侠隐

( 张北海，本名张文艺，祖籍山西五台。1936年生于北京，长在台北，攻读洛杉矶，任职联合国，现定居纽约，因一系列“纽约随笔”闻名海外，2000年发表长篇小说《侠隐》。 )

《侠隐》的背景是上世纪30年代的北京，男主角李天然刚从美国回来，在阔别5年的北京城里游荡，寻找他的仇人。故事是虚的，细节是实的。李天然每天步行，从干面胡同到东四北大街，从隆福寺到西四，在北京生活的人对这些地名备感熟悉，每每捧读，就看见一个着长袍马褂的小伙子在那些灰色的胡同里穿行。张北海的文字质朴，但很有味道:“说是入秋了，宝石蓝的九月天，还是蛮暖和的。”细节令人印象深刻，说“李天然坐洋车回家，拉车的要五角，老仆役老刘正蹲门口，掏出两毛给了车夫，‘两毛都多给了’。李天然怪自己事先没说好价钱，又多给一角”。各层次人的性格都出来了。还有股不动声色的贫劲儿，东单十字路口的交警坐在高高的岗亭里，拿着扩音喇叭喊:“奔东的洋车快着点儿。”

阿城在台北麦田版《张北海作品集》（2006）的序文里说他“看重《侠隐》是因为它颠覆了以往的武林小说。在旧武侠小说的作者都成了大师之后，总要有新人抖擞一下吧”。又说文字是“那种贴骨到肉的质感”。这位李大侠一身好功夫，总是速战速决，就是有点馋，逛隆福寺，买兔儿爷，吃炒肝、灌肠，八成是“丰年”家的吧。蹲守死敌的据点，还不忘买块烤白薯。到了西四，喝碗羊肉汤，他大概去的是西来顺，饿了，想吃“大酒缸”，说起“大酒缸”，记得唐鲁孙先生书里提到过，好像是一类酒馆的统称，一个叫“三义合”的在西四附近，现在连块砖都没有。李大侠还爱美，回国了，发觉自己的西装不合时宜，就去做新衣服，结果和寡妇裁缝一见钟情，三天两头跑去做长袍，做完单的做夹的，做完夹的做棉的。再不成，就做块手绢，让人家给钩顶帽子。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对老北京人知情守礼的刻画细致入微，那份客气，不输日本人，那样讲礼，西方人比起来都成了蛮子。小说里的人物性格比较单薄，黑白分明，复仇的大线索倒没什么要紧，就是写老户人家怎么过日子，平时吃什么，穿什么，人与人之间怎么相处，去别人家做客应该什么做派，乔迁了送什么礼，主佣之间相敬如宾，佣人关心主子，主人体谅佣人。老北京人的日子真温暖，或许作者有一个下意识心愿，就是借这部现代武侠小说的叙述，将他那一代和再上一代的一些信息传达给今天年轻一代。在没多久的从前，北京曾是如此模样，有人曾如此生活，如此面对那个时代的大历史和小历史。对于这一猜测，作者在专访中给出了肯定的答复。

三联生活周刊:你的笔名和北海公园有关么？

张北海:没有关系，好念好记而已。

( 《侠隐》 )

三联生活周刊:小说创作时期，你的生活工作状况是怎样的？

张北海:1994年，我的盲肠炎转为腹膜炎，在医院里休养了9天。那年我58岁，在病床上想到还有两年就要从联合国退休，才又反省我30多年来有关美国的非虚构写作，是否应该探求一个新方向。我从小就看武侠小说，尤其因时机关系，欣赏上世纪30和40年代几位大师，如郑证因、白羽等前辈的作品。同时，又因我从小就读外国学校，也很欣赏西方武侠类型的故事，如西部电影和私家侦探，以及《超人》、《蝙蝠侠》等连环画，这些种子，多年后在我脑海中发芽。

