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再需要卡尔·拉格菲了

（文 / 何潇）

( 吉乐·杜福尔 )

吉乐·杜福尔（Gilles Dufour）在中国的设计室设在鄂尔多斯大楼里。显然，这是一个与他曾工作过很多年的香奈儿（Chanel）时装屋风格不一样的环境，房间不算太大，没有来往穿梭的模特和助理，显得很安静。屋子中间是一张大桌，像出现在所有设计室里的工作桌一样，被随意铺陈的设计草图、铅笔、布料、扣子等东西掩盖了大半张脸，这一特点，倒是可以套用人们经常用来说设计的那句话，“没有国界”。

杜福尔坐在桌旁，一身黑色装束，见有采访者，起身在前方桌面辟出一块空间，并让我在对面椅子上坐下。“这样更方便你说话。”他说。

谈话从中国印象开始。“中国是一个很有活力的国家，充满了各种可能性。人们都希望能做些什么，到处都欣欣向荣的。”这不是吉乐·杜福尔第一次到中国来，名片上印着他的新身份：鄂尔多斯羊绒产业集团艺术总监。

此前的4月，杜福尔与法国巴黎法中时尚文化交流协会达成战略同盟合作协议，并与会长喻凯琳女士签署了大中国市场经纪人合约，以求在未来与中国企业建立合作。设计师聘请经纪人的做法在国际上早有先例，在没有找到合适的经纪人之前，设计师一般不会贸然进入新市场，去到与母体文化存在差异较大的国家或地区时，情况尤为如此。实际上，设计师经纪人的工作不仅包括包装、推广和谈判代理事项，还需要帮助设计师克服文化差异，更好地与客户协调和沟通。

吉乐·杜福尔要做鄂尔多斯艺术总监的消息传出后，马上有资深服装编辑说：“这可是时尚圈的一条新闻了。”关于吉乐·杜福尔，人们更熟悉的是这些头衔：香奈儿前艺术总监、皮埃尔·巴尔曼（Pierre Balmain）前设计总监。国际媒体则更习惯用这样的名词来指代他：香奈儿前2号人物，或者，卡尔·拉格菲（Karl Lagerfeld）的“右手”。

“与卡尔·拉格菲在一起工作是很让人兴奋的。从他身上，我学会了很多东西。”1983年，杜福尔出任香奈儿品牌的艺术总监，负责高级时装、高级成衣和附件系列的产品企划和设计工作。此时，卡尔·拉格菲是香奈儿的主设计师，兼任Fendi、Chloe等品牌的设计。每一季，两人先在一起进行讨论，设计思路整理出来后，由杜福尔领导团队执行。

“卡尔聪明，敏捷，绝不平庸。我与他在一起工作了近20年，在我人生中，这是非常长的一段时间。”吉乐·杜福尔与卡尔·拉格菲之间的朋友关系比两人之间的工作伙伴关系开始得更早，那是上世纪60年代末。杜福尔用“有趣”二字来形容这位时装界的“皇帝”，“如果他不有趣，我也没法与他在一起工作这么久。但是现在，我是我自己。”他笑着说，“我已经不需要卡尔·拉格菲了。”

其实，早在10年前，吉乐·杜福尔就已经不需要卡尔·拉格菲了。1999年，杜福尔离开香奈儿，开始了巴尔曼的成衣设计。“卡尔·拉格菲也只能原谅他。”《卫报》此时说。很快，杜福尔的风格就在巴尔曼的设计上得到了体现。在他带领下，这个以体现法国中产阶级审慎魅力著称的老时装屋，成了当时法国最为别致可爱的品牌之一。人们发现，出现在《名利场》上的卡梅伦·迪亚兹与克里斯蒂娜·里奇，身着的都是杜福尔笔下的巴尔曼。但杜福尔式调皮在巴尔曼只停留了三季。2000年，在巴尔曼的发布会上，当杜福尔把印着“Bitch”与“Whore”字样的T恤搬上T台时，典雅的巴尔曼终于怒了，双方的合作就此终结。然而，杜福尔并没有就此止步。2001年，他创立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个人品牌：吉乐·杜福尔（Gilles Dufour）。此后，杜福尔继续为其他品牌做设计，其中包括法国顶级的珠宝定制品牌Gripoix、英国著名羊绒品牌普林格（Pringle）等。

今年3月，法国总统萨科齐在法国皇家爱丽舍宫举行了授勋仪式，向杜福尔颁发骑士荣誉勋章，以表彰他对法国时尚业以及法国文化发展所做的贡献。

现在，吉乐·杜福尔到了中国。人们普遍关心的是，这位获得了象征着法国国民最高荣誉勋章的设计师，是否真的能让中国本土的服装品牌走向国际呢？“我想这次合作将会是美妙而愉快的，我们会尽己所能，做到最好。”说到这里，这位早已习惯了在媒体面前滴水不漏的大师停顿了一下，“但你不知道时尚最后会变成怎样，时尚是不可预知的。”■

