以色列电子行业的一家公司进行了投资。第二年，该公司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获得了成功，他得到相当丰厚的投资回报，人们才将风险投资的目光转向这个局势动荡的小国。90年代初，政府设立专门的风险基金，打破创业者初期的资金瓶颈。如果成功，受益归个人所有，失败了，损失由政府承担。15年后，以色列的风险投资基金仅次于美国。在这个接近欧美社会的新兴城市中，政策支持、社会资源、人民禀赋等多层面要素，综合发酵了创新的巨大势能。

国家科研中心魏茨曼科学院是整条创新生态链上的基石之一。这里像一个大植物园，院系与院系之间没有高墙，四处都是开放的空间。系统生物学家米洛（Ron Milo）博士对我们说，这种独有的合作创新气氛，是成立只有30年的魏茨曼学院可与世界同类院系比肩的一个原因。平易近人的米洛是学院Davidson科学教育学会的成员，这一学会2001年成立，意在架设这个高端研究机构与公众对话的平台。而对于与爱因斯坦同样研究量子物理的格罗斯（Eilam Gross）来说，物理学和摇滚一样好玩，他甚至拥有一支摇滚乐队。他们学院曾经面向公众开讲，主题就是“物理中的音乐和音乐中的物理”。科学显然和以色列人离得不那么远，据说以色列人向别人介绍未成年子女的时候，往往会说“这是我的孩子物理学家某某某”，以示对子女未来的期许。

创建了魏茨曼科学院的是哈伊姆·魏茨曼，以色列第一任总统。他以前的房子还在学院里，曾作为临时总统府。魏茨曼本人也是一位卓有建树的化学家，因发现了通过细菌发酵取得大量化学产品的方法，被视作现代工业发酵技术之父。就在去年，同样在化学领域，魏茨曼科学院的女化学家阿达·约纳特获诺贝尔奖，她在80年代率先对核糖体展开深入研究，就像一名“孤独的旅行者”。

与被宗教和历史笼罩的耶路撒冷相比，特拉维夫看上去就是一座摩登的国际化城市，甚至有“永不停歇的城市”之称，这也是它接种硅谷创新因子的原因之一。这个以“春天的小丘”为名的新城，始自上世纪初一批犹太移民为逃避雅法老城的昂贵房价而建，其活跃、创新的风格可以从最初的城市遗存、已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白城”中找到源头。这是一批现代主义风格的浅色建筑，30年代作为最先锋的城市模板，由从欧洲建筑学校毕业的学生带回来。那时，这种多功能、简洁而没有装饰的建筑风格被认为适合一座年轻而发展迅速的城市。它们也带着以色列的独特印记，比如很多房子上开着一排轮船上的那种圆形窗，是房主为了纪念坐船从欧洲而来的最初经历。

耶路撒冷“对话”

某种意义上，以色列的复杂性堪称世界之最。世博会以色列馆总代表蓝天铭（Amir Lati）对我说，你能很快地从古老到现代，从神圣到世俗；在这个三大洲、三大宗教交汇处，常常只用几分钟就可以从平原到山地，从大海到沙漠。而在一切复杂性中最复杂的，则是耶路撒冷老城。

从对面的橄榄山俯瞰，以金顶清真寺为中心，白石砌成的圣城笼罩着一层金沙。世博会以色列馆设计师渡堂海（Haim Dotan）对我说，这是耶路撒冷由来已久的传统，房子外墙都要用本地原石，这种乳白色的石头将整个城市带入中世纪。身边飘过几个穿戴狄更斯时代的黑礼帽、黑大衣、须髯垂发的影子，更加重了这种不真实感。

正如古谚：“世界若有十分美，九分在耶路撒冷；世界若有十分苦，九分在耶路撒冷。”它历经5000年屡遭毁灭又屡次重建的历史，就像每天在老城制高点大卫塔上演的灯光秀，在光影更迭中倏忽而过。这一展示也将在世博会以色列馆的白石墙面上重现。

我们的导游米莉（Miri） 6岁随父母从中国移民特拉维夫，她不喜欢耶路撒冷，因为它“被各方争夺，太拥挤、太沉重了”。她指给我们看老城路面下古罗马的残垣，那些屹立了几千年的罗马式圆柱，标注出当时道路的宽阔，与如今的狭窄巷道形成对照。在这块不到1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被人为割裂为四大聚居区，犹太区、穆斯林区、基督教区、亚美尼亚区各占一隅。穆斯林的唤拜声，犹太人的祈祷声，基督教的圣歌声，都涌在这里向各自的上帝祈福，却彼此间心存芥蒂。

这1平方公里上似乎摆放着上帝的谜题。父辈从埃及移民来的犹太导游奥迪德说，世界最古老的6世纪马达巴地图上，圆城耶路撒冷是世界中心，亚洲、非洲和欧洲是三片叶子，对称地从中心伸展开去。这幅用马赛克拼成的地图形象地说明了中世纪时耶路撒冷在欧洲和中东的地位——世界的圣地。也是在这一时期这里诞生了《圣经》，从此开启了人类社会的新阶段。《死海古卷》和以色列境内历史遗址的发现，证明了犹太人、以色列故土和《圣经》之间的历史联系。这里是犹太人圣殿所在，“世界可以比作人的眼睛。眼白是围填世界的海洋；眼珠是住人的大地；瞳孔是耶路撒冷；瞳孔中的人脸就是圣殿，但愿它很快重建”。而对穆斯林来说，这里是穆罕默德登天聆听真主安拉祝福和启示的第三圣地，有世界上最好的清真寺。基督徒则认为，这是耶稣诞生、传教、牺牲、复活的地方。

米莉一家早年为了融入以色列社会，申请成为犹太人，经过层层考察终于通过。米莉说，犹太教并不向外传教，而一旦身为犹太人了，就像被打上深深的烙印。宗教性外强烈的民族性，保证了犹太人即使流散在外邦，也保持着强大的精神联系。

困扰以色列的问题不仅存在于外部，也存在于从各地而来的犹太人内部，波兰犹太人、俄罗斯犹太人、阿拉伯犹太人……以色列外交部世博会副总代表毕雅丽（Yaffa Ben-Ari）告诉我们，解决方案之一是复活希伯来语。就像《圣经》中著名的巴别塔故事，上帝变乱了天下人的言语，人们便四处流散，塔造不成了。但如果又让他们说同一种语言呢？于是，在《圣经》语言希伯来语消失了2000年之后，又在回归的犹太人中人为地复活。如果时光可以倒流到大卫王的年代，现代的以色列人或许可以听懂2000年前人们的对话。写就一部《圣经·旧约》是犹太人最大的骄傲。奥迪德说，《圣经》不仅是他们的历史背景，也是现实。在我们看来，尤其在耶路撒冷，人们仍像生活在圣经年代。如今的新时尚是，以色列人根据《圣经》里提到的动植物建了圣经动物园、植物园，还有复活圣经食材的餐馆。

联合国曾将历史、宗教、现实纠结的耶路撒冷划定为一个国际城市，不过，犹太人和阿拉伯人都想独自拥有它，就像独自拥有自己的灵魂。这次世博会以色列馆的主题为“对话”，暗喻人与人、人与地球、国家与国家间的关系。渡堂海说，对话是大多数以色列人认可的解决方式，也是一种态度。无论如何，在希伯来语和阿拉伯语中，“耶路撒冷”是同一个意思：和平之城。■（文 / 贾冬婷） 耶路撒冷中国犹太人基督教生存基布兹滴灌仙人掌圣经以色列总理以色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