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澜：从“川北圣人”到共和国副主席

（文 / 王恺）

( 1949年9月，张澜作为民主同盟首席代表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

抗战胜利后的张澜

抗战胜利的消息在1945年8月10日晚不断地通过广播在重庆街头流传，当时已经73岁的张澜老泪纵横。他和老朋友鲜英在重庆的特园居住，张澜的孙女、现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张梅颖对本刊记者回忆，特园是“鲜英(字特生)在重庆的住宅，也是民主人士在重庆的聚会和议事之地，董必武赐名‘民主之家’，冯玉祥将军手书题匾。张澜每次来重庆都借住在这里。

张澜字表方，所以张梅颖按照大家习惯的称呼，也称自己的祖父为“表老”。

当时，张澜告诉鲜英，从“七七事变”算起，今天是8年零32天，从“九一八”算起，今天是14年零37天，日寇残杀我同胞不计其数，虽说侵略元凶终于覆灭，但死者不能复生，还是让人伤感的。

第二天，他和黄炎培、冷御秋几位老人参加了参政会组织的游行活动，几位老人在人群中“紧紧拥抱”、“状如儿童”，黄炎培日记中曾这样记载。黄炎培的日记中还提到，他当天赋诗说“和平之旗今灿烂”。

( 1945年8月，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民主人士前往 机场迎接。图中左一为张澜 )

与其相比，张澜的情绪要复杂得多，一方面是兴奋，另一方面又是忧虑，尤其担心抗战后的国家是否会发生内战，而他所期待的政治民主是否能实行。在抗战尚未胜利的8月初，他的诗文集中收录了他当时的诗道：“且漫四强夸胜利，国家前途尚茫茫。”

正在发展中的事实似乎也证明了他的担忧。8月11日当天，国民党发布的受降方案就让他很不满，“这不是单纯的受降问题，这是关系到将来谁来保证实施政治民主的大事”。8月12日重庆的《新华日报》公布了他的讲话。

( 开国大典上的张澜（右二） )

要避免内战，在张澜看来，执政的国民党必须放下成见，实行民主。他提出的主张是“民主，统一，和平，建国”，这也被作为民盟最新的政治主张。在毛泽东到重庆前，邵力子举行宴会，招待张澜等人，张澜用南充话对代表蒋介石发言的邵力子淡淡地说：“希望他那块民主，就是我这块民主。”所谓块，在南充话里就是“个”的意思。

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康大寿教授告诉本刊记者，此时的张澜并未像后人所说的那样，已经和国民党势不两立。“他一生最核心的思想就是爱国、爱民，所以坚决反对一切内战，此时虽然不明了即将到来的局面，但是对国民党是否会打内战很担心，也因此对前来和平谈判的毛泽东抱了很大的期望。”

( 中年时期的张澜及夫人 )

而张梅颖说：“表老有独立的人格，‘如果国民党坚持一党独裁，我坚决反对；如果共产党坚持搞阶级斗争，我们也不合作——这是他1945年对记者说的。”尽管当时很多人都认为民盟是共产党的尾巴，其实他的独立性很明显。

编著《民主的求索者：张澜》一书的方然告诉本刊记者，张澜听到毛泽东要来重庆的消息后很不安，一方面他觉得蒋介石愿意谈判，是吉兆，另一方面，对蒋介石很了解的他不知道蒋何以心生此念，毛泽东来了之后何以自处，这些都让他心中惴惴。

(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期间，中国民主同盟代表张澜讲话 )

根据民盟编辑的《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记载，8月28日，中共南方局负责统战工作的徐冰突然到特园，说毛泽东已经从延安起飞，不一会儿就到重庆的九龙坡。他还表示，之所以没有通知民盟和表老，是因为害怕国民党有花招，两党领袖会晤之期难以事先确定。

