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最后的静土

（文 / 贾冬婷）

( 刻着“朗润园”字样的石头并不显眼，但与这里的气质正相符合 )

“从夫子游”

下午15点，北大经济学院前院长晏智杰坐在客厅的短沙发上，记者坐在旁边的长沙发上，对面茶几上一个座钟滴答作响。晏智杰说，这也正是当年他在镜春园甲79号陈岱孙先生家求教时的时间和格局，几十年来老师的习惯不知不觉地也成了他的习惯。

那是1962年，晏智杰作为北大经济系第一届研究生，成为岱老的关门弟子，每周或两周总有一个下午，陈岱孙先生在镜春园甲79号开课。晏智杰记得，每次一来，老管家拿一把套绣花罩子的老茶壶和粗瓷杯碟来替他斟上一杯茶，岱老的老母亲打个招呼礼貌退出，对面小座钟“当、当、当”敲过3下，岱老从书房里走出，课程即准时开始，17点半结束。晏智杰说，岱老的守时是全校闻名的，他决不会早退或者拖堂，如果哪一天下课了铃声还没响，那必定是铃坏了。

岱老个子很高，目不斜视，身板笔挺地走进来。他会让晏智杰先说说最近几天的阅读有什么问题，针对性地讲解。严师的耳提面命，让晏智杰在短短的两个半小时里不得松懈，“只带个耳朵，无法面对他”，又觉得非常解渴，前后两年之久，细细通读了《资本论》，《剩余价值学说史》三大卷，还读完了八九本西方经济学原著。

“文革”中，镜春园甲79号破落了。受人尊敬的系主任陈岱孙一下子成了被批判对象，房子割出一半，老母亲过世，陪伴几十年的老管家回了老家，屋里书东倒西歪的，曾开着兰花的小院也荒芜了，长满了野草。晏智杰曾趁晚上偷偷去看望老师，敲敲铁环，说上几句话就走，好在朗润园都是独门独院的老院子，周围有湖，有树，谁也看不见。

镜春园甲79号在未名湖和后湖之间，树木参天，野鸟飞掠，小桥，流水，人家，正与学者的沉静之气呼应。而在临近的镜春园75号，现在用作“北大校友会”的清代四合院，则是中文系王瑶先生的旧居。

去年冬天北京第一场大雪时，陈平原赶到镜春园75号，拍下雪景寄给在美国的师母。他是王瑶先生的弟子，先生1989年去世至今，陈平原仍保留了经常绕过来看看的习惯，门口的狮子，石桥依旧，只是物是人非，他再未推门进去。

站在雪地里，陈平原想起第一次来这院子，那是1984年他刚考取王瑶先生的文学博士之时，也是雪后，幽静的小院里积雪深深，第一次到北方的青年陈平原深一脚浅一脚，走得踉踉跄跄。

那以后的三年里，陈平原每周都会来镜春园75号一两次，先生习惯晚上工作，白天睡觉，他每次都是下午去，坐在5米高的阴凉屋子里听先生侃大山。客厅围绕着几个装着《四部丛刊》的楠木大箱子，墙上一幅陶渊明的画像，书房里取自“镜春”二字的书斋匾额“竟日居”，还有大摞古代的现代的典籍，陈平原说，曾有几个拍摄40年代老教授生活的剧组来这里取景。

“先生随后抓过一个话题，就能海阔天空侃侃而谈，得意时自己也哈哈大笑起来，像放风筝一样，话题漫天游荡，一下子六朝，一下子现代，线始终掌握在手中，随时可以收回来，似乎是离题万里的闲知，可谈锋一转又成了题中应有之义。暮色苍茫中，庭院里静悄悄的，先生讲讲停停，烟斗上的红光一闪一闪，升腾的雾越来越浓——几年过去了，我也就算被‘熏陶’出来了。”

除了正式“拜师”的王瑶先生，中文系还有三位学识渊博、德高望重的老先生，吴组缃、季镇淮、林庚，均住在朗润园，陈平原也常沿途前往请教，“如果值得师从，不必过分讲究名分，前往请教就是了。四老各有专长，且性格十分鲜明，王之睿智、吴之豁达、季之忠厚、林之儒雅，均无法追摹”。

寓居燕园几十年，最让晏智杰、陈平原怀念的，莫过于曾有幸“从夫子游”的日子。晏智杰1962年作为经济系第一届研究生，陈平原1984年作为中文系第一届文学博士，都是制度刚刚建立之时，几位大师撑着高龄来为陈平原、晏智杰这拨“关门弟子”讲课。这也是他们最后的开堂讲学了。

“从游”之乐，清华大学老校长梅贻琦曾在《大学一解》中表述:“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

日渐凋零的风景

因一刀切的退休制度，现在的学生再也没有63岁以上的老教授可以“从游”。但在湖水幽幽，荷叶寂寂的朗润园、镜春园里，清晨或是日暮，总会有几位拄杖缓行的老人，独自在甬道上漫步，构成后湖一带有如圣境的神秘风景。像季羡林、金克木、邓广铭、张中行，都曾居住在朗润园，人称“朗润园四老”，如今四老中的金克木、邓广铭已过世，张中行、季羡林也已90高龄了。

