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坦因的荣耀与结局

( 敦煌月牙泉 )

经过7个夜晚的搬运，斯坦因挑中的文物都搬到了他的帐篷。斯坦因用一周时间打包，但在敦煌要弄到足够多的箱子而不引起怀疑很难，他得意地自夸他事先已准备了一些空箱子，其余做了伪装。骆驼和马载着装得满满的17个箱子东去安西，这些箱子将寄存在安西衙门里。斯坦因转向山区做地形测量。

斯坦因当然并没满足于这17箱宝贝，他只是担心长时间停留会引起人们怀疑，而且蒋孝琬了解到敦煌要有一场暴乱。斯坦因离开敦煌一个月后，确实发生了暴乱，衙门被烧，他了解到暴乱起因是当地军民与地方官冲突，与排外无关，就立即又返回敦煌。为谨慎，他这次没敢到现场，完全委托蒋孝琬完成进一步收买。蒋孝琬给他收来了包括3000件经文的230捆写本，它们被装进大麻袋也运往安西。这样，斯坦因从藏经洞总共获得了270个装有汉文和藏文写卷的正规捆包，以及更多的装绘画和非汉文文献的杂包裹，一共装了29个箱子。当他离开敦煌时，“在这个小城的东门外一个大寺庙前，他发现站着一排中国官员，他们都穿着盛装”，来为他送行。这是此次“对敦煌的最后一个印象”。这个印象被记录在他的《中国探险手记》里。

他从另一路回到安西，行李中增加了他对2.4万英里的山区测量绘制的详图。

10月，他要在哈密进行休整，准备冬天穿过沙漠的装备。来时他沿着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向东抵达敦煌，回程他从沙漠北缘穿过。1908年1月，斯坦因的考察队进入塔克拉玛干沙漠，在向克里雅河上游行进的路线上，他发现还是有遗址幸存下来，虽然“任何重要的遗址大多很难逃过先前的搜寻”，但他仍然有“令人愉快的发现物”。3月底进入和田，在这里他会有一段舒适的写作时间，然后再穿过沙漠，这次是他沿和田河床向北往阿克苏，沿着干枯的和田河床，他发掘了麻扎塔格遗址，收获是近千件的8世纪时的文物。然后从阿克苏西经过乌什，南行经巴楚、莎车，6月份再回到和田，他在这里所获文物清点编目包装加固，因为他将要带着这些发现物翻越喀喇昆仑山。

1909年1月，斯坦因从加尔各答返回欧洲，除了带回总计100个箱子，还发表了130幅地图，他成了英雄，而蒋师爷成了英国驻喀什领事馆的中国秘书。

他的故乡布达佩斯，为他的重访而沸腾，第一次讲座的门票10天就卖完。英皇家地理学会授予他“发现者金质奖章”;牛津和剑桥大学分别赠予他名誉博士学位，比利时科学院选举他为名誉院士。斯坦因得到了他最渴望的:英国女皇授予他“印度帝国骑士”称号，受封仪式在皇家觐见室举行。

1911年底斯坦因返回印度，英印政府授予他考古爵士头衔。他本想在1913～1914年的冬季到东伊朗考察，但马继业的一封信改变了他的计划，信里告诉他，德国的勒柯尔正在计划考察中国新疆，这又激起了斯坦因的竞争心理，他取消了原来的计划，直奔喀什。

第三次考察时间最长，从1913年8月延续了近3年，行程1.1万英里，经过了从未勘测过的天山南端，穿过整个塔里木盆地，而这时的他已经年过50岁。到喀什的时候，马继业描述了中国革命带来的变化，以前一直给他提供帮助的道尹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喀什提督兼外交特派员杨缵绪，而蒋师爷剪掉了辫子戴上了英式帽子。

斯坦因重访了和田、尼雅等地，拾遗补缺中竟还是大有所获。而米兰的壁画他从没忘记过，很多壁画都因为当时没有能力剥下来而放弃。这次他成功地剥下了11幅壁画，装进了6个“又重又大的箱子”，一并带走的还有一些小型彩色泥塑。随后他深入沙漠，进入他所谓“1500年以来没有人脚踏过的地方”，在沙漠中他发现了一个古代墓地，从墓地里掘出了丝绸、锦缎、刺绣、铜镜、地毯等遗物。他在给朋友的信件中，不断地使用“满意”、“激动人心”之类的字眼。

1914年3月，斯坦因再到敦煌，王道士说不能像1907年那样参观藏经洞了，北京政府令他交出了所有剩下的东西，但斯坦因写信告诉他的朋友:“此人足够聪明，当转交北京的命令下达时，他私自藏下了不少纪念品，从中我又获得了四大箱文书。”