“艺术就是活力”

——访法国设计师吉乐·杜福尔

三联生活周刊：您之前任职香奈儿、Balmain等高级时装屋的艺术总监，现在为一个中国的民族品牌做设计，这个改变是如何发生的？

杜福尔：我在巴黎遇见了Karen（喻凯琳），我现在的中国经纪人，她促成了我们的合作。去年6月，我来过上海，鄂尔多斯集团的人认识了我，然后到巴黎来与我见面。我们谈了一次，第二周我们就签了。对我来说，这是全新的体验。我的头衔是艺术总监，但我会参与整个过程，希望能带来一些变革，找到品牌合适的方向，让它更加国际化。

三联生活周刊：与您过去所做的工作相比，这次最大的不同体现在哪里？

杜福尔：我过去是香奈儿成衣和高级定制的设计师，也做过Balmain的成衣设计师，这次合作对我来说是全新的经验。我们现在的合作是完全不同的模式，他们聘我来，是为中国市场做设计，而不是为欧洲市场做设计。一方面，我希望能保持中国的风味，另一方面，又希望能引入西方元素，这正是需要努力调和的地方。设计过程中，我也许会把之前在香奈儿的一些东西带进来，但时尚总是各异的，在真正开始设计之前，需要考虑的因素非常之多。

三联生活周刊：4年前您就表示过，如果有机会，希望到中国来与中国的企业合作。中国最吸引您的地方是什么？

杜福尔：我很喜欢羊绒，这种精致的奢华面料让我着迷，可以与大羊绒集团合作，非常让人兴奋。欧洲大规模的羊绒集团不多，英国有普林格（Pringle），在法国，没有像中国这么大规模的羊绒集团。

三联生活周刊：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的背景下，奢侈品全球大市场近来也表现疲弱，但中国的奢侈品市场却异军突起，地位直逼日本。因此，有人认为中国正在成为全世界最大的时尚市场。您对这个说法有何见解？

杜福尔：我也这么认为，欧洲很多人这么认为。我相信，中国可以在现在的环境里生存下来。中国有很多大集团，他们有很多竞争优势，也有能力来发展和改变，让这个国家变得更为现代。现在的中国与上世纪70年代的日本相比也许有一点相似。我那时没到过日本，但我想今天的中国应该与当时的日本一样，有很多人才，他们有意愿，也有自由的精神，可以做出一些事情。

三联生活周刊：中国是全世界最大的服装生产基地，但一个尴尬的事实是，在国际上，我们看到的多是“中国制造”，却鲜有“中国设计”。近年来，中国设计开始崭露头角。前两年，“吉芬”和“无用”已经在巴黎做时装发布。今年，邱昊获得了美丽诺羊毛大奖。您如何看待从“中国制造”到“中国设计”转变的可能性？

杜福尔：中国非常擅长模仿与复制，用的是很聪明的方式。很长一段时间，欧洲品牌把制造环节放到中国，可以获得更加物美价廉的产品。我刚到中国来，认识的中国设计师不多，我知道马可，他的风格有点欧式，将来我会认识更多设计师。但我想中国的设计正在崛起，中国并不仅仅只有制造，这也是我来这里的原因。比如“1436”系列，就是由中国设计师设计、在中国制造的，设计风格很年轻、新颖，可以看到创造。这就是中国的服装业正在从制造向设计发展的一个例子。我想不出为什么中国会没有自己的设计，中国可以做到。

三联生活周刊：在成衣生产的冲击下，高级时装业一直呈现颓败的趋势，有媒体甚至一直在宣扬高级时装的“垂死论”，但在去年对法国高级时装工会主席戈巴赫（Didier Grumbacr）的采访中，他向我表示了相反的观点。您如何看待在中国出现高级定制的可能性？

杜福尔：中国将来也有可能出现高级定制，为什么不呢？实际上，有一些系列已经可以称为羊绒的高级定制了。当然，我这里指的与传统定义上的高级定制不一样。我寻求的不是高级定制，而是与高级定制一样精良的工艺，这些工艺可以来自高级定制，也可以来自高级成衣。我把一些高级定制的元素放到羊绒设计里来，比如刺绣、扣子的使用等等，这有点像烹饪，将各种调料放入其中，非常有实验性。这么做的目的是让设计变得诱人，可以吸引消费者。这些吸引人的东西可能是法国的、英国的，也可能是中国的。■ 拉格菲杜福尔香奈儿卡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