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没了,校园还在
作者:葛维樱( 同胞兄妹黄希和黄俐
)
17岁少年的一夜逃离
5月23日傍晚,黄希决定逃走。虽然当天下午他还和同学们在新北川中学的操场上打篮球。新北川中学目前位于绵阳市长虹集团的培训中心,巨大的草皮场地搭满了绿色帐篷,北川中学初、高中的孩子全被安置于此。所有孩子除了可以打电话、和家长在校门口见个面,不准外出,家长送的水果食品也不能收下。班主任田兴国早知道黄希的情绪不对劲,黄希已经和老师请过很多次假,他还问了校长,要求回北川去找生死未明的父母。但是,目前学校的首要措施是:所有人坚守岗位。“我把他从篮球场叫过来,我说黄希,你没有父母的消息很着急,可是很多同学都和你一样,着急也没有用,你现在主要的任务就是安心读书。他只是低着头,脚在那拨土。”
黄希大多数时候一言不发。尽管灾区的高考时间延后,高三学生的紧张生活并没有松弛,中午12点35分必须吃完午饭,然后在燥热的帐篷里开始做习题。自从5月12日黄希和老师同学们逃离了那片废墟,北川中学的学生们就一直在老师带领下生活。黄希的父亲是北川县治城乡的安全办干部,“有爸爸的同事带出消息,地震发生后爸爸参加了抗灾救援”。可是地震过去了11天,父亲一个电话也没打来,甚至没让任何人给黄希捎个口信,这让黄希产生了怀疑,“如果他活着怎么会不给我打电话呢?”黄希的母亲5月12日到北川县城赶集,此后再也没有音信。
黄希能打通的电话只有姑姑和姐姐。姑姑被安置在绵阳的南河体育馆:“我给亲戚朋友们都打电话找黄希的爸爸,可是没有消息。”姐姐黄铃是成都中医学院学中医的大四学生,还有一年毕业,现在也在绵阳当志愿者。“我也没有和爸爸联系上,可是有人说看见他在救灾了。我想弟弟上高三了,应该懂点事。”黄希显然不属于听话懂事的孩子,他说,“身边的同学很多人陆陆续续联系上父母了”,新校门外有很多父母拿着大包小包往里送。“白天我们高三上课还好一点,到了晚上我就把脸埋在枕头里。”身高1.8米的黄希小声对我说,“我想回家。”
新北川中学门禁森严,学生和老师都被禁止外出。“我们必须保证,家长来向我们要孩子的时候,孩子都好好的。”田兴国说。黄希尽量不去看电视,“每次无意看到一眼北川县的景象,我就想妈妈是不是就在那堆垮掉的房子下面?”到了新北川中学以后,男同学们住一起,高三的男孩子各怀理想,除了打球几乎没有更多交流。“大家都学习很紧张,可是我看不进去书,我也知道要高考了。”一说起这些,黄希脸上的表情让人不忍心再看,“我想一找到爸爸我就马上好好念书。”
( 5月21日,绵竹广济镇新和村,14岁的徐佳玲在邻居的衣柜前对镜梳头
)
高三学生因为最早复课,大多数孩子无所事事,只能在帐篷里看书或运动。严格的纪律之下,学校内部也尽量让孩子们情绪放松。最近几天学校里搬来了露天大银幕,傍晚时分给孩子们放动画片,黄希等来了机会。5月23日傍晚放动画片的时候大家都到操场上去了,门口的人也少了。黄希爬上了一辆运蔬菜的货车车厢,跟着货车出了校园。
毕竟只有17岁,跳下货车后,思念产生的勇气化为茫然。“我不知道家在哪里。”黄希说他于是一整晚都在游荡。身上没有钱,也不知道该不该这样逃出校园,“在学校的时候觉得一心想出来,一出来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一直走路,走了好远去汽车站,可是人家都告诉我北川封城了进不去,而且整个北川都已经没有了。我又想去医院,又想去九洲体育馆找找,可是感觉如果妈妈在那里肯定会来找我的”。新北川中学在绵阳郊区,黄希自己也没弄清楚到底走到了哪一个汽车站,他连九洲体育馆都不知在哪个方向,脑海中北川的家更成为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我想回家。我往前问路,累了坐在马路边上,走啊想啊,最后,我也不知怎么又往学校的方向走了”。
家园不在与校园情谊
黄希不知道,5月23日的电影放的是四川话版的《兔八哥》。在一片笑声中,老师们很快察觉了黄希的缺席,“我们打着手电,到处寻找,生怕孩子一时想不开,这个新校园又特别大,我们还不是很熟悉”。田兴国立刻和老师们开始搜查,因为学生们居住的帐篷都没有灯,搜查非常艰难。到了夜里1点,连每一座楼房的每一间房间都被检查过了,因为怕余震,这些房间全部空着,老师们担心黄希把自己藏起来。“到最后没有找到的时候,几个老师的眼睛都红了,娃儿的父母来了我们怎么交待?”
