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洱：茶马古道的岁月茶香

( 老曼峨寨中的古茶树已有几百年的历史 )

古茶树的存在，成为茶叶溯源的最好指引，史书上的“濮人种茶”得以印证。在滇南、滇西南地区的20多个县，只要有“濮人”后裔布朗族人的古寨，就一定有古茶树。被澜沧江一分为二的西双版纳，不仅拥有中国面积最多的古茶树山林，也广泛聚居着拥有古老种茶制茶手艺的布朗族、爱尼族、拉祜族等原住居民。老寨子里的碑记和代代相传的习俗，能追溯到1000多年前的历史，鲜活地传承下来，成为普洱茶源起的见证。

又到采茶时

3月的西双版纳还是旱季。这个四季如春的地方，只有雨季和旱季之分，每年5月下旬到9月下旬是雨季，其余是旱季。云南茶叶的采摘，基本上从3月下旬开始，持续到10月。虽然旱季原本就雨水少，但本地人都感觉今年格外少，去年底的一场大雨后，近百日过去，至今滴雨未落。对于茶叶的采摘来说，这实在不是一个好消息，云南省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简称“茶科所”）老所长王平盛向我解释，“雨水太少，茶树发芽就慢，产量也很可能会受影响”，尤其是只依靠雨水灌溉的古茶树。

王平盛对于云南的茶树，有身体力行的认知。他从1980年开始，几次参加云南的古茶树资源普查，足迹几乎踏遍了云南的茶山。王平盛和茶科所课题组的同事们发现，古茶树分布呈明晰的地理脉络，“面积较大的古茶园70%以上集中分布在海拔1100米至1800米的区域”，这些地方都属于“澜沧江水系的山区丘陵地带，温凉、湿热气候地区”，“年均温度18℃～22℃，土壤以红壤和砖红壤为主，pH值4至6之间，呈酸性”。

结合行政区划做更具体描述，云南的大叶茶原产地集中在西双版纳的澜沧江两岸，这里也是唐《云南志》所载“茶，出银生城界诸山”所在。茶科所还有2004年最新一次调研得来的具体数据，“西双版纳的8.2234万亩古茶园，分布于两县一市19个乡镇100个村寨”，“勐海县古茶园面积最大，4.6216万亩，勐腊县2.7793万亩，景洪市8225亩”。分布着古茶园的地方，王平盛感叹，都是“经济较落后、交通不发达的山区半山区”，他们也发现，“现存古茶树资源绝大部分是栽培型的，野生型古茶树仅有零星分布”，这说明山寨中的原住居民们，千百年前就掌握了种茶的技艺，而且世代相传。

( 七彩云南茶厂的茶叶基地，由于长期干旱，工作人员给茶树苗喷洒水和抗病药水 )

在实地踏访中我也发现，古茶树大都分布山寨周边，只是这周边的概念过于宽泛，远的地方甚至要几个小时才能到达。通往那些古茶树的，只有踩踏出来的山路，大多数时连山路也没有，地上覆着厚厚的落叶。如果一直循着这些茶树翻山越岭，只要有气力，完全可以从一个寨子走到另一个寨子。这也佐证了研究者们的另一个分析，原住山民们传承的种茶技艺，依旧停留在最原始的状态，刀耕火种，天生天养。在坡度高达60度的山岭上，山民们简单烧荒，开辟出一片坡地，然后撒种，只是从茶籽落地开始，生根发芽，他们再不会再横加干预，雨水之外不会有额外的灌溉。

把史料和现实相对照，王平盛和同事们还发现了另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古茶树的分布呈现出另一条历史兴衰脉络。“清末民初是个分水岭，那之前，云南的茶叶产地主要集中在以勐腊为中心的古六大茶山，而之后，茶叶产区集中在以勐海为中心的新六大茶山。”古六大茶山的说法来自史籍，如清乾隆进士檀萃《滇海虞衡志》载：“普茶名重于天下，出普洱所属六茶山，一曰攸乐、二曰革登、三曰倚邦、四曰莽枝、五曰蛮砖、六曰慢撒，周八百里。”清光绪年间绘制的《思茅厅界图》表明，古六大茶山都在澜沧江北岸，俗称江内，其中攸乐茶山现属景洪市，其余五大茶山均在勐腊县，以易武为中心。而新六大茶山指的是南糯、南峤、勐宋、景迈、布朗和巴达，集中于勐海，都在澜沧江南岸，俗称江外。

