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销瓷，海上遗踪

( 马晓暐 )

园林与外销瓷

1989年，马晓暐离开北京，到美国继续攻读园林设计专业。他第一次看到纽约中央公园的时候，有一种莫名的熟悉与亲切。他在接受采访中告诉本刊记者：“与中国园林太相似了。纽约中央公园是弗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Frederick Law Olmsted）和卡尔伯特·沃克斯（Calbert Vaux）两位风景园林设计师设计的。早年沃克斯曾在英国接受建筑培训，纽约中央公园的设计强烈地受英国自然山水园的影响，而英国的园林设计又受中国影响很深。”此后马晓暐对中西方文化、中西方园林的相互影响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最早，我是研究中国园林在西方发展的过程，发现瓷器在这个中间起到了很特殊的作用。”

17～19世纪中国的生产作坊为了迎合欧洲市场对异国情调的爱好，在外销画、丝织品、刺绣、瓷器、壁纸等物品的装饰风格上，强调“中国情趣”，多以人物、山水风景为主题，或直接采用欧洲客户提供的样本，满足欧洲人对中国的想象。“在这些外销艺术品中，数量最大、最吸引人的就是瓷器。”马晓暐告诉本刊记者，“西方人除了对这些中国瓷器的品质感到惊讶，也对上面描绘的中国人特殊的天人合一的生活方式产生向往。他们发现，原来人还可以活在这种山水之间，树可以是歪的，房子可以在水边上。”欧洲人非常想过一种理想化的中国式生活，于是开始模仿，不仅仿造瓷器，还模仿瓷器上所绘的中国园林。大型不规则的园林诞生，中国风格的宝塔与凉亭在18世纪的欧洲园林中随处可见，“这是中国园林影响西方文化的一个起源，而外销瓷在里面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也是一个巧合，和我的专业紧密相关”。

马晓暐于是开始通过专业书籍和参观博物馆实物，尝试着去接触外销瓷：“最开始我也是从一个广泛的收藏入手，各类外销瓷都有，后来逐渐转向集中收藏纹章瓷和西洋题材瓷”。外销瓷的规模非常庞大，据考证有6000多万件出口到欧洲和美国。其中大部分是实用瓷，纹章瓷和西洋题材瓷为定烧，数量少，价格昂贵，“当时定制一个盘子需要1英镑，十八世纪中叶时一套瓷器116件（60个平盘，24个汤盘，13个大盘，8个沙拉盘，1个大长盘，2个烤肉盆和托盘，2个装调汁的船型盘，4个盐罐），需要的费用是普通老百姓无法奢望的。贸易公司却不屑一顾，再贵也无法和几十万件瓷器或茶叶相比，于是允许船长当私活来做。当时整个欧美大概定制过8000套左右的纹章瓷，而这里面的3/4又是由英国人定制，这是有确切记载的。”

“我觉得纹章瓷和西洋题材瓷它本身非常独特，往往是中国式样、外国题材，或是外国式样、中国题材，中西文化在瓷器上有一个结合点或碰撞点。它远比一般的实用瓷和中国题材瓷要鲜明。”马晓暐有一件乾隆十八年（1753）的人物盘，中国传统的墨彩描金，盘沿绘以常见的草叶纹图案，中心画面却是耶稣受难的场景。明晚期传教士把基督教传入中国，并迅速普及。到乾隆时期，许多传教士在朝廷任职。当时中国工匠画这种瓷器已是轻车熟路，盘中画面气氛、布局极好。这些存世的精品瓷器大多完好如新，因为绝大多数并未用来做平时日常生活之用， 而是在瓷器柜中陈列用以炫耀身份和地位。

( 雍正三年至雍正八年，法国国王路易十五定制的青花矾红描金纹章大盘。该盘属于典型的“伊万里” 瓷 )

