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犯乔恩·维纳伯斯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

少年犯乔恩·维纳伯斯0( 罗伯特·汤普森 )

入狱—假释—再入狱

今年27岁的乔恩·维纳伯斯(Jon Venables)注定要被载入英国犯罪史。他是20世纪英国最小的杀人犯,10岁那年和同龄伙伴罗伯特·汤普森(Robert Thompson)杀死了一个2岁的男孩。他是英国最受特殊待遇的3位假释犯之一,拥有终生匿名的“特权”。他和汤普森被关押,直接导致英国法律界出台“罪犯康复教育”体系,他走出少管所大门之际就被树为“康复”成功的典范。3月初,他因触犯假释令重回监狱。根据匿名令,司法大臣绝不公布维纳伯斯再次入狱的原因和细节,让政府和小报之间的关系陡然紧张起来,首相都出来发言,表示支持司法大臣。而当年他杀人后是否该出庭接受审判以及被封闭管教,是否该承担刑事责任,相关法律是否该改动,再一次成为全英国争论的焦点。自然,维纳伯斯又成了最有名的假释犯。

维纳伯斯的成名史始于1993年2月13日。这一天,2岁男孩詹姆斯·巴格尔的尸体被人发现横放在利物浦的铁路上,很明显地看得出,巴格尔死前遭受了残酷的虐待。几天后,根据一家购物中心中央监控系统拍下的录像带,警方破了案,凶手是小学生维纳伯斯和汤普森,案发时他们不足11岁。英格兰法律规定,已满10周岁的人犯罪应负刑事责任。于是,他们被带上法庭受审。

案件震惊了英国社会,当年BBC报道此案时称之为“划时代的案件”。两个大孩子在利物浦一家购物中心带走了巴格尔,带着他在利物浦市里乱走了一天,或许是累了觉得小的那个是累赘,想甩掉他。下午18点,他们向巴格尔眼睛里泼蓝颜料,朝他伤口里塞电池,最后用砖头、粗金属棒打死了他,并将尸体摆到铁轨上,企图伪装成火车事故现场。10岁大的孩子做出如此野蛮的事,因此他们受到了法庭和媒体“野蛮”的审理——这是参与当年报道的《卫报》记者布莱克·莫里森回顾案件的著作《假如》,以及一些法律界人士给予的评语。

《利物浦回声报》记者马克·托马斯说,20世纪90年代上半期英国普遍经济衰退,老工业城市利物浦的状况尤其恶劣,失业率高出全国平均数字,社会情绪很敏感。案件变成普通民众情绪的一个发泄渠道,媒体对案件曝光过度,对两个孩子进行妖魔化,时任首相梅杰迫于压力表态说对两个儿童凶手我们“必须多一些谴责,少一些理解”。在这种社会氛围下,维纳伯斯和汤普森的父母被政府改名换姓安置到别的地方生活,他们还未受审就已经被偏见先发落了。

少年犯乔恩·维纳伯斯1( 乔恩·维纳伯斯 )

1993年11月,审判结束,维纳伯斯和汤普森被判谋杀罪,并“等候女王发落”(Detained at Her Majesty's Pleasure)。“等候女王发落”是对青少年罪犯的宽大恩典,这是考虑到青少年犯案时心智尚未成熟,所以法庭不能把青少年罪犯和成年罪犯等而视之。在从轻发落的考虑下,法官把罪名成立的青少年罪犯转介到非司法机构的看守单位(Secure Unit)接受监管,给他们改过自新、重新融入社会的机会。但是法官建议他们应被关押很长时间。

终审不久,首席大法官裁定两个男孩至少应被关押10年,最早在2003年2月才可释放,但某些公众和媒体认为判决过轻。《太阳报》拟了一份请愿书,征集到30万人的签名,其中包括内政大臣霍华德,要求延长两个男孩的关押时间。1995年,霍华德宣称他们将被关押至少15年。1997年,上诉法院裁定,霍华德的决定不合法,自此剥夺了内政大臣规定未成年终身服刑犯人最低刑期的权力。同时欧洲人权法院和欧洲人权委员会裁定,这两个孩子没有受到公正的判决。