这一次行程有如扫荡，路经的每一个小地点都没有放过，在他看来，各个城镇都有丰富文物的吐鲁番更是他发掘的重地，上一次他考察过，对这里的情况了如指掌。他先让他的队员到吐鲁番的木头沟剥下壁画，他带测量人员去做地理勘测，随后他来到木头沟时，他高兴地发现“60座洞窟的精美壁画已经搬空装箱。……下一步工作可能再弄走30～40个洞窟”。接着斯坦因到了阿斯塔那村，那里有一处古墓群，墓穴的年代是多样的，多是公元7世纪的。他了解中国人的习惯，用死者珍爱之物做殉葬品，他也知道墓穴就是死者的居室，但这并没有阻止他从尸身上扒下丝绸衣服、挖走殉葬品，只是在挖空墓穴后，“为了安慰自己的良心，重新堵塞了墓道”。1915年2月，斯坦因打发了小分队，带着收获物先落脚喀什，再转运英国。不算1914年送往喀什的文物，这次从吐鲁番出发的就有45峰骆驼驮着141箱文物。5月底斯坦因勘测完吐鲁番盆地赶到喀什后，他把文物装箱就花去了一周时间，这次他的收获两倍于他的第二次中国考察，装了182个新做的箱子。

此后他在10年时间里，出版了他在中国第二次和第三次考察的详细报告，《西域》和《亚洲腹地》，以及《敦煌千佛洞图录》、《新疆甘肃地图追记》。头衔越来越多，他被选为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法国科学院通讯院士，以及巴黎地理学会的金质奖章。

60岁以后斯坦因还在不断拿出新的考察项目，但除了1922年沿印度西北边境做了一次山地考察，大计划一直没成行。1923年，美国哈佛大学福格美术馆的华尔纳在敦煌偷偷揭下千佛洞里的壁画带回美国的盗贼行径在中国引起公愤，第二次华尔纳想再到敦煌，被中国的反帝声势阻止下来。于是哈佛大学计划给斯坦因提供资金组织一支探险队再到中国，条件是在哈佛做10个课时的讲座。1930年斯坦因就这样第四次到中国，他先到南京，要求国民党政府允许他“在中国的中亚部分包括内蒙古进行考古调查和地形测量”，然后返回印度。这时，中国人已经意识到这种考察是对国家文物的掠夺，但在英美两国驻华使馆的运作下，斯坦因在5月还是悄悄取得了在中国新疆、甘肃游历3年的护照。

但毕竟中国已经觉醒，他刚离开南京，中央研究院就得知他获得考察的批准，南京、上海、北京等地学界促成了《古物保护法》颁布，《保护法》规定禁止外国人自行在华考古发掘，禁止文物流通外国。本来他已经接到通知说喀什禁止他进入了，可当时的新疆省主席金树仁正在从英印政府购买武器，这位主席就很快答应了斯坦因的要求。斯坦因又环绕吐鲁番盆地做了5个月考察，在尼雅搜索了他以前保密的那些遗址，找到了一些3世纪的文献。与此同时，中国学界迫使南京政府致电新疆省，严令将斯坦因逐回印度并扣留其所获一切古物。他的护照被吊销，他搜集的文献存在喀什领事馆没能带走。在以后的公开场合，他几乎闭口不提这次失败的考察。

1931年10月，他要去伊朗，伊朗给了他通行令，但条件是他考古发现物的一半支配权要交给伊朗。此后持续10年里，他的75岁、79岁、80岁生日都在考察途中度过。多次在伊朗、在旁遮普、在伊拉克的考察，都被考古界认为缺乏深度，1941年他一生中的最后一次旅行考察是在他事业开始的地方——印度（按现在的国家地理划分他考察的科希斯坦地区在巴基斯坦境内）。几个月前，一支日本军队攻入新加坡，英印总督联想到了英印属地的后门，于是总督邀请斯坦因率队考察科希斯坦地区，他徒步考察山地的一个个山口。第二年他前往克什米尔，继续他开始与印度的考古挖掘，同时调查亚历山大大帝经过的一条路线。1942年，他的最后一个圣诞节又是在考古挖掘中度过。

1943年4月，他收到阿富汗外交部长欢迎他去阿富汗的信，这个邀请激励他向英印政府申请在阿富汗做冬季考古调查。10月是他去阿富汗的日子，17日他的日记记录，帐篷已经检查过，行李已经准备好。两天后他到达喀布尔，一周后去世。

（主要参考资料:珍妮特·米斯基：《斯坦因:考古与探险》，斯坦因：《中国探险手记》，斯坦因:《沙埋和田废墟记》） 荣耀斯坦因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