( 老曼峨寨的村长岩温宽 )

综合了历史和地理的各种因素，西双版纳茶产业办公室主任彭哲的建议和王平盛相似，如果要做普洱茶溯源考察，在勐海选择一个地方就好。而大益集团勐海茶厂茶叶研发部经理曾新生给我提供了另一视角，2006年底普洱狂热到来的时候，勐海县布朗山乡班章村委会的古树茶创下了晒青毛茶收购的最高纪录，“1公斤800元到1600元不等”。即便到了2007年下半年普洱茶价格回落，班章茶依旧是毛茶中价格最高的。班章包括的是老班章、新班章和老曼峨3个村民小组，也就是俗称的寨子，聚居的是爱尼族和布朗族。有意思的是，3个寨子的海拔依次递减，茶价也如此。综合多种建议，我们选择了布朗山班章，只是老班章和新班章是两个方向，因为时间关系，我们未能到达老班章，只能沿新班章到老曼峨的路线，完成此次田野考察。

种茶人家

( 新班章寨村长李永勤 )

四驱的皮卡车在山路上颠簸得厉害，敞篷车厢里装载的东西必须用绳子捆牢，不然都会颠飞出去。从勐海县到布朗山新班章，车程40多公里，驱车却要1个半小时。只有县城到勐混镇一段有水泥路，15公里，从勐混开始全是土路。正巧赶上了七彩云南茶厂前往布朗山茶园基地运送补给的车辆，他们的基地刚好在新班章和老曼峨之间。茶厂司机李真春对这段山路烂熟于心，从2006年选址开始，他就经常在这段山路上奔波。李真春告诉我，“现在的山路还是今年2月刚刚修整过的，已经平整多了，以前越野车最少也要5小时才能爬上布朗山”。

就像王平盛描述的，布朗山的土地都是红壤和砖红壤，没有石头，就算有也是风化岩，一捏就碎。这样的山路，旱季时，车过处尘土飞扬，似硝烟弥漫；而雨季时，路面泥泞塌陷，甚至山体滑坡崩塌，以致无法通行。但这样的土壤条件，王平盛说，“恰好最适宜大叶种茶树的生长”。而布朗山山势起伏，“500多米到1800多米的海拔落差，让山上不同的区域形成了不同的小气候”，成为布朗山的大叶茶品质和口感的另一重保证。和易武老产区的茶叶相比，彭哲说，“布朗茶口感刚劲浓烈，而易武茶温婉绵长，所以品茶人中又流传着‘布朗王，易武后’的说法”。班章茶创下的天价，也让越来越多的茶叶厂家看中了布朗山，到这里发展现代高产茶园基地。其实从1988年勐海茶厂的基地开始，陆续有茶厂进入布朗山，只是因为交通和各方面条件限制，前期投入成本要求很高，这里现代茶园的数量依旧有限。

( 清晨老曼峨的村民都要把采摘的茶叶晒干 )

车到新班章村，终于又有了一截刚修的800米水泥路。这个爱尼人聚居的寨子有88户人家，是从老班章分出来的，陆续迁移过几次，最后一次迁徙在1967年，应政府号召，为了取水更方便，搬到了地势低的地方。这低是相对而言，新班章的海拔依旧在1200米以上。只是祖辈种下的茶地无法迁移，所以新班章的村民们采茶，往往都需要走漫长的路程。村长李永勤感叹，以前全部是靠步行，走上一两个小时很正常，2006年底茶叶价格起来之后，村里人的手头才终于宽裕了一些，能够买得起摩托车代步。