少年犯乔恩·维纳伯斯2( 英国电影《Boy A》讲述一个年犯假释后以新身份重归社会的故事,男主角身上可见乔恩·维纳伯斯的影子 )

两个男孩分别被送入未公开名称的看守单位,接受心理和精神治疗、文化教育、严格的纪律训练。如果他们没有进监狱,还在利物浦市区厮混的话,根本拒绝这些教育。政府认为在严格的体系中他们能够获得“康复”。印着两个孩子笑呵呵照片的巨幅海报随处可见,上面有标语“惩罚还是康复(Retribution or rehabilitation)?”让“康复”一词在英国流行开。

“少年犯康复教育”的成功典范

少年犯乔恩·维纳伯斯3( 遇害男孩詹姆斯·巴格尔的墓碑 )

两个男孩在拘留中表现良好,有悔过行为,参加了中学会考,成绩优良。他们即将满18岁,必须离开看守单位。高等法院的首席大法官再次为他们减刑。他说:“我们不应该忘记他们犯下的罪行,尽管他们已经受到了严厉的惩罚。但是,他们首先是人,其次是儿童。他们是孩子的时候可以做他们长大成熟后永远不会做的事。”他们成功康复最关键的因素在于,让他们回归社会,把他们隔绝在“乌烟瘴气”的成人监狱外。

2001年6月,他们在年满18岁前夕获得假释出狱,至此他们在看守单位里待了7年8个月。为了保护汤普森和维纳伯斯,政府给了他们新名字、新出生证、新护照、新社会保险号码、新的保险记录、新住址。法庭下了严厉的禁令,不许英国海内外媒体公开他们出狱后的新身份。2007年4月,为了阻止海外媒体披露两位少年犯的新身份,英国政府花了1.3万英镑。这种待遇全英国只有3个假释犯享有,除了他俩,第三人是某著名杀人犯的从犯女友。但他们终生行动都被严格限制:两名罪犯不得联系,不得与死者家属有接触,未经假释官书面许可不得回到利物浦原住地。他们要和假释官定期保持联系,永久居留在经许可的住址上,换工作、女友都要事无巨细向假释官汇报。违反假释令,即便是酗酒嗑药这类较轻的罪行,或者假释官认为他们的行为和态度对社会有危险性,他们随时会被召回监狱度过余生。

少年犯乔恩·维纳伯斯4( 英国司法大臣斯特劳拒绝透露案情细节,遭受极大压力 )

维纳伯斯此番回炉,引发的震撼效果不亚于17年前他犯下杀人罪,故乡利物浦街头报摊上铺满以维纳伯斯做封面的报纸、杂志。他触犯了哪一条假释令,犯了何种新罪行,法院拒不透露。小报上说什么的都有,网络不断给小报添油加醋。司法大臣、上议院现任议长“王座大法官”杰克·斯特劳声称理解巴格尔父母以及公众的不满,说:“在这件事上必须谨慎地保持平衡。我不想毫无理由、毫无必要地保守秘密,但是我有充分的理由这么做,因为这符合公众利益。”他认为,即便是最不经意流露出的细小片断,也会被人拼凑起来,以此对维纳伯斯进行人肉搜索。为此,他受到极大压力。压力扩展到工党政府,首相布朗不得不出面表示必须遵守法庭下达的全球匿名法令,支持斯特劳的做法。假释委员会称,他们将在28天内召开3人听证会,决定维纳伯斯是服刑还是释放,如果再判刑将是无期。

维纳伯斯曾是政府树立的罪犯改造模范——在完备、精确的康复教育体系下,就是最残暴、最冥顽不化的人也能悔过自新,改头换面。他再次入狱——这次是成人监狱,令法律界人士甚为担忧。重回监狱,意味着维纳伯斯新的身份很快就会曝光,引发一连串严重的问题,要知道监狱是最藏不住秘密的地方。出狱时,维纳伯斯的利物浦口音已经完全没有了,他渴望以全新的身份重新融入社会,但是,他的努力失败了。当年为维纳伯斯担任辩护律师的劳伦斯·李说:“这事证明少年犯,特别是犯了谋杀罪的少年犯,想重新被社会接纳,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

