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外人与系统发生论

（文 / 钟和晏）

( 横滨码头是“褶子”概念和新时空观的一个建筑实例 )

1992年，西班牙人亚历杭德罗·泽拉-波洛(Alejandro Zaera-Polo)和他的妻子、出生伊朗的法什德·穆萨维(Farshid Moussavi)在伦敦建立了一家建筑事务所FOA。FOA是“Foreign Office Architects”的缩写，“F”既代表一种外来的、陌生的力量，也可以说是表达了避免被成规约束的愿望，这是属于“局外人”的自由。

“这就好像在北京，我要比在西班牙自由得多。当你作为外国人和其他人看待同样的现实，大多数情况下你更自由，你的建筑也是如此，有了更多探索的自由。”亚历杭德罗·泽拉-波洛对我说。见到他是在美国SOM设计的北京融科资讯中心，那幢通透的玻璃幕墙大楼好几次被他用不乏嘲讽的口吻提起，来引证他的建筑观点。

今年46岁的泽拉-波洛和44岁的穆萨维属于成名很早的建筑师，1995年，当FOA在国际竞标中赢得总投资1.5亿英镑的日本横滨国际客运码头项目时，两人都还只有30岁出头，打破了过去“建筑师不可能在50岁之前成名”的“青年歧视”定律。2003年，在伦敦西部白城的BBC音乐中心竞标中，又击败了类似扎哈·哈迪德、“未来系统”（Future Systems）、MVRDV等这样的对手。这对夫妇曾是哈佛设计学院研究生班的同学，也都曾在库哈斯的OMA荷兰办公室工作过。

FOA被认为属于“正在定义新的设计语言”的新一代建筑师，习惯从生物学、心理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建筑外学科来认识建筑，醉心于依靠计算机技术，实验非线性和动态的空间与形式。他们用要素创造建筑，比如，把基地数据、技术条件、委托人要求等输入计算机，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整个设计过程有很强的理性和系统性分析特征。

曾经有评论把他们的建筑比喻为“地球表面的整形手术”，用流动的曲线和位面代替垂直和水平的线条，用冉冉上升的坡道代替常规的楼梯，建筑变成景观，景观变成建筑。折纸形状的哥斯达布兰卡警察局、水晶形态的EC3大厦或者用一条折叠的条带包裹主要功能空间的BBC音乐中心等，所有这些异想天开的形状先从伦敦东部FOA办公室兼实验室的电脑里起泡发芽，然后再嫁接到世界各地。

( FOA提供的伦敦2012年奥林匹克公园规划 )

FOA自己也曾解释说：“我们的时代是不固定的、漂移和非线性的，我们的地球是混乱而不是有秩序的，我们的宇宙是扩张而不是封闭的，我们的人是有多重身份的混血儿。所以，我们的建筑和景观必须用波浪、曲线、循环、褶皱、扭曲、混合来效仿，就像另一种隐喻。”

2002年，横滨国际客运码头建成投入使用，当时，那几乎是一个前所未有的设计。表面折叠的建筑体作为城市地面的延伸，把城市拉伸进入海洋，海滩人行道交织着穿过木“沙丘”。就像漫步船头甲板一样，人们可以在被木头覆盖的顶部空间散步、野餐和日光浴，不仅仅是一个码头，这里变成了能够把城市生活结合起来的新型交通运输空间，一个海滨屋顶城市花园。

( 被六边形网格覆盖的2005年日本世博会西班牙馆 )

“也就是在1995年前后，法国哲学家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的‘褶子’（Fold）观念才开始被一些新的建筑师用做设计的思想和方法。所以，FOA的方案一获奖，马上引起了轰动。”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XWG建筑工作室主持建筑师徐卫国对我说，“褶子概念实际上是一种新的时空观，物体从外向内、由内向外的双向折叠过程中，形成流动状的、不规则的、随着事件或者运动形式而产生的形体。形体本身有一定厚度，结构就包含在厚度之内，也是表皮自组织的结果。横滨码头就是这种新时空观的一个建筑实例，打破了内外空间的联系，上下翻转、没有内外之分。”

横滨国际客运码头方案来源于循环图示，这一循环图示线被FOA转换成折叠的、连续的钢铁混合结构，整个系统把流通路线、内容使用和建筑结构本身杂交在一起，它们之间的差异创造出空间的变化。循环的方向性使用一些特定编程的循环线，制造出不间断的多方向空间，而不是常规码头的线性结构和固定方向。

( 马德里卡拉班奇社会住宅 )

“复杂的自组织形态和不规则造型要求有新的工具来操控，如果没有计算机参数化平台，很难实现、控制和调整这个形体，无法想象可以靠建筑师自己画图来实现。”徐卫国教授说，“我想，这应该是更科学的设计方法，从人的行为、细微要求和周边环境出发，在设计过程中，建筑自然地浮现出来。”

纽约建筑师拉弗尔·维诺利（Rafael Vinoly）曾经是一起参与横滨国际客运码头竞标的对手，他后来评价说：“FOA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建筑实践例子，如何从抽象的设计图到真实建筑物的转化，而且没有失去最初的想象力和创新。”

