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公民身份

（文 / 薛巍）

( 桑德尔 )

哪些是不该卖的？

桑德尔说：“里斯讲座有着思考精神生活和公共领域的传统。在政治变革和经济动荡的时期，我们需要对共同善得出新的认识：在全球化时代，市场的道德限度是什么？道德和精神价值在公共生活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生物技术在如何改变我们跟自然和环境的关系？”

在第一讲“市场和道德”中，桑德尔指出，经济衰退表明，市场不是实现公共利益的主要机制。市场是一个强有力的工具，不仅影响经济发展，而且影响并主导了社会关系，这是真正的危险。市场将公民的眼光局限于自我的利益而非共同善，美国已从市场经济转型为市场社会。应该在某些领域限制市场化，要让市场处于它应该处的位置，防止市场化观念向其他领域渗透，如监狱、学校和医院。

桑德尔担心的是经济效率的标准凌驾于一切标准之上。他认为这会破坏那些很重要的社会规范，用野蛮的成本和收益计算取代公开讨论。他在讲座中举了一个行为经济学家们喜欢的例子，以色列一家幼儿园为了使家长接孩子时不迟到而实行罚款措施。这一做法一个出乎意料的结果是，很多父母把罚款当做收费，因而对迟到感到心安理得。他还讲了他自己的类似经历。过去他把租借热映大片的DVD在超过归还期限要额外付的钱当做罚款，对此他会感到有些负罪感。但是现在他和影碟店都把额外的付款当做收费，他就认为租借时超期几天在道德上不存在对错的问题。

桑德尔一直反对建立一个国际碳排放交易市场，他的主要理由就是，把污染变成一种可以买卖的商品，会消除污染所带有的道德上的耻辱，如果一家公司或一个国家因为向天空过量排放污染物而遭罚款，整个共同体传达的判断是，污染者做了错事。而收费会把污染变成只是另一种经营成本，就像薪水和房租。碳排放交易还会降低全球合作所需要的共同责任感。碳排放成了一种奢侈品，一种可以买卖的地位的标志，买得起排放权的国家会受到憎恨，使合作变得更困难。

移民是否应该为公民身份付钱？孩子考试考得好是否可以给予现金奖励，甚至付钱鼓励他们读一本书？妓女出卖自己的身体会不会败坏正常的性观念？器官可不可以买卖？这都是需要思考的问题。

新公民身份

桑德尔指出，对公民身份的认同体现在爱国精神和自豪感上。另外，公民身份认同的提高需要公民参与对公共问题的商议。目前公民身份在有效性化的过程中面临4个挑战。

第一个挑战是，全球化过程造成的大共同体的出现。道德同情在小共同体中更易实现，而非同一个民族、语言、文化共同体的认同获得远比同一民族、语言、文化共同体的认同更艰难。亚里士多德早就认为雅典的政治共同体的单位是城邦，但现在世界中的政治共同体远较雅典城邦大得多。现代民族国家在形成共同体的爱国主义与自豪感时是与家庭等小共同体一致的。在超越现代民族国家的趋向越来越明显的当下，这种爱国主义及自豪感也是与小共同体相一致的。我们需要思考全体公民如何形成“全球共同体”以处理这种超越以往共同体时面临的各种难题，如全球环境问题等。

第二个挑战是全球化市场经济造成的贫富差距。这种全球化经济市场在促进全球经济迅猛发展的同时，忽视了市场分配的公平性，世界各国的经济趋于不平等，贫富差距拉大。公民对共同善的公共商议被贫富两种世界的隔离给剥夺了，从而导致共同体的认同感下降。

第三个挑战是自由的缺乏。第四个挑战是公民道德的教育推广有待提高。公民道德教育不能只局限于学校教育，公共教育同等重要。公民道德只有通过亲身参与政治实践与公共商议、目睹政治成效的结果才能获得。桑德尔认为，只有缩小贫富差距，培养公共商议的机会才能提高公民道德与公民共同体的认同。