少年犯乔恩·维纳伯斯5( 遇害男孩巴格尔的母亲丹尼斯·弗格斯 )

2001年维纳伯斯获假释后,不乏评论家批评司法机构过早释放了他们。有人发表言论说:“《世界新闻报》勉强地遵守了法庭的禁令,不披露他们的新身份。但我们将近距离跟踪这对邪恶的化身,将全力监视他们。”由于法庭严禁媒体报道他和汤普森的行踪,9年来他们的行踪是个谜,只有未经证实的小道消息。据说汤普森过得不错,有个同性恋人,他有艺术天分,从事艺术工作。维纳伯斯重新受洗皈依了天主教,和母亲一直保持联系。《镜报》上写,维纳伯斯出狱后住在英格兰北部,住的房子很小,起居室和卧室就一间。他屡屡换工作,拿的都是法定最低工资,可见不是什么好工作,有人说他做砖匠。他吸可卡因和迷幻剂,曾因吸毒被抓在局子里蹲了一宿,有次在夜店外打群架被拘留。他家发言人证实了他参过军的消息:“他适应了监狱体系,军队是最合适他待的地方。”

至今仍有少部分人声称在不辞劳苦地追捕他们,要对他们处以私刑。恐惧始终尾随着他们。死者巴格尔的母亲说,2007年她甚至找到了汤普森,但因为极度愤怒,她无法站到咫尺之遥的凶手面前。匿名令是对两个男孩的保护,但从另一方面讲,他们将一辈子生活在谎言中,永远无法信任别人。

少年犯乔恩·维纳伯斯6( 犯有谋杀儿童罪的米拉·韩德利 )

当年,10岁的维纳伯斯站在法庭上,最大的情绪是“恐惧”。他得知自己的名字家喻户晓,变得歇斯底里,几次躲在妈妈的臂弯里哭泣。庭审时,他把脸埋在手里,低着头,用鞋子在地上乱画。下了法庭,他想扔掉受审时穿的衣服,他说在衣服上闻到了“那个孩子”的气味。据2001年社工提交给法官的报告,维纳伯斯常说害怕变成“新一个米拉·韩德利”,怕人们闯进看守单位袭击他。米拉·韩德利(Myra Hindley)是英国臭名昭著的谋杀犯,她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协同有纳粹倾向的男友虐杀了5个儿童,被判终身监禁。她始终表现出傲慢和对法律的蔑视,为此被公众诅咒为“邪恶的女人”。她终生未获假释,2002年死于监狱,是英国法律史上坐牢时间最长的女囚。做艺术康复治疗时,他会画一张向下撇的嘴和伤口,明显再现了他给受害者的伤害。据说,恐惧让他斗殴受伤也拒不允许女友叫救护车,甚至不愿去看牙医。

10岁的孩子能否为杀人负刑事责任?

维纳伯斯再次入狱提出一个问题:政府宣称的将少年犯感化教育得很成功的“康复”系统,是不是真的那么成功?身为儿童罪犯,维纳伯斯和汤普森得到的帮助远远多过成年罪犯,但遭受的指责、诅咒、批判也远多过成年罪犯,除了米拉·韩德利和她男友。为了让他们“康复”,政府花费几十万英镑,派出了或许是英国最好的儿童发展专家。维纳伯斯成了足球迷,先后迷恋利物浦、布莱克本、曼联,在社工的陪同下踢过十几场比赛。他崇拜贝克汉姆。1998年贝克汉姆在世界杯赛场上的任性表现,为自己招致极端的批评,甚至被称为“英格兰的罪人”。他将个人情感部分投射到小贝身上,这些做法得到了心理医生的鼓励。