张澜于是和匆匆赶到的黄炎培等4人一起赶往机场。张澜后来多次回忆他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时的情景，张梅颖回忆道：“8月28日15点半，毛泽东和中共代表团到达重庆。乔冠华当时是中共中央驻重庆代表。飞机降落后，乔冠华就依次介绍来迎候的代表。毛主席在人群中一眼就认出了银髯飘飘的张澜，不等乔冠华介绍，毛泽东就走过去了：‘你是张表老？你好！大热的天，你还亲自到机场迎接，不敢当啊不敢当！’表老说：‘你为国事操劳，不负众望，应当应当！’”

( 1945年，张澜及其家人在重庆合影 )

这对话中隐含着前些年的典故。因为德高望重，张澜被称为川北圣人，张梅颖说，当时流传有“得四川必先得张澜”的说法，加上他又是民主党派的领袖，所以张澜早已成为国共两党都要争取的对象。当年蒋介石入川，陈立夫就屡次动员张澜前去迎接，他没有去。他的“犯颜直谏”、刚直不阿的名声早已传到了延安，所以毛泽东对前来机场迎接的张澜十分敬重。

同机到达的王若飞等人都执弟子礼，张澜也露出了难得的笑容。

( 1949年初，张澜、罗隆基（左）、丁惠康于上海虹桥疗养院合影 )

与毛泽东的3次会面

其实毛泽东和张澜神交已久。张梅颖回忆，1919年张澜因四川军阀混战，只能去北京做“流亡省长”，在北京办《晨报》，当时少年中国学会的王光祈就向他提过毛泽东，而“毛泽东在延安发表的文章，表老几乎篇篇都要读的”。

( 1954年，齐白石绘画展览会在北京举办 ，张澜到场观赏 )

8月30日上午和蒋介石会晤后，毛泽东下午就让周恩来通报，说他要登门拜访张澜。张澜表示，这不合礼数，应该他们去拜访毛泽东才是。可是周恩来说，这是毛泽东的意思，让他们不要过谦。

张梅颖回忆，当时特园门口有很多戴笠派来的特务，化装成卖烟的小贩，所以周恩来还开玩笑说，不要在门口迎接了，免得人家让毛泽东买烟，他的烟瘾大得很。并且会谈安排在张澜的卧室进行，免得被外面人注意。张澜和鲜英心领神会。

张梅颖说：“毛主席当天下午到的时候，给表老带来了朱德的礼物和一封信，朱总司令是表老早年的学生嘛，对表老很有感情。礼物是什么呢？就是当时延安大生产织的红色大方格的毛毯，我们小时候还看到过。这封信的抬头就是‘表老吾师’，落款是‘学生朱德’，信中说‘你的事业，我们是支持的’，就是说共产党对民盟的事业是支持的，表老很受鼓舞。”

“还有一件事情，表老印象也很深刻，后来反复对我们说，表老看见毛主席到了特园以后，从楼梯底下开始和雇工一一握手问好，那些工人里面还有刚刚烧完火的，手脏得很，表老当时就愣了。他后来对我们反思说：‘我也是贫寒出身，高高在上几十年，染了一身士大夫气。’毛主席这样平等对待家里的雇工，他感慨万分，当时就对毛主席非常崇敬。”

鲜家还有个老保姆，她的儿子去了延安后没有音信，她向毛泽东问好，并请他帮助打听儿子的下落。毛泽东请随行人员记录下来，这一举动，也让张澜感动。

双方的会谈是在卧室进行的，长期跟随张澜左右的秘书吕光光后来在文章《毛泽东与张澜的会见》中回忆，双方谈了两个小时，张澜很诚恳地表示，从道理上讲，他知道毛泽东来的必要性，可是他觉得，这场和谈是蒋介石的假戏，毛泽东亲自来一定要注意个人安全。他动员毛泽东入住特园，这样有他的性命做担保，安全可以保证。但是毛泽东表示，为了和蒋介石谈判方便，他们还是住在桂园了。并且说，民主也成了蒋介石的时髦货，他要演假戏，我们给他来真演，让全国人民当观众，明辨是非，分出真假。