因我生在北京，为了认识我生长的故都，手边早已收集有上百本关于老北京的中英文著作。出院后，我比较认真地在北京、香港、台北、纽约，收集所需资料，并开始做笔记、构思，这项工作进行了两年。1996年退休即在纽约家中开始动笔，我为自己订了一些工作纪律，即使写不出一个字，也必须在书桌旁“胡思乱想”。这样，小说42回的每一回，我都曾一写再写，一改再改，再又重写了至少两三遍，直到2000年完成。写作时间和字数没有定，但至少每天工作8小时，写500字，而且多半要搞到凌晨三四点，那几年的写作投入，可以说是到了忘我的境界，以至于有天下午出门，突然感到万分惊讶——“怎么北平今天有这么多外国人！”（你会梦见笔下的主人公么？）与其说我会梦见笔下的主人公，不如说我沉迷写作期间，早已化身为他，甚至以为身在1936年的北平。

三联生活周刊:小说读起来，就好像跟着主人公在30年代的北京游荡，你是怎么做到的？

张北海:既然我决定以写实笔法写《侠隐》，而且具体把故事放在30年代的北平，那当时的日常生活、衣食住行、风俗习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市容街道，就不但成为必须，而且成为书中的一个角色。且又因那是“卢沟桥事变”前后，更必须考虑国内国际局势。《侠隐》之所以给读者一种真实感，还是作者的意愿，也正是为什么我在动笔之前要花两年时间去研究的原因。这项工作费时费力，但作者和小说的要求有了满足，也达到它所要达到的目的，今天回想，这番努力和心血反而是一种甜蜜的痛苦。

三联生活周刊:有人说你的小说是“反武侠的武侠小说”，你对武侠小说和侠义精神怎么理解？

张北海:当我决定写一部武侠小说时，就决定要写一部“现代武侠”。但所谓“现代”，不仅指文字语言，而且包括内容和主题，《侠隐》绝对不可能发生在一个模糊遥远的过去，一个神奇魔幻的世界，而是发生在一个非常真实，至今仍有不少人走过并存有记忆的特定历史时刻——燃起抗战烽火前夕的30年代的北京。这项决定迫使我考虑“侠”在现代社会生存的问题，因此，除了带动情节发展的报仇主题之外，我给予小说另一个主题，而无论此一主题在历史上成立与否，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看法，即“侠之终结与老北平的消逝”。

我对侠义精神的理解应该和一般人差不多。世界各个文明都曾有“侠型”人物存在，虽然多半生活在人的脑海中。以中国为例，远在春秋战国时代，法家就批判“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今天的法制或专制社会，更无法接受一个“侠”来决定他人生死。罪与罚是国家法律的权力，这也是为什么以“不投靠官府”为师训的李天然，仍不得不与半官方的蓝青峰合作的原因，才能报仇。“一打起仗来，什么规矩都没了。”因而此举可在今日之法律和道德层次上说得过去。“侠”在今天，与其说是一个具体的存在，不如说它是我们的梦。也就是流传多年的“千古世人侠客梦”。

三联生活周刊:最后，基督徒的马凯大夫一家不是打消了李天然的复仇念头，而是接受了他的杀戮复仇，你怎么看这个结尾？

张北海:马大夫虽然是基督徒，但他的专业是医生，而非传教士。而且他在北京多年，成了半个中国人，是他给了主角英雄第二次生命。不是信仰使他协助侠隐，而是出于爱心和现实。他女儿不但有另一种爱，而且有心报恩。这一切当然都是作者在特定具体情况下做的安排，这是现实，而与信仰无关。

三联生活周刊:你曾经长期居住的三个城市——北京、台北、纽约，分别对你意味着什么？

张北海:这几个城市都是我人生道路上的里程碑，任何一个城，包括我在纽约之前住了10年的洛杉矶，都让我必然想到我人生成长的某个阶段，好坏都有。

因小说背景是北京，所以让我引用王德威的评语来看他如何评价我看北京:“张北海所依赖的，不是悼亡伤逝的情绪，而是文字的再现力量。除了怀旧，他要创造他的理想城市，是在这里，回忆与虚构相互借镜，印象与想象合而为一。”至于台北，无论50年代台湾社会多么保守，政治多么压抑，但是对从青春期过渡到成年期的我来说，还是享受到当时所能享受到的几乎一切。而纽约，我已经住了35年。也写了差不多同样久，但如同古人所说，书读得越多，越感到无知。因此写完小说之后，我去纽约大学上课，不为学分，不为学位，只为兴趣，并为再写纽约多打一些基础，认识过去，才了解现在。 文学小说侠隐李天然张北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