现在去往茶地途中，不时可以看到路旁停着摩托车。不过车也只能走到这些位置了，采茶还是需要徒步到陡坡上的茶地中去。那些一人到两人多高不等的大茶树，采摘必须爬到树上，在我看来高难度的动作，村民们却得心应手。他们借助一根粗竹竿或木棍作为辅助，搭在茶树上，就能轻松爬上去站在枝丫上。寨子里的女性，裹着头帕，系着民族筒裙，也能自如地站到茶树上，而且她们还是村里采茶的主力。与古茶树相比，现代茶园因为经过了频繁修剪，都长成了灌木形状，不再显现乔木的身姿，所以二者的称呼也有了台地茶和大树茶的区分。比较而言，台地茶的产量是大树茶的倍数，每亩产量至少可以达到40公斤。奇怪的是，高产的现代茶园对于新班章的爱尼人来说，并没有太强烈的吸引力。李永勤回忆，上世纪80年代初，茶学专家下来过，指导他们种台地茶，茶苗和肥料都是勐海茶厂提供的，但新班章寨子里每家就种了几分地，“不喜欢”，“搞不懂那些技术”。他们甚至觉得，台地茶采摘起来，比大树茶还要麻烦，“芽头短，不好看，难采”。

其实在2006年普洱狂热到来前，李永勤说，他们采摘的大树茶和台地茶都是混在一起的，晒青毛茶的收购者们也不会强调二者的区别。“价钱都是一样的，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1公斤最多10块钱，到2006年初，也不过涨到30元左右。”70岁的冯炎培老人也被后来的大树茶和台地茶之分所困惑，他是大理白族人，17岁就到下关学习制茶，曾担任下关茶厂厂长，50年在茶叶领域的钻研，让他在退休后依旧成为各茶厂的追逐对象。2006年，他被改制后的勐海茶厂作为技术专家邀请到了勐海。他看到了普洱的狂热，“一下子就冒出来了大树茶和台地茶的概念，而且价格天差地别”。

想了又想，冯炎培这样的老茶人也只能用“物以稀为贵”来解释，在概念层出的普洱狂热年份，任何一种概念都是细分市场的钥匙和捷径。只是冯炎培这样的老茶人很清楚，任凭那些概念如何天花乱坠，其实普洱茶的制作工艺还是一样的，每一年的新茶制作，其实都要经过复杂的拼配，把不同产区、不同品种、不同级别的茶叶按一定比例组合在一起，就像白酒的勾兑一样，反复试验，冲泡品尝，直到能达到同一类产品最恒定的口感。除了少量的特别定制，生产者们其实并不会用任何一种单纯的茶叶来制作普洱茶，只是在那狂热的时候，消费者不可能看清这些。

村支书杨刚年轻的时候在布朗山乡做邮递员，骑着老式28的单车，跑遍了整个布朗山，1999年重新回新班章当起了村官。他感叹山民们的淳朴和知足常乐，守着祖辈传下来的茶园、菜地和荒山，按照时令和节气的采摘和耕种，依旧是传统的刀耕火种，并不施肥，而是以轮作的方式让土地恢复自然的生命力。即便广种薄收，也没有急功近利的奢求。杨刚也曾设想过让村民们脱贫的方法，但交通阻隔了村民们和外界的交流，这是个大问题。就拿修路来说，村里刚修的这条800米的水泥路花了76万元，其中好几十万元都来自村财政。如果不是前两年茶叶价格起来了，村里根本拿不出这笔钱。李永勤也记得，茶叶价格还没有起来的时候，村里人均收入有时候会是负数，一年忙到头，连糊口的粮食都不够。

在李永勤的记忆里，2004年之后，到新班章来收茶的外地人才慢慢多起来，广东人、日本人都有，大树茶和台地茶的价格区别开始逐渐显现。比如台地茶若是卖到30元1公斤，那么大树茶就能有180元公1斤。2007年3月底4月初是李永勤的记忆里最神奇的时候，那刚好是泼水节前夕，陆续来了很多广东的老板们，“一人一个价”，“前脚刚走一个人，后脚就有另一个人开更高的价钱”。大树茶最高价开到了每公斤1200元，李永勤觉得，“就像是天上掉下来的价”。只是这神奇只持续了10多天，也是突然间，“不知道又发生了什么，人全都不见了”。

陪同我去往古茶树的路上，李永勤陆续回忆起这些往事，我很奇怪为什么村民们不自己为毛茶寻找销路。这在李永勤看来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不懂销售，找不到销路”。村里1997年的时候，曾有人自己加工过绿茶，但只做了两年就关门了，此后，再也没有人开过加工厂。另一方面是运费太贵，“一车沙子，在坝子里是一立方米30到40元，到了山上，就成了120元”。他计算过，如果雇用卡车运送茶叶下山去买，一车的运费就是1200元，“挣的钱都给了司机”。