张澜表示，要是真能弄假成真，那就是全国人民之福。毛泽东还向张澜解释了他们当时对时局的宣言里的6项紧急措施，张澜觉得很公道。若不是晚宴时间到了，双方还不会结束谈话。张梅颖说：“毛主席走了以后，表老和在场所有人说：‘得天下者毛泽东。’表老一向谨言慎行，可是这次却断然做出了结论。”

在重庆的那段时间内，毛泽东后来又两次前往特园看望张澜，一次是张澜在特园宴请毛泽东和中共代表团，喝张澜家乡的特产枣儿酒。张梅颖回忆：“毛主席一到就说：‘这里是民主之家呀，我回家了。今天我们聚会在民主之家，今后我们共同努力，生活在民主之国！’这话说得很有分量啊，为什么？因为这表示共产党对民盟的立场高度认同啊。”

“表老给毛主席敬酒：‘会须一饮三百杯！’你看这高兴的程度啊。毛泽东马上就来一个：‘且共欢此饮！’毛主席当天还给鲜英的第9个孩子题了一个‘光明在望’在她特意拿出来的纪念本上。”

康大寿解释，那次因为人比较多，没有把关键的话说透彻，所以9月15日，迎来了第三次拜访，这次谈话在几次谈话中最为重要。

据张梅颖回忆：“这次他们在卧室里闭门进行了3个多小时的谈话。”毛泽东向张澜介绍了和谈情况，并表示共产党愿意做出很大的让步，可是国民党还在部署兵力，内战随时可能会爆发。他拜托张澜发挥他的影响力，一旦内战爆发，动员川内的实力派与共产党合作，张澜很郑重地对毛做出了承诺。对于国共两党在谈判中一直争执不下的解放区政权和人民军队问题，张澜表示，他和吴玉章当年在四川搞川北自治，深知政权、军队对于人民的重要，现在他希望共产党能坚持，好为中国保留一方净土。

张梅颖说：“表老还直言不讳地说：‘张国焘在四川，要不是杀人过多，早就站住脚了。’对此，毛泽东很恳切地解释，我们已经纠正了。”

这段史实亦见于张澜的女儿张茂延所写的《毛泽东与我的父亲张澜》。这次秘密谈话后，张澜立即兑现承诺，加强了和刘文辉、邓锡侯等川内实力派的联系。

张澜在谈话中，还建议把国共双方关起门来谈判的内容，已经谈拢的，公之于众，免得蒋介石事后不认账。还表示，如果毛泽东不方便，可以由他写公开信，把问题摊开，让全国人民来监督。毛泽东一听，马上称赞他是名不虚传的“川北圣人”，“表老真是老成谋国啊”。当日晚，张澜就写好了公开信，并且派人把信件送出刊登，这就是9月18日在当时重庆报刊上发表的《致国共两党领袖的公开信》。

也就是和毛泽东的3次见面后，张澜坚定了同共产党合作的信念。事实上，张澜很早就接触到共产党人，张梅颖说：“我的叔叔张就是共产党员，1936年中共中央把他从共产国际派回父亲身边工作，他的正直和一丝不苟的作风，深受表老赞赏。重庆这边多山，大家上山都是坐滑竿，可是我叔叔却从来不坐。后来叔叔因营养不良，1938年患了肺病，当时是不治之症，去世了，表老特别难过。我的姑姑张茂延也是地下党员，一直在表老身边，但表老真正了解共产党，还是在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

与国民党渐行渐远

早在1941年的“皖南事变”之后，张澜、黄炎培等人就把他们的统一建国同志会改造成国共两党之外的第三种力量——当时也是在重庆特园，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秘密成立，并开始对中国政局产生深刻影响。张梅颖说：“当时他们在组织上是独立的，但在是非曲直之间不中立，哪个对民族国家有利，他们就赞成哪一边。”