桑德尔的课堂和讲座是很好的共同商议的例证，立场不同的双方在他的主持下陈述自己的观点和理由、听取对方的理由。什么是公平？如何判断一个人的行为是否公平？通常的答案是公平就是不歧视，不把自己的选择强加给别人，让每个人自己选择。但桑德尔说，我们熟悉的这种答案是错误的。亚里士多德认为，公平就是给予每个人应该得到的东西。公平并非不歧视，因为我们一直都会歧视一些人，比如在雇用职员时，你雇了某些人而没雇另外一些人，没人会指责你歧视他们。

如何判断一个人应该得到什么呢？这需要确定一种东西或一种荣誉的目的与意义。比如如果要分配笛子，应该把最好的笛子分配给谁？应该是分配给演奏技术最高的那个人。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在功利主义者看来，让演奏技术最高的人使用最好的笛子，能给社会带来最大的好处，让人们听到最美妙的乐声，而不是忍受噪音。而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这样分配更好、更重要的理由是，制作笛子的目的就是让它很好地演奏出音乐来，这样分配最能实现制作它的目的。亚里士多德认为每一件事物都有质料因、形式因、动力因和目的因，其中目的因是终极的。以陶罐为例，它的存在涉及“质料”（土）、“形式”（造型、结构等）、“动力”（制陶师）、“目的”（性能、用途等）4方面的原因。

在考虑谁应该得到什么的时候，应该思考待分配的东西存在的目的。比如，要判断如何在政治共同体中分配官职和荣誉、分配权力，就应该思考政治共同体的目的。政治共同体的目的是培养优秀的公民、促进公共利益，所以应该把最高权力授予那些品德最高尚、最优秀的人。要进行公平的分配，我们经常会按照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思考待分配的东西的目的。

桑德尔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我们在生活中考虑目的的必要性和普遍性。职业高尔夫球手卡西·马丁对职业高尔夫球协会巡回赛（PGA）提出诉讼，28岁的马丁因为患上罕见的失调症，有一条腿无法行走，但他是一位优秀的职业高尔夫球选手。1997年，他申请乘坐高尔夫球车参加巡回赛，遭到PGA拒绝，PGA坚持说比赛规则规定职业选手们必须步行完成比赛，因为步行是高尔夫赛的基本要求之一。为此，马丁将PGA告上法庭，双方一直不肯让步，辩论层层升级，终于闹到了最高法院。

桑德尔问讲座现场的观众对这个问题的意见，有人说，确实不该让马丁乘车，因为那样对别的选手不公平。但马丁说，即使乘坐球车他每场比赛也要走1英里多路，上下车也会给他带来痛苦，球车并没有给他带来优势，他仍会跟其他人一样疲劳。不让他乘车才是不公平的，因为残疾给他造成的疲劳要大于走路给正常选手造成的疲劳。有人说，马丁可以乘坐球车，因为高尔夫球比赛考验的是选手击球的能力而非走路的能力，“有很多人走路很快、能走很远，但是球打得很糟糕”。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2001年判定残疾人可以在高尔夫比赛中使用机动车助行，马丁终于获胜。辩论的焦点是步行是否是高尔夫球赛考验选手的一个部分，即高尔夫球这项运动和比赛的目的是什么。在庭审时，法官问赛会的证人：“根据你的经历，你认为如果允许选手乘坐球车会从根本上改变比赛的本质吗？”桑德尔戏言，法官们这时肯定想到了1457年詹姆斯二世因为高尔夫球会影响箭术练习而禁止高尔夫球的法令，他们知道高尔夫球道和政府、高尔夫球场和法律早晚还会再相遇一次，法官们钻研法律多年，已经对这个问题做好了准备：一个乘着车在高尔夫球场上从一个洞跑到另一个洞的人到底是不是球员？他们的回答是肯定的，他们认为步行不是高尔夫球的核心要素。

桑德尔认为，无论是出于谦卑还是自尊，法院本该拒绝回答这个困难并且愚蠢的问题，说某种东西是必须的，是说它是为实现特定的目标必须的。然而游戏的本质除了娱乐没有别的目标，不可能说游戏那些任意的规则中有什么是必须的。球场有18个洞，篮球球筐10英尺高，足球场宽90英尺、长100码，这些都是任意的而非必须的。这样规定的唯一理由是出于传统和组织者的坚持。■ 身份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