我顺口提了一句要尝试古老的烤茶，李永勤就记下了，回村时候从古茶树上掰了几枝茶叶，在家里的火塘边给我演示起来。把茶叶先放在火上炙烤，然后放到盛满开水的烧水壶里，再放在火塘边滚烫的炭灰上熬焖。大约一刻钟后再喝，茶香扑鼻，回味甘醇。其实从2006年底开始的普洱茶热，在2007年泼水节高峰之后回落，过度炒作终于让人们对普洱茶的真实价值产生了质疑，而迅速涌入市场良莠不齐的生产者和销售者们，让这个以井喷速度勃兴的产业遭受重创。不过好在因为几家传统的老制茶企业，诸如大益勐海茶厂、下关茶厂的存在，市场上依旧保留了很大一部分品质值得信赖的普洱茶，这也让普洱茶产业在被腰斩触底之后，找到了缓冲的平台。李永勤和他的村民们并不清楚这些，他们只知道，茶叶是改善生活的唯一希望，如果没有人要，这些茶叶就会重新一文不值。

古寨茶香

夜宿新班章一晚后，我们跟随李真春的车，继续前往老曼峨。老曼峨距新班章车程大约还有10公里，20分钟。不过这是一段下山路，抄小路也就5公里，当地人半个小时就能走到。老曼峨距离布朗山乡政府还有25公里的路程，也是布朗山乡最大最古老的布朗族人聚居地，有152户人家。布朗族和傣族的习俗很接近，男子都姓岩，女子都姓玉。村长岩温宽告诉我，老曼峨寨子的历史已经有1371年。

寨子分布在山坳中的平地上，海拔比新班章低，太阳也出得更晚。不过这里的古茶树同样分布在陡峭的山岭上，虽然距离寨子更近些，但进山的路却比新班章更难走，有一大段路几乎是直上直下的陡坡，一不留神，脚下的土就会松动打滑。可布朗族的山民们走起来依旧如履平地，大片古茶林里，总能看到身着民族服饰的采茶女们。

这些茶叶采摘回去后，需要经过的第一道程序就是杀青，这也是普洱茶加工的第一步。用更专业的术语，就是钝化新鲜茶叶中氧化酶的活性，让茶叶散发掉60%到70%的水分，变得柔软。曾新生告诉我，“不同时间采摘的茶叶、不同生长程度的茶叶含水量都不同，杀青所需要的时间也不同”。简单说就是“嫩叶老杀，老叶嫩杀”。而在依旧保留着传统手工的寨子里，铁锅杀青依靠的同样是经验，这些技艺同样难以言说，一代代口耳相传下来。

寨子里炒茶的都是大铁锅，直径1米左右。等到柴火旺起来，把茶叶倒锅里，会迅速升腾起一股雾气。我们在新班章的时候，刚好赶上了李永勤晚上那一轮的炒茶。他的工具就是手，偶尔会在锅内温度过高的时候借助一下树杈。他说用手炒茶更有手感，锅铲是万万不能乱用的，很容易就会损坏铁锅，一口可要98元呢。我凑近锅前，入鼻的是一股浓烈的植物清香，当地人都觉得那是一种樟树的芬芳。这样的一锅茶，大约12分钟左右可以完成杀青，接下来就是揉捻，科学的说法是破坏叶细胞，使茶叶有利于做型和冲泡。曾新生说现代的普洱茶市场上有“泡条”和“紧条”两种概念，前者是完全不揉捻，让茶叶保持杀青后的原状，为的是形状好看。台湾地区市场流行炒作这种概念，其实产量小众，揉捻的“紧条”才是普洱生产的主流。大圆簸箕里的茶叶，几分钟就能揉好。紧接着是茶叶初制的最后一个步骤，晒青，实际上就是通过阳光使茶叶干燥。如果不下雨，茶叶一天就能晒好，若是暴晒，则六七个小时就能完成。寨子里家家户户晒台上都有可以晾晒茶叶的大竹篾席。村民们把做好的晒青毛茶用大化纤袋装起来，存放在家中，等待收购者的到来。晒青毛茶就是制作普洱茶的原料基础。