专家们努力想找出导致他们行为发生偏差的原因,但是这些具备良好动机的人永远不能真正取代富有爱心、值得崇敬、带来安全感的父母双亲,英国伯恩茅斯大学社会精神病学教授科林·普雷切阿德(Colin Pritchard)如此说。

《星期日泰晤士报杂志》记者、作家大卫·詹姆斯·史密斯(David James Smith)就巴格尔案件写了本非虚构著作《沉睡的原因》(The Sleep of Reason),被公认对此案做了最权威的记录。书中写道,维纳伯斯和汤普森都来自破裂家庭。维纳伯斯的父亲虽然离婚,但和前妻、孩子的联系很密切,给他的教育环境好一些。母亲患有严重抑郁症,独自带着3个孩子,维纳伯斯是个很麻烦的小孩,其余两个孩子都有阅读障碍。如果他不好好睡觉,妈妈就会打他,他很害怕就把玩具摆在床上“保护”他。在学校他似乎有多动症,摇头晃脑,敲桌子晃板凳,发出奇怪的声音,有一次把自己吊在衣帽钩上。还用尺子抵住同学的喉咙,把他逼到课桌边,几乎勒死他,两个老师才拉开他们。事后他转了学。心理老师给他下评语说,他注意力不集中,对生活没兴趣,常常盯着天发愣,无法应对压力。转学后他认识了汤普森,结成二人帮,逃学、欺负同学、偷窃,以至于学校向警察局报了备案。案发后,他在媒体和法官面前表现得懊悔万分,但据社工的报告,在看守单位里他很是得意洋洋。

两个男孩在监狱里待了近8年。用教育学和心理学的观点看,这是人格形成的重要时期。这就牵扯出另一个焦点问题:10岁的儿童犯了罪,是否该被隔离关押?关押作为惩罚手段,是否有效?

根据当年的报道,两个孩子的律师都不是专门的儿童犯罪律师,他们完全像成年人一样受审,尽管审判时间缩短为上课的时间,被告席也垫高了3英寸让他们能看到法庭上的情景。结案后的第二年,即1994年10月,挪威发生了类似案件,两个6岁的孩子杀死了另一个幼儿。几年后,办案警官接受BBC采访时说,得知英国两个孩子被拘押,他非常震惊,因为这样做“毫无意义”,“在他们没达到负有刑事责任的年龄时,他们甚至不能被称作‘罪犯’”。挪威受害者的母亲接受采访时说:“如果凶手受到惩罚,我会好受很多,但是我认为无权惩罚这么小的孩子。”她还表示,孩子们会逐渐认识到自己的行为,“如果孩子们像成人一样被关起来,他们失去的会更多——不能了解社会现实,不知道社会如何运转,18岁进入社会后将毫无适应能力。他们能从监禁中学到什么呢?”

3月13日,英国儿童委员会新任主席麦琪·阿特金斯(Maggie Atkinson)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她认为,与其过多强调惩罚,不如着眼于教育,让孩子更好地回归社会。而且英格兰法律规定负刑事责任的年龄为10岁,让10岁的孩子负担刑事责任太年幼了,应该提高到12岁,欧盟国家多为14岁。她的言论在目前的英国很敏感,引起的争论不绝于耳。巴格尔的妈妈抨击阿特金斯该被浸猪笼,“被解雇”,杀死她儿子的凶手没能站在成人法庭上受审“非常愚蠢”,因为他们“犯了成人才犯的罪”。几天后,阿特金斯给巴格尔的母亲写了封私人信件,为言论引发的舆论给后者造成了痛苦而致歉。

曾经的囚犯欧文·詹姆斯在《卫报》上撰文质疑:“社会存在惩罚制度,要惩罚给我们造成严重伤害和痛苦的人,要他们也承受同样的东西,难道只有他们承受了足够的惩罚才会停止伤害他人?我们也就单方面认为,罪犯出狱后不会再危害社会。”如果假释委员会裁定维纳伯斯继续服刑,他永远不可能出狱,也永远没有可能康复了。■

(文 / 李孟苏) 维纳法律少年犯伯斯乔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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