当时的共产党也需要这样的组织，因为有一个明辨是非的第三者是很重要的。“成立后无法宣布，也没法活动，蒋介石不断让人查办，后来是去香港办《光明日报》，准备在那张报纸上宣布这消息，结果国民党又派人去香港阻止这个消息公布。”

刚成立的时候，主席是黄炎培，但他当时兼任抗战公债募集委员会的秘书长，要去南洋募集公债，他请辞。这时有人提出让张君劢担任，可是他的兄长、当时国民政府的教育部长张嘉璈坚决反对，并让张君劢避到昆明。这样，一贯反对结党、已经69岁的张澜被硬推上了这个位置。

“因为他一贯反对结党，他参加政团同盟也是以无党派人士的身份，所以他开始不肯接受这个位置，经常去特园的周恩来也去劝说他，各方面都出来争取他。周恩来那时候有时一天去两次特园，在这种情况下，他终于同意出来做主席。”方然告诉本刊记者。

1955年张澜逝世的时候，陈毅在上海市召开的追悼会上说，1941年反抗蒋政权就有生命危险，而张澜敢于领导民主政团同盟和蒋介石分庭抗礼，这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张梅颖说：“说到陈毅，也有有意思的事情。事实上，1919年，陈毅那批学生去法国留学没路费和学费，就是找当时流亡北京的四川省长张澜想的办法，时隔多年后张澜已经不认识上海解放后任上海市长的陈毅了，说起往事，双方感慨不已。”

民盟成立的时候分为多个党派，谁也不服谁，各有各的政治立场，这时候，张澜就显示出他作为主席最佳人选的特质。民盟人士范朴斋在1947年的文章《张澜为人怎么样》里说，民盟是个相当复杂的团体，也因此有人以为张澜先生手段高明，其实他的高明之处就是直，巧妙之处就是拙。

原民盟副主席罗涵先说，当时民盟论才华要算罗隆基，论与共产党的接近，要算沈钧儒和史良，可是张澜以道德文章和德高望重取胜。康大寿编辑文集的时候发现，张澜曾开玩笑说：“我最反对结党，你们推举我，一兜党都装在我兜里头了，真太奇怪。”这也是张澜后来反复和家人开的玩笑。张梅颖说，当时在民盟里面，“他寡言少语，要人家和他主动说话，才能了解他一二”。

在1942年的国民参政会上，张澜他们提交了一份议案，要求国民党结束训政，实行宪政。康大寿解释，张澜的政治思想在不断变化中，按照毛泽东对他的评价，是“与日俱进”，“爱国爱民的思想始终支配着他的思想观念”。晚清他在日本留学时就要求慈禧放弃执政，实行君主立宪制，上世纪40年代，他一直念念不忘要实行真正的民主政治，要求国家立宪，地方人民也要参与到中央政府中。可是这份议案上去，激怒了蒋介石，他在会上就大骂：“把我当宣统了。”张澜不以为然。

第二天，蒋介石在会上讽刺张澜，说表老不是训了我一顿吗，训政还是需要的。张澜不满蒋的讽刺，不顾自己口吃，与他辩论了两个小时，张梅颖说：“都说他口吃，那是日常生活中，可是他发言，或是演讲，一点都不口吃。”1944年，民主政团同盟改名为民主同盟，事实上扩大了参与基础，个人凡是愿意参加的都可加入，所以性质发生了变化。张澜亲自出马，发动四川和云南的国民党要员龙云、刘文辉、潘文化等成为民盟秘密会员，5年后，当解放战争进行到最后关头，他们的起义减少了各方面的损失。刘文辉当时镇守四川，张梅颖说：“蒋介石一看刘文辉起义，马上就飞离四川，知道大势已去。他本来还想把重庆第二次弄成‘陪都’。”