热情的村长岩温宽选了村会计岩央么一家来招待我们，晚饭时间提前到了19点，热情的村民围拢过来，用他们从勐海镇买来的澜沧江白酒招待贵客。酒过若干轮后，地下一堆空瓶子，村民们还意犹未尽。晚上依旧是大通铺般的地铺。传统的布朗族和爱尼族木楼，都跟傣族相似，一楼圈养牲畜、堆放木柴和杂物，二楼敞开式的大空间兼具了生活起居的全部功能。砖块铺底的方形火塘在屋子的一角，这也是屋子的核心，唯一不可移动的部分。每户人家，只有主人睡的地方会用木板和布帘分隔出相对私密的空间，其余并无分隔，沿墙两侧铺上竹席、垫上被子就成了客人们的床。

岩央么的妻子玉香旦为我准备的地铺，在距离火塘最远一侧的墙边，但因为跳蚤的侵袭，还是难以入眠。等到大喇叭里传来诵经声，我已经睡意全无了。玉香旦也起了床，把柴火从屋外抱进来，架在火塘上，用一截松明引燃。树皮哔啵着冒出轻烟，不一会儿，火苗就艳艳地蹿了上来，舔着支在三脚铁架上的饭锅锅底，暖意和饭香一点点在清冷的屋子里弥散。这时还不到6点，天还没亮，屋外低而密的星星依旧，山风清冷。玉香旦招呼我到火塘边烤火，用饭铲搅动锅里的米，不让它们糊底。她告诉我，诵经声来自寨子里的缅寺，是提醒村民起床，为寺庙中的僧人准备进贡的早饭。村长岩温宽曾告诉过我，这缅寺已经有了1360多年历史，“文革”期间被毁坏后重建，以前缅寺靠撞钟声来唤醒村民，上世纪90年代寨子通电之后，广播喇叭中的录音诵经就取代了钟声。

从清晨6点多开始，村中的老人和少女们陆续汇聚到缅寺，她们携带的供奉简单相似，用小搪瓷杯盛的一小杯米饭，还有用大竹叶包裹的一些菜。她们神态虔诚，沿着燃烧的松明子作为指引，到大殿跪拜，然后再把米饭放到缅寺的大托钵里。整个仪式大约在7点天亮时结束，村民们新的一天就此开始。

等到我从缅寺返回的时候，天已经大亮，玉香旦家二楼晒台上的灶火已经升起，岩央么正忙着用铁锅来炒制昨晚刚采回来的茶叶——其实严格意义上，采摘的茶叶要当天杀青。采茶人们早上出门，带上中饭，一直要忙碌到太阳下山之后方才回家，忙完炒茶和家务后，时间往往都到了深夜一两点。这就是茶叶采摘季节，山民们的日常节奏。可是我们这些不速之客的到来，妨碍了岩央么家的正常劳作，所以他只能把杀青的时间延后到次日早晨。当我不好意思地道歉时，这个朴实的布朗族汉子反而以“早上炒茶比晚上看得更清楚”来宽慰我。

每一年普洱茶的行情，都从3月底的春茶开始。虽然西双版纳的茶叶采摘季节从3月底持续到10月，但根据节气会分为春茶、雨水茶和谷花茶3种，春茶最贵，雨水茶最便宜。所以，每一年3月底开市的行情，都将主导村民们这一年收成的高低。每一年的期待，就从3月底那一锅锅的茶青开始。

茶业兴衰

蒋红旗是个爽快的重庆人，到云南20年，口音也就带上了软糯的云南腔。他也跟茶叶打了若干年的交道，以前是茶科所办公室主任，2007年开始担任七彩云南茶厂的“副总”，陪同各色人等跑遍了云南各大茶山。他觉得我错过了2006年底普洱茶狂热的时候，勐海“全民皆茶”的盛况，“县城里唯一的大酒店根本订不到房间，小宾馆也爆满，走到街上，到处都是卖茶的。坐个三轮车，听到“茶叶”两个字，连三轮车夫都会拿出来给你看”。