中国的瓷器到了18世纪，也强烈地受到西方的影响。中国人用毛笔和墨在瓷器上模仿西方铜版画的效果，同样达到了西方铜版画笔触的精确。西方的油画也在这个时期传入广东，出现了“定制油画”。在引入新的绘画方式的时候，会发现这些“定制油画”的题材，又多是美国和英国开设在广州进行陶瓷贸易的商行或加工厂。“为什么英文中，常常以‘canton’（广州）一词代表中国出口陶瓷，代表陶瓷最普遍的风格，甚至代表所有中国出口商品，这也是和广州作为当时中国重要出口地有关。”马晓暐说，“英语‘hong’是专为设于广州的英美贸易商行或加工厂而诞生的，是当时直接从粤语的‘行’发展过来的。”

瓷器的价值最初也不被欧洲商人看中，只是作为压舱货品运往欧洲。原来海运的船都是木制的，如果没有一定的重量，无法航海远行。瓷器有足够的重量，所以就变成了很好的压舱货。那时候出口最大宗的商品是茶叶和丝绸，这两样都有高附加值，瓷器占了不到10%的比例。说到压舱，马晓暐讲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现在上海的大闸蟹蟹苗是荷兰回流的，清朝末年上海开埠后，除了使用瓷器来压舱，还要往船舱注水。荷兰的很多商船都是在江浙一带停靠，大闸蟹的蟹苗就这样一并注入船舱到了荷兰，在荷兰的港汊里生存。后来研究大闸蟹的人发现在荷兰的中国人吃的大闸蟹特别地道，再一看基因还特别正宗，国内的蟹反而串种了，然后研究人员去荷兰把大闸蟹的蟹苗再给引进回来。”

( 乾隆十八年，按照欧洲画师提供的画样绘制的墨彩描金人物盘。画面为耶稣受难场景，边缘装饰为乾隆中期外销瓷中常见的草叶纹图案 )

但是随香料、丝绸运抵里斯本与阿姆斯特丹的数量众多的瓷器，受到欧洲尤其是法国、德国上流社会的青睐，纷纷购进收藏，高利润使得中国瓷器开始越来越多地输入欧洲，有记载，丝绸的利润在100%，而瓷器则高达100%～200%，终于在17世纪瓷器的输出达到惊人的数量。

收与藏

( 乾隆二十四年至乾隆二十九年，为荷兰德赫利家族烧制的粉彩描金纹章盘。通盘除纹章之外无任何装饰纹样 )

2001年，马晓暐回到国内，定居上海。随着他一起回来的，还有那些收藏了10多年的外销瓷。对于收藏的来源，马晓暐一直非常谨慎：“主要是从认识的一些爱好者、拍卖会还有古董商朋友，从自己比较相信的渠道购买。”马晓暐从来不会在一般的渠道上收东西，他说，东西要不是很差，就是假货。这几年上海、广州都开始出现仿造，然后用很廉价的价钱卖到国外，现在西方市场上也出现了仿冒的纹章瓷，原来是没有的。

马晓暐有一件雍正三年至雍正八年，法国国王路易十五定制的青花矾红描金纹章大盘，典型的“伊万里”（Imari）风格，上面有路易十五的王徽。“这是很多年前巴黎的古董商朋友出让给我的。我们认识很久，每次有难得一见的精品时，他都会帮我留下。这个盘子太难得了，皇族的纹章瓷市面上能见到的很少，大部分在博物馆，少量的在收藏家手里。当时在他店中，我俩都认为该与这个盘子合影留念。”纹章瓷覆盖了欧洲贵族生活的方方面面。路易十五定制的纹章瓷是一整套，从洗手的手盆、男人剃须后接胡须的盘子到坐便器，甚至包括女性的净身器，无所不有。

( 乾隆四十九年，为欧洲市场生产的五彩葡萄纹人头杯。该杯取材于英国本地的瓷器造型 )

1830年以前的中国外销瓷，分为两个大的市场：一个是欧洲，另一个是美国。欧洲外销瓷的时间在16世纪中叶到18世纪中叶，美国市场绝大部分是18世纪上半叶的。“一二百年的时间，外销瓷应该说是根深蒂固地融合在西方人的生活方式里。我在美国生活了12年，是一个比较长的生活周期。在波士顿很多朋友家里，都可以看到摆放着老人收藏的道光、嘉庆年间的外销瓷。”