从地震开始,新北川中学已不再是一所单纯的初、高中学校,这里成为所有北川幸存学生的唯一庇护所。北川中学的老师们将孩子们千辛万苦带离灾区,又在绵阳最有实力的长虹集团帮助下,才有了一个比原来学校还宽敞的安身之所。“食堂像一个大仓库,花草树木还有大操场,我们刚来的时候总是要迷路。”每个帐篷都挂了年级和号码,有一个老师和一个帐篷长一起管理。女老师和女孩子们相处得非常融洽,“我们老师家在绵阳,送来一些钱,老师就给我们每个人10块钱”。肖婷婷呵呵笑着,她在转移途中花了一块钱买了个小镜子,现在成了帐篷里的宝贝,一有空大家都互相传镜子。“我还有9块钱呢!”也许是由于未来的不可预测,大家再也舍不得花一点钱。
女孩子们之间的慰藉显然比男生有效果。北川中学没有父母音信的孩子并不少,进一个帐篷随口一问,肖婷婷的好朋友、15岁的刘玉梅也不知父母下落,“时间越长,越觉得希望小了”。可是刘玉梅身边有4个同班“死党”,她们都不主动问刘玉梅家里的情况,只是分享一块巧克力,寝食同步,上厕所都要结伴,“我哭的时候就拉着她们,她们陪我一起哭”。刘玉梅是副班长,英语学得很好,“我以后读个外语类的职业学校就行了,然后赶紧工作”。刘玉梅的父母是北川县菜市场的批发商,家里刚刚在县城买了一个10万元的房子,“爸爸刚交了定金,就地震了”。这样的女孩子往往早熟,也更有打算,“我还有爷爷呢”。肖婷婷对刘玉梅依然开着玩笑,“你老是自以为英语学得好。其实就比我好一点点”。这样的友谊让人觉得分外舒服和放松。
女生们都成熟一些,最娇气的女生往往也在大家善意的玩笑中释然。“没有擦脸的护肤品,都说擦了油腻腻的有什么好。”日日夜夜十几个人守在一个帐篷里,只有一个规则需要遵守:不能提以前的同学。可是肖婷婷还是忍不住说起,“我们班死了的男生是学习最好的两个”。这话一说出口,帐篷里的女老师马上难受起来,“教这么多年数学,出事才觉得有啥用啊?数学学得好能救命就好了”。结果女孩子们都来抢老师的手机转移话题。
中午,男生们打着赤膊帮老师和女生扛东西,黄希这样高大的男生被当作最高年级的师兄,学习紧张,帐篷里陪同的是中年男老师,相对缺乏情感释放的空间。不过他们共同扮演了每个班里的小顶梁柱,“干活的时候大家都是有点竞争的意思,怕人家小瞧我,可我一走就特别想睡在我旁边的同学,挤在一起很安全,余震也不怕”。黄希有点不好意思。当然最大的顶梁柱还是老师们。男老师都在操场上干活,准备再搭一些帐篷让高二、高一以及更多的学生进课堂。
一位年轻女教师看上去非常疲惫,偷偷打听才知道,她的丈夫遇难了,她的帐篷里特别安静。“那个正在睡觉的女老师,儿子也是北川中学的,没了。”不是所有老师都能将情绪掩藏起来,但没人离开岗位。黄希回到学校门口的时候,田兴国老师在门内发怒:“你找不到你爸爸,我的几个兄弟、几个侄儿全没了,我走没走?我请假没请?”田兴国老师让黄希“自己走吧,现在是非常时期,我们每个人最重要的就是坚守”。