勐海成为茶叶重镇，严格说是近代的事情。茶叶中心从澜沧江北岸向南岸的转移，其实跟动荡的时局以及其间现代机械化制茶企业勐海茶厂的建立紧密相连。云南省茶叶协会主办的《云南茶叶》1999年第三期上，公布了1998年云南省20个产茶大县排行榜：勐海6909吨，景洪6708吨，凤庆6508吨……景谷1464吨，勐腊1372吨。旧时的老产区景谷和勐腊已经排到了末尾。曾经若干次深入勐海采访的作家雷平阳搜集了丰富的一手资料，也在他的《普洱茶记》里对普洱茶的历史做了深入分析，在勐海的茶叶行家们眼里，这本书也是目前关于普洱茶最权威的资料之一。

在雷平阳看来，在明清普洱茶极盛时期，作为茶叶的集散地，普洱有6条“茶马大道”，均以普洱为圆心，向四方延伸通向内地、西藏和国外。这也是台湾人邓时海所说的“丝茶之路”的主干部分。这6条路分别是：普洱昆明官马大道，茶叶经由骡马运到昆明，然后被客商贩卖到四面八方；普洱下关茶马大道，茶叶经下关运往滇西各地及西藏；普洱莱州茶马道，茶叶据此过江城，入越南莱州，然后转往西藏和欧洲等地；普洱澜沧茶马道，茶叶据此过勐腊，到老挝北部各省；勐海景栋茶马道，这是6道中唯一一条没有经过普洱集散的“外线”，普洱茶商们直接深入普洱茶主产区勐海，购得茶叶后直接取道打洛，至缅甸景栋，然后再转运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和香港地区等地。

思茅和下关并不像西双版纳这样盛产茶叶，但因为特殊的地理优势，成为茶叶集散加工中心。冯炎培老人也证实，他记忆中下关的茶叶主要来自思茅、临沧和勐海。他听老辈人说，在上世纪30年代以前，思茅和勐海是茶叶的集散地和加工中心，后来思茅爆发了一场瘟疫，茶商和马帮不南下了，集散地就往下关转移。新中国成立前，下关大小加工厂有30多家，以大理西州人居多。当时出名的有四大家，下关成了紧压茶和沱茶的加工中心和集散地。

除了内忧还有外患。1912至1926年，英国人在缅甸大修公路、铁路，1930年公路修到了景栋，距离打洛仅几十公里，从打洛、仰光、加尔各答、噶伦堡至西藏比普洱、大理、丽江、芒康至拉萨要缩短1个月的路程，普洱茶的生产、交易、出口中心转向了勐海。1937年法国人又在越南作祟，阻挠易武、倚邦的茶进入越南，澜沧江东岸六大茶山的销路受阻，1938年思茅、普洱、易武、佛海（今勐海）4个地区，仅剩佛海还有路可出，经打洛出境销往西藏和缅甸。1928至1938年佛海的私人茶庄已经增至20多家，进入黄金岁月，成为当时唯一能跟易武比高下的地方。

而上世纪40年代范和钧的到来，让佛海迅速取代易武，成为现代茶叶贸易中心。他从国民政府那里获得了一项特殊的许可证，1939年6月，孔祥熙以财政部的名义下文，禁止私人运茶出境，茶叶外销权归中国茶叶公司，这使得澜沧江以东茶叶产区的私人茶庄动弹不得，而范和钧建立的佛海茶厂（今大益勐海茶厂）成了实质上的垄断者。与范和钧同期的茶商还有南糯山茶厂的白孟愚，这也是一个传奇人物，不过和佛海茶厂不同，南糯山茶厂主要加工的是红茶。新中国成立后两厂合并，成了新勐海茶厂的基础。而以大益为商标的勐海茶厂的产品，至今也是普洱茶市场上的绝对主力，也是目前普洱茶产业中产量上唯一的龙头企业。

早年间的普洱茶更像是古思普府出产的茶的统称。冯炎培老人回忆，新中国成立后茶叶统购统销，云南一共4家茶厂，分别用1至4来标示；到了上世纪50年代末期，多了临沧茶厂；上世纪60年代之后，茶厂迅速发展起来，各地州县都有了茶厂。不过各茶厂的生产分工不同，比如凤庆专门生产滇红，下关70%生产紧压茶，而勐海则红茶、绿茶和紧压茶都有。1959年后，云南各地都开始重新种植茶叶，甚至试种植过小叶种，从江浙一带引进，大理和勐海都种过，但采摘之后发现还不如大叶种，后来就被淘汰了。