在横滨码头建成后的第二年，FOA在东京举办了一次题为“物种——FOA的系统发生论”的展览。借用生物学中的物种概念，还有对建筑空间的组织分析，FOA构建出他们的建筑“系统发生”（Phylogenesis）图谱。展览的形式是围绕一棵巨大的“基因树”，一些不同类别的空间组织形式被有序地连接起来，每种形式代表一种建筑的生成方向。整个生成系统呈分支发展状态，最后形成复杂多样的“系统树”，其末端就是分支所对应的具体项目。

总投资23.75亿英镑的伦敦2012年奥林匹克公园，将修建于东伦敦破败的下利亚谷区(Lower Lea Valley)。对大多数当地居民来说，这里是一个由高架桥、废品堆放场和仓库组成的后工业场地，但是FOA把它视为令人兴奋的人与机器、生态加音乐的有机体，可以从中生长出让人惊讶的建筑形式，虽然如今他们已经完全退出了奥林匹克公园的设计团队。

如果把一种空间组织形式比做一粒“种子”，“种子”放在不同的环境中，只要条件适合，它就会生长发育成形态不同又相互协调的有机体来。所以，“系统发生论”强调的是生成的过程而不是结果，而且，也只有生成的方法与过程可以控制和重复，外部因素的不确定导致了结果的开放性。“系统发生论”最初还只是学术研究，后来变成FOA花费大量精力来发展的“技术军械库”，这些在未来增生、变异和发展的建筑种类可以被用在真正的方案中。

“某种程度上，可能现在我们都是‘外国人’，即使你是在自己的国家工作。”泽拉-波洛说。

2005年日本世博会西班牙馆也许可以作为“局外人”重新审视西班牙文化的一种例子，西班牙文化是犹太基督教和伊斯兰文化的杂交融合，如何用建筑表达这一点，FOA的做法是选择一些有代表性的建筑元素：庭院、教堂、小礼拜堂、结构性拱门和拱顶、包裹和装饰元素、栅格和窗饰等等。展馆围绕一个大的中央空间来组织，连接7个用做展览的次空间，从中央空间和次主题空间的路线不是按照预设的、连续的线性方式。这种空间顺序让人想起基督教堂中的中心广场和小礼拜堂之间的关系，或者修道院中庭和回廊之间的关系。

每个作为“小教堂”的次空间用拱状泡沫做屋顶，把拱形作为华丽的哥特式拱顶、伊斯兰圆屋顶和现代球形空间之间的一种调和方法。网格是另外一个非常传统的西班牙建筑元素，在伊斯兰建筑、哥特式玫瑰花窗和后哥特时期的西班牙大教堂中都重复出现。一种六边形网格作为外围护结构，覆盖着整个展馆，材质是西班牙地中海沿岸常见的釉面陶瓷。当它们被组合在一起，产生出一种连续变化的几何图案和色彩。网格自有它的色彩编码，6种不同的颜色是西班牙国旗上红色和黄色的变异，也是葡萄酒、玫瑰、鲜血、阳光、沙滩的色彩。

在真实的项目之外，FOA也有纯粹的虚拟产品，比如类似“莫比乌斯带”结构的“虚拟住宅”，这个设计出自人工地面和不确定的结构力，使用DPM迷彩材料增加虚拟的效果。每个折叠DPM的表面从内向外变化，打断了传统住宅的内外关系，每个房间都和另外一个房间结合在一起，形成双面、双用带，每条复合带与其他复合带一起产生出更加复杂的空间组织，折叠带向三维扩增，房间不再是结构的片段部分，而是连续空间的一个个点。这也是一个没有地面依据的房子，地面不再是传统意义上数据的限定，而是通过几何学结构将力通过表面自身传递的实体，可以根据不同的地面类型，被增殖成亚利桑那型、西伯利亚型或者夏威夷型等房子。

FOA制造虚拟的策略不是用一个复杂的替代品来代替真实的“虚拟现实”，而是分解社会使用、空间组织和材料品质的复杂组合，正是这些要素组成了通常人们所理解的一所房子。虚拟并不见得是更好的未来或者过去，但是能展开多种可能性或者制造出一种谱系。■

建造需要和     思想结合在一起

三联生活周刊：为什么你在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的演讲是以“带有结构厚度的表皮”（Envelope）作为主题的？

波洛：有一些比较陈旧的建筑理论认为建筑的本质就是建造一个外围护，然后才是能够支撑这一外围护的结构。最基本的还是一定环境中的自我保护和安全性，这主要是外围护的尺度和规模所决定的，它被建造的方式以及与当地气候条件的关系等。当然，它也是建筑物的一种自我表达，传递出建筑自身的身份。所以，“带有结构厚度的表皮”是很多不同的要素汇聚在一起。相比之下，建筑结构和当地的文化及其特殊性的关联要更少一些，这也是我对这个主题如此感兴趣的原因，所有这些政治的、文化的问题都是在这里发生。我觉得作为建筑师，应该在新的政治和社会条件下提供更多新的可能性。