康大寿说：“张澜一贯反对暴力战争，反对涂炭生灵，四川的军阀刘文辉、刘湘，包括早期军阀熊克武都很尊重他。他又能调动四川实业方面人士起来为四川做贡献，包括抗日战争初期动员刘湘领导的川军出川参加抗战，为在上海病死的刘湘写祭文。他在各界人士心目中都形成了德高望重的印象，这也是他能动员大家加入民盟的原因。”

1946年1月，第一次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当时国、共、民盟平分秋色，各有8个名额，结果周恩来为了让民盟的名额便于分配，让给了民盟一个名额，这让张澜深受感动。可是不久内战全面爆发，张澜极其失望，发表了不参加国民党自行决议召开的国民大会的声明。更让他失望的是当月李公朴和闻一多的被暗杀。张澜在成都主持追悼会表示，李、闻两先生的死亡是政治暗杀，他本人决定步两先生之后尘，为中国的和平民主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并且含着眼泪说：“如果政府还像一个政府，就应该严惩凶手及幕后主使人。”散会后他遭到特务袭击，70多岁的老人头部受伤，举国震动。

康大寿说：“张澜心目中一直有一个全体人民形成的国家主权，所以他很坚决地反对国民党一党独裁。”

可是民盟内部党派众多，国民党在当年决定单方面召开国民代表大会，第三方面如果参加，就证明了国大的合法性。张梅颖说：“当时国民党已经把民盟里的民社党、青年党拉过去了，民盟有些人当时在南京，而表老在四川没有东下，一直催他去，他不去。后来才知道他为什么不去，他就是躲这个会呢。当时在南京的部分民盟同志，就被‘忽悠’得准备去参加伪国大了，周恩来非常生气地说：‘我们把你们当朋友，你们怎么能这样做？这件事情请你们一定要请示你们的主席张表老。’当着周恩来的面，罗隆基给表老打电话，表老一听，急切地大声说：‘参加不得呀参加不得！参加了就失去了民盟的立场！’恩来同志的心马上就放下来了。”

11月12日，伪国大召开的时候报纸上没有民盟的名字，这也表示民盟和国民党的彻底决裂，民主力量走出了中间立场。11月中旬，为了在上海领导民主运动，已经75岁的张澜离开四川老家，远赴上海，担负起国统区民主运动的领导重任。康大寿说，当时蒋介石派了数人来邀请他路过南京的时候去面谈，并且在他到了上海后还派人前去邀请，但是张澜始终拒绝，双方立场相差越来越远。

张澜在上海：民盟解散与生死之险

这种局面，局外人也已经看出来了，方然对本刊记者说，当时冯玉祥在美国发表文章说，张表方先生负全国的人望，是领导保路同志会的大人物，“因为他主张和平，不打内战，现在把他看做眼中钉，这是什么道理？”

1947年10月28日，国民党内政部宣布民盟是非法团体，盟员按照《后方共产党处理办法》处理。10月29日，发表了《民盟参加叛乱真相》。11月5日，张澜等人在他上海的住所内，看着陈立夫起草的一个字不许改的解散文告，讨论了很长的时间。康大寿说，蒋介石的意思是，要是你们自行宣布解散，就不执行异党分子处理办法，“也就是不逮捕你们的成员”。

之前，张澜委托司徒雷登等人前去南京交涉，康大寿说，后人对此有不同评价，有人说他妥协，有人说他抱有幻想，其实他是看重全体盟员的生命安全。张梅颖说：“因为民盟是公开的，没有根据地和地下组织，没有退路，表老他们开了9个小时的会，最后表老签字了。”