冯炎培记得，以下关茶厂为例，当时生产的几类茶都叫普洱茶。一类是紧压茶，也叫边销茶，从丽江、中甸往北进入藏区，这种茶压制成心脏形状。冯老曾经去易武看过，据说这种紧茶的形状是藏族人自己画的，后来就传到了下关。后来厂家都不生产心形紧茶，而改成了茶砖，所以上世纪60年代末的一批心形茶就被称为“末代紧茶”。边销茶可以选用夏茶来制作，因为茶叶运到藏区之后，藏族人的饮用习惯是煮制之后用来打酥油茶，他们试验过，用嫩的春茶来做紧茶，煮出来的口感远远不如夏茶。第二类是沱茶，当时的下关沱茶主要运往昆明，然后再进入重庆，或者经昆明到昭通再进入四川宜宾。当时沱茶的销售地以重庆为主，遍及全国23个省市，其次是湖南长沙。沱茶是碗状的，用料比紧压茶讲究，用春茶。第三类是内销的“三春茶”，分别叫“春蕊、春芽和春尖”，也是散茶。第四类是外销的“侨销圆茶”，也就是现在的“七子饼茶”，主要销往东南亚和香港、台湾地区。

2008年开始实行的普洱茶标准中，明确区分了普洱生茶和熟茶。事实上，后发酵作为一种人工工艺，在1973年之后才开始大规模使用。冯炎培回忆，普洱茶的后发酵工艺还是从广东传过来的。但说法还有很多种，原勐海紧压茶车间主任曹振兴曾回忆，1969年，勐海茶厂就开始对销往西藏的紧压茶进行人工后发酵试验，并大量生产，只是后发酵工艺尚未成熟，后来销往香港等地的茶叶也按此法生产，并命名为云南青。这种茶叶1974年是生产高峰。还有一说是法越战争期间，越南合江茶厂生产了一批茶叶，由于战乱无法外销，囤积了数年，战争结束后，才把这些茶叶销往广东、香港等地，人们食用后，发现它像普洱茶一样醇香，称之为“发水茶”。广东口岸公司河南茶厂受越南合江茶的启示，对这些茶叶进行了分析研究，形成了后发酵工艺。不管怎样，广东的发水茶面市，对急于缩短普洱茶发酵周期的云南茶叶界来说是个喜讯。云南的茶叶生产者们纷纷到广东取经，然后回来研制改进。所以上世纪70年代普洱茶人工后发酵陈化技术的成功，尤其是在勐海茶厂的成功应用，成为现代普洱茶发展进程中的标志性事件。

如果一定要遵循历史，严格说，普洱茶人为的生茶和熟茶的区分并不为一些茶叶爱好者们所接受。传统意义上的普洱茶，在压成茶饼后，通过茶马古道运送出去，在遥远的运输途中，自行后发酵，才成为普洱茶，跟人工发酵没有关联。不过勐海茶厂的老赶马工项朝福老人在接受雷平阳采访的时候，曾经对于茶叶运输途中风吹雨淋导致后发酵坚决否认，他的理由是：茶叶均用竹笋叶包扎，雨淋不到，除笋叶外，还有大量遮蔽物。每年所产的秋茶，在版纳囤积的时间并不长，但路途运输时间长，仅勐海到下关，中间就有48个马栈，要走48天。所以后发酵的完成，还是因为制作工艺中的温度，让多酚类物质在微生物作用下发生复杂的生物转化和酶促催化反应。

不过目前大量的市场需求，和已经被熟茶培养出来的消费者的味觉，还是给普洱熟茶提供了广阔市场。人工后发酵工艺和普洱茶的拼配一起，成为普洱茶制作的核心秘密。这两个地方，任何茶厂都不会轻易让外人参观。朴素的晒青毛茶，经过若干工序，尤其是这两道核心工序后，就成了神秘的普洱茶。■ 茶香古茶树茶马古道布朗族岁月茶叶澜沧江普洱茶茶叶杀青勐海茶厂普洱茶历史勐海普洱茶马古道易武普洱茶李永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