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的中国学徒

（文 / 陈赛）

( 2005年度“探索”中国新锐导演计划获奖导演 )

赵良是一名警察，在警队拍了十几年纪录片，一年前他有了一个新的身份——“探索”自进入中国10年以来第一个正式签约的内地导演。作为纪录片导演，赵良在圈内寂寂无名。中国的纪录片业自视很高，将“作者”、“艺术”、“风格”看得比什么都重，而赵良与这些词语全不搭界。不过，这倒符合“探索”一贯的作风——没有导演风格，只有频道的风格。赵良本人对此看得很淡，“做一个职业的纪录片导演，你得明白，你就是一给老百姓讲故事的，只不过给‘探索’拍片，你是给全球观众讲故事。故事讲得好不好，不由你说了算，而是观众说了算”。

这是他两年前参加“探索”新锐导演计划期间最大的心得体会。当时，赵良拍的是一部30分钟的纪录片《孔府菜传奇》，讲孔府最后两位世袭厨师面对孔府菜传承时的矛盾纠葛。《孔府菜传奇》拍摄之初，总被“探索”的制片人斥为“念教科书”，赵良为此十分气闷。所谓“给全球观众讲故事”，无非是营造悬疑、寻找冲突、堆砌高潮，又有什么稀奇处？但对一个习惯了中国式纪录片拍法的导演来说，执行起来却真如左撇子突然改用右手写字一样困难，不仅配音、节奏，剪辑方式都与以往截然不同，整个价值取向上也大相径庭。

“探索”亚洲区的总监维克然·夏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谈到了所谓的“‘探索’语法”。“‘探索’对纪录片确有一种普遍的方法。首先，我们面对的是全球本土化（Glocal）〔即全球（Global）+本土（Local）的合称〕，无论选题，或者拍摄方法，都是遵循这种独特又普世的视角。相比之下，亚洲的纪录片工业整体偏向本土。其二，我们虽然向电影取经，但又深知结构一部电视纪录片与结构一部电影大相径庭，电影是无缝的、不被打断的，但电视媒介有它的特性，比如必须插播广告，遥控器可以随时换台，这些都影响我们讲故事的方式，务必要让观众有‘冲浪’的感觉，而不是去限制他们。另外还有一个关键，‘探索’讲故事的方法是在真实基础上极端视觉化，我们在最大程度上将真实的信息量结构进视觉化的故事里，从而让人产生高度沉浸、撞击人心的效果，而且知识含量很高，我们绝不会干巴巴展开信息。”

对赵良来说，从“探索”新锐导演计划中受益最深的并非讲故事的方式，而是第一次见识到了国际化的制片流程。虽然只是30分钟，但从成本控制、前期调研、剧本编排、拍摄进程，到后期剪辑无不操心，连音像版权、肖像权等繁琐细节也得一一把关，他的角色已经不只是一个导演，而是一个制作人。

探索频道从1996年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展开新锐导演计划，除了“与本土导演分享叙事技巧”之外，也是为了让他们了解国际纪录片的运作规则。这个计划原本每个国家只办一次，唯独在中国一连办了3届，每届产生6位新锐导演，今年还要继续办下去，可见对中国市场的特殊兴趣。其实，这些新锐导演拍的片子在国内并未产生什么大影响，一位电影学教授看完去年的6部作品之后大为失望:“都是一些很表层的纪录，浮光掠影，既没有独特发现，更缺少有意味的思考，解说词尤其古板冰冷”。因纪录片《故宫》而声名鹊起的导演周兵也认为，这些纪录片走的是猎奇路子，虽然新鲜，却未必能反映中国当下社会与文化的主流。不过据“探索”中国区负责人表示，这些片子在“探索”亚洲网播出后收视率很不错。

( 纪录片《孔府菜传奇》 )

目前为止，“探索”的签约制作公司遍布全球，唯独没有一家来自中国内地，因为“国内导演拍片子，还没有一个能够直接拿来在‘探索’播出的”。今年9月他们推出号称有史以来最野心勃勃的纪录片项目《列国图志》，纪录当今世上几个大国的崛起与文化渊源，中国是第一个登场的国家，可该片的制作者却是一家英国公司。“探索”既然有心在中国长期发展，势必需要更多经过国际规则调教，懂得在国际化语境中拍片的“中国学徒”。