黄炎培含泪读了文件，张澜签了字，在楼下等待的记者和满弄堂的特务们看见民盟的宣传部长叶笃义哭着走下楼，叶笃义后来在文章中回忆，他觉得“自己是战败国的代表”。

更痛苦的是张澜，为保护大家的生命，他签署了宣布解散的文件。在叶笃义后来的回忆文章中，他当晚对叶笃义说：“杀头我不怕，我担心的是大家的安危。”张澜在签完字的那个晚上彻夜未眠。11月7日，因为有许多人不了解，他又发表公开个人声明，希望大家在合法的限度内，站在爱国公民的立场上继续为和平、统一、民主而努力。张梅颖说：“这就是表明我继续和你战斗，你要打，打我吧！你就冲着我来吧！”

在他的安排并筹款赞助下，沈钧儒等民盟成员去香港，着手恢复民盟，而张澜在住所被特务严密包围的情况下还筹措经费，所筹集的巨额款项一分不留，全部用做民盟的经费。当时他已经身患重病，从四川赶到上海的女儿张茂延发现，父亲在上海连吃饭的钱都没有，更谈不上就医。他从年轻时代开始就以不为自己积财而著称，“到了此时，更是一贫如洗”。

当时上海虹桥疗养院的丁惠康因为仰慕他的为人，坚决请他去那里疗养，同时在那里的还有罗隆基等人。1949年三大战役结束后，国民党败局已定。同是四川人的张群，也是蒋介石的亲信来求他，要求在国共双方之间做调解，张梅颖说：“张群请他再出面调解国共两党，可是表老明确说：‘现在是革命与反革命之争，我站在共产党这一边，不再做调解人了。’后来他又对张群说：‘你如果想立功，就把渣滓洞里的政治犯放了。’表老还开了个名单——民盟在渣滓洞里被关了几十个人——最后放出来26个，还牺牲了27个。”

因为这次拒绝，蒋介石决意要置张澜于死地。张梅颖说：“蒋介石恨民盟恨得咬牙切齿啊！因为民盟拒绝参加伪国大。”张澜的生命安全屡次受到威胁。康大寿说，他曾经接到张澜在香港的儿子的来信，向他说明当时的情况，当时疗养院的郑定竹副院长起了很大作用。“当时国民党几次三番要带走张澜，可是郑定竹副院长说，不能走，因为他已经病得很重了，走了就会死，而且他愿意以身家性命担保张澜不会逃走。要带走张澜的人这才罢休。”

1949年3月5日，民主同盟总部已经迁至北平，3月6日致函张澜：“本盟总部临时工作委员会已于5日在北平宣告成立，盼早日命驾来平，参加领导。”接着，进驻北平的毛泽东又邀张澜等赴京参会。张澜接到邀请后，本打算伺机前往北平，虹桥疗养院院长丁惠康还为张澜与罗隆基设宴饯行，可是，由于他目标太大，国民党特务早包围了虹桥疗养院，严密监视和控制他的行动。

即便这样，上海警察局长、特务头子毛森仍害怕张澜、罗隆基逃脱，1949年5月10日，下令上海警备司令部第三大队副队长阎锦文前往抓捕。阎锦文得到郑定竹副院长书面担保，经请示后，同意改为拘留院内，严加看守，把张澜、罗隆基拘押的地方划为禁区，荷枪实弹的士兵不分昼夜轮班警戒。

一星期后，阎锦文忽被上海警备司令杨虎找去谈话，回来后对张澜、罗隆基的看管更加严密。阎锦文对看守说，时局吃紧，警惕有人劫狱，如果有人来提审或转移这两个要犯出院时，坚决拒绝，必要时开枪抵抗。5月26日下午，毛森命令阎锦文，限晚21时以前将张澜、罗隆基押解到黄浦江的一艘轮船上。

阎锦文知道这是国民党撤离上海的最后一艘船，是要把张澜和罗隆基劫持到台湾。经过一番布置后，阎锦文先来到罗隆基的病房，大声吼叫着要把人带走，又轻声告诉罗隆基，他是按杨虎的指示来救他们的，并嘱咐一定要听从安排。当他来到张澜房间吼叫着要带人走时，张澜坚决表示宁死也不去台湾，要枪毙就在这里枪毙吧！