朗润园13公寓一楼，窗前种着一棵玉兰树的地方，就是季羡林先生的家。如今，树枝干枯，窗子紧闭，季羡林住院四年，他的大白猫“咪咪四世”还在转来转去地等。

汤一介和乐黛云先生一家住在另一门洞的二楼，乐黛云说，去年后湖就没水了，但夏天几场雨过后，13公寓前的湖水中竟又开出几朵荷花来。去年8月，沿着季羡林先生散步的路线，乐黛云将季羡林种的开花的“季荷”，湖边他常坐的那把椅子，爱走的那条小径，拍成一组照片作为生日礼物送给他，季老十分感慨。

13公寓，连同东边连成一排的9至12公寓，五个灰色的水泥盒子，是1962年北大兴建的教工公寓，13公寓刚建成，季羡林是头一家搬进去的，居住至今。当年荒凉的朗润园，如今水木明瑟，曲径通幽，绿树蓊郁，红荷映日，一派旖旎风光，成了北大众园中最美的一个园。有一次，季羡林同一位老朋友去庐山归来，老朋友到他家拜访，看见朗润园的风景，对他说:“你家里有这么好的风景，还到庐山去干什么？”

曾与季羡林先生在东语系共事二十余年的张光先生对记者说，他在朗润园的家还是五六十年代的样子，“陈旧，简直没有一点现代气息”，季羡林自己住在较小的房间里，屋内除了一床，一桌，一椅之外，便是书，书从地面一直堆到天花板，书架和桌子之间只有一条窄缝，以至于人来只能“正襟危坐”。

每天早晨4点，窗外一片漆黑，人们还在熟睡，整个朗润园没有一点声响。张光说，季羡林大概是燕园里起得最早的人，拧亮台灯，开始工作，从4点到8点上班，他1000万字的著作便是在每天这三四小时写出的。屋子里有两张书桌:一张是写学术论文用的，桌上及周围摊开着各种资料和书籍;另一张是写散文和翻译用的，桌上放着稿纸和笔。他先坐在写学术文章的桌前，继续前一天的研究工作。写累了，便站起身来，活动活动筋骨，然后来到写散文和翻译的桌前坐下。

“我爱北京，特别爱黎明前的北京”，季羡林先生曾专门写文章说，“只有在黎明以前，根据我的经验，没有哪里会来找你开会的。因此，我起床往桌子旁边一坐，仿佛有什么近似条件反射的东西立刻就起了作用，我心里安安静静，一下子进入角色，拿起笔来，‘文思’如泉水喷涌，记忆力也像刚磨过的刀子，锐不可当。”

从13公寓门口，向右转，只有二三十步，就是一条曲径。季羡林喜爱这条小路，“一面傍湖，一面靠山，蜿蜒曲折，实有曲径通幽之趣。山上苍松翠柏，杂树成林。无论春夏秋冬，总有翠色在目。不知名的小花，从春天开起，过一阵换一个颜色，一直开到秋末。到了夏天，山上一团浓绿，人们仿佛是在一片绿雾中穿行。林中小鸟，枝头鸣蝉，仿佛互相应答。秋天，枫叶变红，与苍松翠柏，相映成趣，凄清中又饱含浓烈。几乎让人不辨四时了”。

几十年来，他每天沿着这条路走到外文楼去上班，中午又沿着这条路走回家，他永远一身洗得发白的中山装，圆口布鞋，出门时提着一个50年代生产的人造革旧书包，有时后面还跟着爱猫“咪咪二世”，也是校园一景。

后湖的沉静与老先生们的才情气质和学术沉思相联。而如今，再没有长须飘拂的冯友兰，没有美学散步的宗白华，没有妙语连珠的吴组缃，没有口衔烟斗旁若无人的王瑶，陈平原感叹，随着这些优哉游哉的老教授的逝去，新人撤出学校，后湖风景日渐凋零了。

逐渐打破的宁静

90年代以来，北大对游人开放，未名湖附近车辆、游人纷至沓来，越来越喧嚣，但游人大多看过了著名的一湖一塔即止步。后湖区域一直以来单一的居住功能，隐藏了它的宁静。

但宁静在逐渐打破。近几年东门附近建起现代风格的教学楼，混合着二三十年代的古典建筑，五六十年代的苏式楼房。乐黛云说，越来越密不透风的校园里新旧交杂，跟这时代一样。

校外的车开到朗润园，就会看到一块牌子，“家属区，禁止通行”。这块牌子只是警示，并无障碍，前进后退全凭自觉。若是再往北走至拐弯处，会遇到第二块牌子，提示前方路面狭窄，再走无法退出。乐黛云说，仍见有车继续前行，甚至跌落石桥下。

此次朗润园、镜春园改造贴着13公寓的边界划了线，不在拆迁之列，乐黛云松了一口气。可不知眼前这片园林将要如何变化，她担心:“这里是北大最后的静土，如遭吞噬，燕园之大，就无一片可安静谈话的地方了！”

北京大学发展规划部副部长、城市与区域规划系主任吕斌对记者说，此次拆迁主要是针对区域内的“非文物”部分，50年代以后所建平房的修缮或重建，100多户居民要迁走。他说，燕园古园林属第五批国家文物保护区，不会破坏区域内古建筑，园林、水系也力图恢复。

国际数学中心已经确定了方向。吕斌提到1997年修建的北大经济研究中心，在古建的基础上部分修复，部分新建，古色古香，恢宏安宁，是朗润园里最显眼的建筑。他说，几千平方米的数学中心也会建成这种古典书院样式，遵循分散式院落布局。

吕斌说，现在学校开始还教学设施的欠账，在校园空间越来越有限的情况下，居住空间势必被挤占。新一代教授们撤到燕北园、西三旗，离学校越来越远，相对自然的生老病死，空间更迭带来的改变似乎更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