一听之下不通人情的话,这时却在老师和学生间达成了一种情感上的默契。田老师依然坚持不让黄希进门,可是黄希却抬起头来看看老师。“我不知怎么想起田老师的呼噜声了,挺好听。”黄希知道田老师不会真硬下心肠。老师越说越像是赌气的家长,“你难受,你看看咱们学校有几个不难受?你本事大了,你自己照顾自己,我照顾不了你”。旁观的黄希姑姑本来还很焦急,听着也不自觉地对我说,“田老师是凶了些,但是个好人”。结果,黄希在门外自己掏出了白T恤换上了,校内的学生都穿着这样的衣服。“老师我不跑了。”黄希说。
回“家”
5月23日晚上,姐姐黄铃接到学校电话后,和南河体育场的姑姑一起找了一晚上,结果5月24日清晨,在离新北川中学门口只有几十米远的一条马路上找到了弟弟。“我没有地方可去,我知道我进不了北川。北川没有了。”说这话时小男子汉掉了泪。“他跑出来能怎么办?去住体育场?去和我住在学校的宿舍里吗?”黄铃说弟弟简直太傻了,“一心只想回家”。黄铃也曾经是北川中学的学生,成绩优异,甚至几个黄希的老师还记得黄铃。她们也站在门口希望田老师网开一面,“姐姐真是乖啊,考那么高分学中医”。黄铃白皙瘦弱,书包上还贴着“青年志愿者”的标识。“都怪我,我本来说早点来看弟弟,东西都买好了,可是一直当志愿者忙不过来。”看到了姐姐的黄希很快就安下心来,姐弟俩相互说,“爸肯定要来的”。
流浪了一夜的黄希并不想住体育场或者依赖姐姐:“我只想知道爸爸还活着,然后回家。”22岁的黄铃虽然流着眼泪,却比弟弟更理性。“不是有人说看见爸爸抗震救灾了吗?肯定不会死的。我想我妈妈已经不在了,我要是没照顾好弟弟,怎么和爸爸交待?”姐姐说,“黄希高三了,只有在学校,和老师同学在一起。现在对于黄希,学校就是家。”
为了寻找黄希,全校老师费尽了周折还不能让学生们知道,“怕影响人心,这些孩子不少都还没有找到父母,学校尽量让大家先学习,先忘记痛苦”。老师们对外都喜欢说,“都找到了不少”,其实怕孩子们多想。
黄希说起他离开校园的那晚,“晚上走在街边,老想起校园里大家笑的声音,回不去家以后,没想到这么想回校园”。
田老师和黄家姐弟在门口还在僵持,长虹集团一位戴着“安全生产监督”牌子的干部走过来问了情况。这个温和的中年人只问了黄希一句,“你是怎么出去的?”黄希说“货车”,对方微微一笑开了门,一手拍黄希的肩膀,“跟我去给老师们说说吧”。田老师刚才紧绷严肃的脸在黄希的背后舒展开了,这个台阶下得不错。看着弟弟走远了,停止流泪的黄铃忽然在门外说,“呀,黄希一口饭也没吃”。田老师扭头,“让你爸爸放心,饿不着他”。■
(文 / 葛维樱) 北川中学黄铃北川帐篷校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