阎锦文此时急了，不知道该如何解释，只得回到罗隆基的房间，催促罗隆基去劝张澜。罗隆基也有些信不过阎锦文，便问道：“有什么凭据让我相信你是杨先生派来救我们的？”阎锦文拿不出证据，急得手足无措。双方正不知如何是好，罗隆基忽然想起杨虎的太太，便立即与其通话，得到确认后才放心。罗隆基将这一情况告诉了张澜，这样张澜在阎锦文和罗隆基的搀扶下走下楼梯，坐进了事先安排好停在病房门口的小汽车。

为确保安全，阎锦文亲自驾车，原来决定将他们送到和成银行胡铭坤家中，没想到刚一出门就发现毛森派来增援的一卡车警卫。阎锦文将车开得偏离了既定路线，几经波折才脱离危险，最后到了法童公学门前，阎锦文掩护张澜、罗隆基进入，并通过预先备好的软梯翻越院墙，进入杨虎的环龙路公馆，然后立即被安排到地下室休息。

跟踪阎锦文的卡车失去目标后，感到事情不妙，立即报告了毛森。毛森立即组织人马四处搜捕，并悬赏30根金条抓获张澜和罗隆基，但毫无结果。黄浦江上的轮船推迟到当夜零点之后才起锚开往台湾。

这次营救张澜的行动是周恩来亲自安排的。时为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的杨虎，有意投向新政权，他通过地下党向周恩来表示，希望戴罪立功。上海解放前夕，周恩来通过地下党转告杨虎，要他设法营救张澜等人，而负责看守的阎锦文又正好是他亲信，于是才有了上述奇迹般的营救行动。

尾声：共和国副主席家的菜园子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想做官的张澜再次被选为共和国副主席，当时和他一起当选的民主人士还有宋庆龄和李济深。张梅颖说，当时也有不了解表老的来自解放区的一些同志表示反对，他们光看表老戴瓜皮帽，穿长衫，一副遗老的样子。结果朱德公开讲话了，“讲到革命，诸位没有一个有他早的”，他简单讲了表老一生的革命史，从辛亥革命之前的“保路风潮”开始，到反袁世凯的护国运动，表老在川北组织自治，再到冒着杀头的危险组织民盟，拒绝参加伪国大，彻底地孤立了国民党、蒋介石，“朱德的一番话掷地有声，大家哑口无言”。

“张澜始终是在特定的时刻被民众选为为官正直的人。”康大寿说，早年，张澜在民间就有这种传奇。

1920年，他担任四川省长职位，一次奉命前往北京的时候，身边只有两个随从。走到兵荒马乱的秦岭，前面来了一队人马，原来是当地有名的土匪王三村。他见了张澜就下马说，张省长，我们是来接你的，要护送你过去。张澜知道他是打家劫舍的王三村之后说，你为什么要这么做？王三村说，因为你是为老百姓的省长啊。

周恩来素知张澜的节俭，因为开国大典的缘故，特意拨了一笔服装费，希望张澜能一身簇新地出现在天安门城楼。张澜婉言谢绝说：“国家的钱，即人民的钱，我怎么可以用来做了长袍穿在自己身上？但总理的考虑是对的，我将保证着新装与民同庆。”于是，他自己出钱，赶制了一件布长衫，罩在旧棉衫之外。这就是我们在熟悉的《开国大典》那幅油画上看到的张澜的形象。

当时国家给他分配了一套规格很高的大四合院，张梅颖说，当时政府对知名的民主人士优待有加，有的人分配的四合院有七八十间房子，张澜级别最高，理所当然应该享受高待遇，可是张澜拒绝了，只住在马匹厂胡同一所很小的房子里。在这里，他的小脚夫人刘慧征亲自劳作，种了一些家常蔬菜。张澜的女儿张茂延在文章中回忆说：“父亲在解放前，没有带回来足够养家的钱，母亲一直习惯于起早贪黑地劳动来补贴家用。”

