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籍其人

（文 / 朱 伟）

记得90年代初，格非写了一篇当时觉得冗长的短篇小说叫《唿哨》，说它冗长，是因为叙述就像是凝冻在那里的一幅古老的画。小说主人公是孙登，但这个孙登却并不轻盈。他坐在那里守望流转的时光，面前一盘下到一半的棋局，棋局外是池塘、油菜地、被阳光照亮的河，还有那座废弃不用的木桥、棉花地。棋局对面是正等待着或者是已经神秘地在场的阮籍。这其实是南朝齐隐士宗测所画阮籍与孙登在大山屏障之内坐卧相对的景象。根据《晋书》记载，这孙登与阮籍一样是个神人——住在土窟里，夏天编草为衣，冬天披长发御寒，好抚琴读《易经》，好四处云游。别人给吃的穿的，也不推却;别人走了，又统统扔掉。他从不愤怒，有人将他扔到水中要他怒，他上岸便大笑。司马昭由此让阮籍去见他，《晋书》说阮籍到苏门山与孙登见面，与他商讨终古与栖神导气之术。《世说新语》具体描写他们屈膝“箕踞”相对。“箕踞”就是张开两腿轻漫地坐成簸箕，阮籍一直是这种坐法，上朝时，他都是这样坐着啸歌，酣放自如。但孙登当时似乎却并不把这放荡不羁的阮籍放在眼里，他凝神在那里，无论阮籍说古论今就是不应。阮籍于是长啸而退，走到半山，听到他回应的啸声“若鸾凤之音，响乎岩谷”。这种两者相跨，长时间迟宕的相会相和可能是令格非入迷的意境。我对孙登故事入迷的是，后来嵇康跟随他三年，他也一直沉默无语。最后将离开时，嵇康问他，先生就没说的吗？他才说，你知道火吗？火本来有光而不用光，因果在用光;人生来有才而不用才，因果在用才，所以火依靠柴才能保证照耀，人知道本原才能保全生命。你才多识寡，难免被世事废掉。这种“有”与“用”、“不用”的关系深奥至极，后来嵇康果然死于非命。

按《晋书·阮籍传》的说法，阮籍从苏门山归来，就写成了《大人先生传》。阮籍最高的文学成就，我看不在那80多首咏怀诗，更不在他的赋，就在这篇《大人先生传》与《乐》、《通易》、《达庄》三论（另有《通老论》已散佚）。这一传与四论那种飒然飘逸又逻辑缜密的思维太迷人。《世说新语·德行》中有一条“晋文王称阮嗣宗至慎”，我以为司马昭称阮籍“至慎”的这“慎”里，更多是“慎思”，而不是“谨小慎微”的“慎守”。后代有些文人之所以将他描述成司马昭麾下“妄求苟免”一个贪生怕死的“狎客”，实在是没读懂这一篇传及四论。

刘汝霖先生在《汉晋学术编年》中，将《大人先生传》的写作时间定为甘露二年（公元257年），这一年司马昭讨诸葛诞，阮籍48岁，进入晚年对自己人生观总结之时。我读高晨阳先生所作的阮籍编年，写作四论时间，高先生认为，《乐论》作于曹爽、司马懿共同辅政的正始二年（公元241年），阮籍32岁。他35岁写《通易论》，37岁写《通老论》，44岁写《达庄论》，《大人先生传》写在最后，成为文章顶点。这篇传可能引发于孙登，但绝对是阮籍“以万里为一步，以千岁为一朝”，天马行空，天地为家人生态度的洒脱写照。旁若无人，他用了一句“曾不若蝇蚊之着帏，故终不以为事”。“帏”就是帐子，战战兢兢看别人脸色行事，进退周旋，日慎一日就如蚊蝇在帐内撞来撞去，还要时时栖息在帐上。所以他认为，只有以天地为客、天地为所、天地为故;以无为为用，不以人物为事;无宅、无主、无事，才能跨天地而处尊，实际也就是《庄子》意境的再写。其中大人先生兴朝云、扬春风，披发在太极与昆仑之间随风气飞翔，不就是《庄子》中那翼如垂天之云的大鹏吗？

我喜欢阮籍文字中这样的不以一切重心所累，由此一直觉得他的风采就在嗜酒而不挣脱，率性酒后的放浪形骸，认为这才与《大人先生传》中的境界合拍。那些感怀诗却因太多优柔寡断，反而没有那样被超凡脱俗的云气照着的清丽。连醉60天，那是怎样一种洒脱豪放！但在《晋书·阮籍传》中，他的醉却被描述成一种城府——因魏晋之际仕途险恶，才借醉装糊涂躲避，纵酒而为自全。比如连醉60天就为躲避司马昭对他女儿的求婚，司马昭假装谦让晋爵，司徒郑冲让他写《劝进表》，他装醉未作，来催要稿子了，还见他醉后酣睡在那里。等无法推卸、逼到走投无路，才提笔写，顺理成章，一字都不用修改。要真是这样，酒不仅是为了“浇胸中块垒”，还真成了“至慎”的一种手段，《大人先生传》就无疑变成了一种表白的虚伪。我以为，这是藏荣绪撰《晋书》时，因对司马昭的态度决定了对阮籍这样的评介。对照《世说新语》，同样写《劝进表》，刘义庆说，当时是郑冲派人请他，他喝醉了酒，“宿醉扶起，无所点定”，并无犹豫，当即写成交给来使，并无《晋书》中铺陈的那种心机。

阮籍不顾世态炎凉，我行我素的态度，其实一直不为习惯于“服常色、言常度、行常式”、动静有节的历代士大夫们喜欢，于是才有阮籍脱衣露丑，轻薄败俗;闻母丧不为悲痛，自顾下棋，葬母时仍然喝酒吃肉，不近伦理，如同禽兽的评论。更有甚者以嵇康之死与他所谓在司马昭之心边的苟活比，认为他虽比嵇康多活14年，却以佯醉方式委屈，留下曲折的感怀诗，最后又在卖身写了《劝进表》后很快病死，也如他在《大人先生传》中讥讽的裤裆之虱——避于深缝，匿于坏絮，自以为吉宅，最后死得痛苦又触人心弦。我以为，这也就是将传统士大夫的善恶是非观强加于阮籍，其实阮籍在道德与自身的轻松自由之间，早就认为“行为世所笑，身无由自达，则可谓耻辱矣”。

我由此以为，阮籍不为一切事理所累、傲睨浮世的人格价值远高于他感怀诗的文学价值。他是老庄思想观念的实现者，高犷拔俗，所以以一种豁亮颜色撕裂了沉闷的礼教。而正因为五千年文明中这样真正清高而逆风前行者少之又少，他才被涂抹了太多本不是他自己的色彩，这种涂抹扭曲着他的人生，也减弱了他在史迹中本应有的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