“国外外销瓷流散出来大致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家族后代散出来的。”马晓暐告诉本刊记者，“比如17世纪定制的，到了19、20世纪，经过战乱，很多东西残缺不全，一套瓷器可能就剩下二十几件完整的，十几件残缺的，后辈孩子可能就不要了，会一次性处理掉，让古董商拿走。我在美国的一个朋友，他就认识这样的后人，这位后人属于什么时候缺钱了，就拿一件东西出来卖，拿几千块钱，过几个月又缺钱了，又拿一件出来卖，绝对的败家子。”

“现在收藏外销瓷的群体在国内基本没有，国外也非常小众。国外顶级的外销瓷专营古董商只有10家左右，但是他们的客户群是特别专一的一群人，中年人，品位都非常高，没有太多的商业目的，更多是精神追求。收藏家越来越少，他们现在都是古稀老人，年纪很大了，一旦去世，东西就会被后人成批出售或拍卖，这是流散出来的另一种情况。”今年1月份，纽约苏富比做了一个外销瓷专场拍卖，287件拍品全部来自美国著名的外销瓷收藏家埃丽娜·戈登（Elinor Gordon），她从1955年开始收藏到2008年，从未停下对外销瓷的收藏和研究。1977年埃丽娜·戈登出版的《中国外销瓷收藏》（Collecting Chinese Export Porcelain）原是为她的藏品在William Penn Memorial博物馆的展览而写，结果没想到这本书填补了当时中国外销瓷收藏的研究空白。2009年7月埃丽娜·戈登去世，6个月后藏品随即被拿出来拍卖。

拍卖的物品一部分会被博物馆购入收藏，绝大部分则流入到古董商手里。马晓暐说：“一般拍卖结束不久，很多东西就能在古董商那里看到。”马晓暐现在收藏的速度减慢，他说：“市面上能收到的好东西越来越少，进入博物馆的不可能再出来，收外销瓷这块的藏家，只要活着的，基本不会出售藏品，而我追求的是有特点的精品。”马晓暐有一套非常有意思的康熙时期的西洋题材瓷。瓷盘烧造的时期正赶上荷兰炒股成风，所以很多人炒股发了财，那套瓷器上面把人画成小丑，手里面拿着股票，上面写的都是疯言疯语：“我发了，我发了，我股票又涨了。”“讽刺当时人们那种癫狂的状态。这是西方人在中国定制的，但是反映的是当时荷兰的社会现象。”

中国人对外销瓷的了解相对很弱，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外销瓷也是极其有限，这几年征集了一部分，又搞了几个展览，才增加了这样一个陶瓷品种。今天在中国所有博物馆都很难见到这种外销瓷。上海博物馆去年收到荷兰收藏家倪汉克捐赠的93件明清外销瓷，算是填补了空白。民间这方面的收集也非常少，多以中国题材、中国风格为主，研究还是集中在青花。

而西方很早就有大量的关于中国外销瓷的著作和研究公布。“西方人的研究和我们不太一样，他们下笔的内容都是有佐证的。比如每一件瓷器上的徽章是哪个家族，家族定制瓷器的年代，婚姻关系，会详细到每个人的名字，时间具体到哪年哪月，贸易过程，船的名字、船长的名字等都会有记载。”马晓暐用他收藏的一件纹章瓷对本刊做了说明，“这件烧制于1760至1765年间（乾隆二十五至三十年）的粉彩描金纹章盘，是荷兰德赫利家族定烧的。通盘除纹章之外无任何其他装饰纹样，胡博特·约翰·德赫利曾于1740至1750年在东印度公司工作，1763年返回荷兰。这个是在西方关于纹章瓷的书中能够查到的。”

马晓暐对收藏外销瓷有自己的感受，他说：“了解了来龙去脉才能看出自己文化的优点，看出西方文化演变的手法。另一方面可以看到差别在哪里，哪些是我们自己的基因，哪些是外来的，你可以清晰地分辨。所以我在设计上可以很明确地知道需要什么。”

马晓暐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去收集、研究它们。他想“以后会成立一个基金，用基金来支撑相关的文化研究，成立小型的资料室、收藏室，希望自己收集到的这些史料能够服务于有需要的人”。■

（文 / 李晶晶） 海上外销遗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