三联生活周刊：伦敦BBC音乐中心是否可以被视为一个带有结构厚度的表皮与建筑结构结合在一起的例子？

波洛：作为建筑师，长时间以来我的研究议题之一就是把建筑的外围护和结构本身联系在一起的可能性。大部分建筑都有很清楚的结构系统和外围护系统，从技术来说，这两者是完全分离的，如何改变这种分离关系，这几乎成了一种解决现代建筑类型的方法。当然，我们不是唯一的，有很多建筑师对此感兴趣。今天，我去看了“鸟巢”、“水立方”和CCTV大楼，这几个项目都很清楚地实践了结构和表皮的聚合关系。我想这也是一种反现代主义建筑的反应。

三联生活周刊：你有过在OMA工作的经历，很感兴趣你会如何评价CCTV大楼这个建筑？

波洛：我觉得这是一个有技术挑战性的建筑，也许会改变北京的城市环境和城市对建筑的见解，让人们知道建筑可以为城市提供另外一种价值。在一定的时期，建筑师能够给予城市一种身份，但是，我个人认为像CCTV大楼这样的“身份”类型过于傲慢、过于显而易见，没有充分涉及当地的特殊性和城市肌理。而且，我不认为下一代设计师还会像毕尔巴鄂古根海姆一样，被要求通过制造标志性建筑给城市一个身份，这种诀窍很快会过时。

三联生活周刊：在你看来建筑这一行业这些年的主要变化是什么？

波洛：过去，建筑是和当地的传统及特殊性密切相关的，当地的技术条件决定了一个城市的建筑质量。现在，世界各地的建造技术都很相似，到处都是同样的玻璃幕墙，建筑师在世界各地做同样的事情。普遍性的技术、态度和规则，这几乎成了每个人生活的一部分。对一座城市或者一种文化来说，都不再具有特殊性了。举个明显的例子，过去只有日本有寿司，现在变成了世界各地的快餐，我想建筑也是在这个过程中。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一切变得雷同，如何把全球性的技术用在特定的地点并修正它的特性，可以有更多尝试不同事情的可能性。

三联生活周刊：这种普遍性技术更多是和设计方法还是和建造技术有关？

波洛：更多是和建造业有关的，我感兴趣的设计是来自可操控的材料和技术的设计，而不是没有根据、漫无边际的想法。当然，如今只要你的客户肯付出代价，任何形式的建筑都是可能的，但我不认为那是一种对待建筑物的有趣方法，而是需要综合项目的特殊性、当地气候、文化、当地人的理解和感知能力等所有条件来进行设计。

三联生活周刊：说到技术，FOA已经完成和正在进行的项目中，哪些是难度最大的？

波洛：应该是我们最初的那些项目，我们在赢得竞标之后，还不清楚如何实现那些想法，这实在是一种困难。如今，建造技术几乎是没有风险的，我想未来10年驱动建筑革命的还是可持续性技术，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如何保证这些可持续性技术的切实运用，这就需要政治的介入，毕竟建筑师只是在权力之下完成任务的人。从这一点看，也许中国处于有利的位置，有一个强大的政府。

三联生活周刊：FOA一直是如何把建筑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的？

波洛：我们很幸运，一开始就有机会发展两边的实践，教育和实践结合在一起很重要。在美国，这两者经常是分离的，有些建筑师很擅长造房子，但是他们不思考、不反思，只是听取客户的意见。我从来不认为那样的建筑师是好建筑师，真正重要的建筑师应该有学术和思考能力。理论和实践不是敌对或者互补的关系，而是复杂的统一体，这两种形式的知识都具有有效改变现实的能力。为了创造更好的城市或更好的建筑，你需要把思想和建造结合在一起。

三联生活周刊：你认为哪些人既是思想者又是出色的建筑师？

波洛：库哈斯显然是其中一位，还有一个相反的例子是“建筑电讯”（Archigram）的彼得·库克和大卫·格林这些人，他们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了令人惊异的理论，具有难以置信的抱负。但是，我认为他们从来没有真正尝试去把理论变成现实，只是让理论停留在书面上，然后在世界各地飞来飞去做演讲。每次看到他们，我都感到很难过，我也曾是他们的发烧友，他们的理论背后蕴含了巨大的能量，到今天，这些人变得像脱口秀主持人一样。在纯理论和纯建造之间，美国的SOM又是“建筑电讯”的一个反例，他们有一些非常好的建造项目，但是以他们所拥有的权力，可以更有趣、更有思想。

三联生活周刊：为什么FOA完全退出了伦敦2012年奥林匹克公园的规划？

波洛：因为我们只是一个很大的设计合作组织的一小部分，后来意识到自己被它利用了。一开始，也许出于我们能够提出新想法或者新形象，有助于帮助这个组织向奥委会等兜售项目。一旦做到之后，他们就不再需要我们了。我们在这个设计组织中没有任何决定权，也无法接触到高层决策者，所以，最后我们决定完全退出。■ 建筑空间城市设计波洛系统建筑空间设计局外人发生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