没人知道马匹厂胡同那所不起眼的房子里住了位新中国的国家副主席。张梅颖说：“他就看中这个了，又小又破的二层楼，不要大房子。生活特别简单，而且根本不许子女们跟他一块儿住，一个人不留。凡结婚的，必须出去住。任何人不许坐他的车。我只坐过他一次车，是1954年国庆节的晚上去天安门看烟花。我的祖母一直务农，1955年，表老一去世，她马上回四川。”

张澜晚年时作《四勉·一戒》：“人不可以不自爱，不可以不自修，不可以不自尊，不可以不自强，而断不可以自欺。”《四勉·一戒》是其一生的立德准则。

张梅颖坦言：“解放后，表老积极参加到新中国建设中去，不过有些事情他是有意见的，比如说抗美援朝，他就不主张出兵。他认为这么多年战乱后，应该休养生息，不要介入外战。可是当时在苏联的压力下，中国只能出兵，后来朱德来给表老做工作，说你的意见是有道理的，但是呢，要服从大局。表老就说，要是中央定了，那我就带领民盟坚决抗美援朝。”“表老从那时起就不吃肉了，所有攒下来的钱都捐飞机大炮。而且也不许我们吃肉了，我爸给我买了件新衣服，表老当面训斥我和我爸，让马上脱下来，给退了。我那时候受他影响，每天上学家里给我5分钱吃早点，从来没吃过，都捐飞机大炮了。到期末表扬我每天捐5分钱，我妈问我哪来的钱，我说我早上没吃早点，都捐了。我妈眼泪都掉下来了。”

关于“土改”，“表老也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当时在东北‘土改’的经验不一定要用于全国，因为东北‘土改’的时候，全国没有解放，过火可以理解。现在蒋介石几百万大军都打败了，中国共产党、人民解放军这么强大，是不是不杀、少杀？能不划成地主就不划成地主。当时他在会上讲这个话，有人当场就站起来了，喊‘打倒地主阶级！’其实他根本不是地主，他穷着呢。毛泽东、周恩来马上就制止了那些人，并让表老出去休息。后来中央人民政府给他回了一封信，告诉他，政府接受了他的一些意见”。

还有一件很值得一提的事情：梁漱溟遭毛泽东严厉批判的场合，毛泽东当面斥曰“反动透顶”，在场的张澜神情庄默，未发一言。张梅颖说：“表老以前都是站起来当面提意见，但当时不好说了，因为气氛已经很紧张了，人家把梁往下摁，他还站起来和毛泽东继续争？第二天，表老给毛泽东写了封信，历数梁漱溟的贡献，坦言为梁申辩：‘反动透顶，一贯反动，其言重矣，其论失公正矣。’希望毛泽东网开一面，保留他政协常委的待遇。”

毛泽东接受了张澜的建议，保留了梁漱溟的政协委员待遇。“毛泽东对表老一直很敬重。”张梅颖说，“毛主席经常给表老送饭，自己的厨师做了好吃的也给表老送来，还在北京饭店找个手艺最好的厨师给表老做饭。你看那时代，无论什么场合照相，只要两人都在，他都把表老搁身边，不是排次序，他跟表老，表老跟他，还是心心相印的。”

张梅颖觉得，是表老人格的力量，使他赢得了大多数人的尊敬，他是民盟的骄傲，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骄傲。。

1955年，张澜病逝于北京。张梅颖说：“表老去世后，有关领导去我家看我奶奶，表老唯一的一个小破箱子里头，装的就是补丁衣裳和袜子，他看了眼泪都掉下来了。表老给我们留下的是宝贵的精神财富，他教会我们如何做人、做事、做官。”■ 阎锦文中国近代史罗隆基台湾国民党主席毛泽东蒋介石圣人周恩来共和国川北张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