新锐导演计划在中国培养的18名“学徒”中，只有赵良一人与“探索”继续签约拍片，其余人大多重回过去的轨迹，但国际化视野一旦打开，机会与想法自然与常人不同。许俊是其中佼佼者，他的《798故事》险些没能在国内电视台播出，因为涉及了一些敏感内容。与赵良不同，许俊并不愿意纯粹为观众喜好而拍片，在纪录片上，他仍是一个颇为理想化的人，希望有所表达，有自己的立场，能客观理性地评价社会。

( 纪录片《孔府菜传奇》 )

他正在拍摄一部《Coffee or Tea》的片子，想从北京街头茶馆与咖啡馆里发生的故事，看中国新兴阶层的文化选择，看东西方文化的碰撞。这种文化生态变化与跨文化交流的题材让他很着迷，但并不符合“探索”的口味。不久前，他与几个朋友成立了一个纪录片工作室，取名“Bad Story Pictures”。取这样一个稀奇古怪的名字，是因为“几个理想化的人聚在一起，想一起做些有趣的事情，多元地尝试纪录片的拍摄方法”。其实，国内有这种想法的艺术青年真不少，他们将纪录片当成电影梦的前奏，但一没资金来源，二没播出渠道，片子就算拍出来了，最好的结局也就是在某电影节上拿个奖，坊间小范围流传一下，剩余便是自娱自乐，或者束之高阁。许俊的想法不同，既然国内纪录片市场环境不好，那就直接为国际供片。他深知给国际供片，必须做高水准的纪录片，从选材、制片到发行，都需要一个成熟的体系方能与国际市场接轨。所以，他的工作室虽然才七八个人，但基本上都有国际纪录片的背景和人脉资源，他本人在国外留过学，又有为“探索”拍片的背景。发行人是一个法国人，以前在柏林电影节工作过;导演中有一个美国人，在美国拍过一些低成本电影;制片人在国内电视业也有十几年的制片资历。

其实，这几年国际纪录片市场对中国题材的需求在不断扩大。西方人对中国的兴趣渐浓，都想从神秘的东方文化中搜猎些新鲜素材。美国国家地理频道3年前就在亚洲设立纪录片专项基金，向全亚洲导演公开征集纪录片方案，并允诺每集15万美元的拍摄经费。可惜的是，他们虽收到不少中国题材的提案，却没有一个来自中国内地的提案入围，其中最大障碍恐怕仍是与国际制片体系的隔阂。在国际纪录片交易市场上，中国导演拍的片子一集常常只能卖出半集的价格，而且非得经西方制片或剪辑师多次修正调整才能上得了频道。去年，央视的《故宫》卖给国家地理频道，540分钟不得不剪成两小时的片子，一开场就是谋杀、战争等极具戏剧化的情节，仿佛不如此不足以刺激外国人对故宫的兴趣。有圈内人对此大为愤懑，认为外国人这样一番糟蹋，实在是将“旗袍改成超短裙”。“探索”与国家地理频道代表的是西方商业电视纪录片的主流市场，他们的叙事语言、制作逻辑已经成为国际纪录片市场的通行规则，中国纪录片要走向国际市场，这“超短裙”恐怕非改不可。

作为《故宫》的导演，周兵认为“中国人对纪录片还有‘文以载道’的理想并非坏事”。其实，《故宫》是一开始就考虑了国际市场的，就技术品质来说，无论画面，还是声音，都是按国际最高水准去做的，叙事方法上也大量借鉴了“探索”、“国家地理”，甚至日本、法国的纪录片，比如趣味化和戏剧化的设计、电影蒙太奇，解说词用的都是很现代的表述方式。但《故宫》的确有很强的中国人感情和情绪在里面，作为导演，这种感情和情绪很难舍弃也不该舍弃。

周兵认为，纪录片不应该只有一种拍法。美国人拍纪录片讲究悬念、高潮、戏剧性，迎合的是普罗大众的口味;欧洲人拍纪录片自有其文化传统;日本人的严谨也是独具一格;中国人拍纪录片也不应该舍弃了自己文化感的东西。

在周兵看来，过去几十年来，中国纪录片在创作方式上固然有诸多僵化之处，但这些年已经大有改观，“就历史纪录片来说，以前都是宏大叙事，全景式的，俯瞰式的，高高在上，概念式的创作方法;通过10年的‘探索’和积累，变为细节化的，人性化的，故事化的创作”。他现在拍纪录片《敦煌》，尤其注重细节，关注的不仅是敦煌壁画的保护，还有敦煌人现在的生活，甚至过去1000年的生活方式。怎么吃早饭，怎么结婚，结婚中的有趣细节，怎么打官司，打官司过程中情感的表达等等，甚至连文献中打官司的指纹都会详细展示。■ 探索学徒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