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峰脚下的少年向导

珠穆朗玛峰7028米以上的航拍图像

纪录片《喜马拉雅天梯》制片人、清华大学副教授雷建军去西藏拍摄纪念人类登顶珠峰的片子时，在拉萨西藏登山学校遇到了藏族小伙次培。得知他要去珠峰大本营拍摄，次培托他帮带一沓经书，给在绒布寺修行的父亲阿旺桑结。

绒布寺与海拔5200米的珠峰大本营相隔仅几百米，被称为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寺庙，每年登山季，来这里的人大多会在绒布寺点上一盏酥油灯来祈求庇佑。阿旺桑结在这座寺庙里已经修行了20多年，每年四五月的登山季，以做专业登山向导谋生的次培都会带人来登珠峰，并在这与父亲见上一面。

在这个故事里，最触动雷建军的就是这对关系极为特殊的父子，一个在传统冷寂的终极边境，一个在喧闹现代的城市拉萨。“这群从小与父辈一起生活在珠峰脚下的孩子从牧区走到拉萨，其实是最传统的藏区和最现代的藏区之间的桥梁。”雷建军说。回到北京后，他不止一次地和导演朋友梁君健讲起这个故事，其间也跟一些机构聊过拍纪录片的可能性，但因为涉及高海拔拍摄，不管是经费还是精力都需要比较大的投入，一两个人扛不下来。这件事就这么被一直搁置下来了，直到2011年雷建军通过朋友结识了现在的联合导演萧寒，才找到了影片的第一笔投资。

这部纪录片在梁君健看来，真正要解决的问题是：对珠峰脚底下的藏民们来说，山是什么？登山对于不同的人又意味着什么？

次培的家乡在珠峰脚下的定日县，从拉萨出发并没有直达的车，通常需要到日喀则住一天，隔天转车才能到达。这种相对闭塞的地理环境让这里的村落依然保持着原始畜牧和耕种的生活方式。然而自从1993年国家开放商业登山以来，越来越多的登山者开始涌入定日县的珠峰北坡尝试登顶，登珠峰慢慢变成了一项时髦的极限运动。当然，对于生活在这里的藏民来说，他们相对平静封闭的生存状态也随之被打破了。

后藏乡村大雪过后的景象

这个离珠峰最近的县城，会聚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谋生者，像是一个微型社会的缩影：本地藏族、青海回族、四川商贩、云南白族银匠、河北浴室老板、陕西武警，大家已经在朝夕相处中成了朋友。定日老街上，常常能够听到清脆的马铃声，那些被打扮得花花绿绿的马匹拉着四轮车，马夫们通常悠闲地坐在车里赶着，有时车子是空的，有时会拉些青稞等货物。《喜马拉雅天梯》的藏族摄像德嘎对这种马车很熟悉。“除了定日，藏区其他地方的马车都是两轮车，据说是因为外国人登珠峰的时候组装了四轮车，本地人觉得好用，就学了回来，成为风气。”

当然被改变的远远不只是四轮马车。西藏登山学校的校长尼玛次仁早在十几年前就意识到了商业登山的巨大潜力。“来珠峰旅游探险的人多了，村民们开始做起了生意，在山上出租帐篷，开招待所、茶馆、餐厅，还可以通过当地牦牛拖东西运输来获取收入。”但当时让他惆怅的是，西藏在专业登山这块非常落后，专业登山队的成员也很多都是从当地村庄招的，年龄偏老不说，也压根没受过专业系统的登山技能的训练。那个时候所有的高山向导工作都是由尼泊尔的夏尔巴人完成，藏民只能提供如牦牛运输、帮厨等简单的高山服务。

西藏登山学校学生次仁多布杰和母亲在家中

同样是生活在高海拔地区的藏人，其实身体素质与夏尔巴人旗鼓相当，于是当时在西藏登山运动管理中心担任翻译及联络官的尼玛次仁给体委打了个报告，在得到认可后，他从珠峰脚下的定日和聂拉木两个县拉来了20个学生，创办了这所登山学校。“今年开始招收第九批学生了，已经培养了200多个登山人才。”尼玛次仁告诉本刊，“我们每次大概录取20个人，培养一名成熟的高山向导是件周期很长的事。从这个学校学习4年毕业出来后，先是当两年协作向导，再是三四年的助理向导，然后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高山向导。前前后后需要10年的时间。”

尽管这听起来非常辛苦而漫长，但自从1999年西藏登山学校正式成立以来，能够走进那个学校孩子们，纷纷想要拿到一枚改变命运的“金钥匙”。

西藏登山学校学生边巴顿珠参与运输物资至宁金康桑大本营

藏族小伙索多是这所学校招收的第六批学生，去年他在同批学员中第一个登上珠穆朗玛峰。但是在至今依然生活在与世界最高峰一河之隔的达曲村的索多父母看来，高山向导实在是个“非常危险”的职业。对登山一无所知的索多母亲经常在电视上看到别人登珠峰的画面，会不厌其烦地问索多：“你们上山还要靠绳索吗？你要是不小心滑下来了怎么办？”“我并不这么想，这是一件很酷的事情。我一点都不想做农民了。”他这句话，是大多数藏族年轻人的“心声”，从最现实的角度，对于相对贫穷的牧民家庭来说，登山这个职业能够有很好的收入。西藏登山学校的教练普布顿珠曾经历过一次无氧登顶珠峰，这对他的身体造成了不可逆转的伤害。那是2003年，在登上海拔8500米的途中，一名女登山者的氧气面罩出现问题，普布将自己的给了她，在含氧量仅占平地30%的山上，这意味着普布随时会有生命危险，最终无氧登顶对普布的大脑造成了很大损伤。此后，他也很难再登上8000米的高度，最后回到登山学校当起了培训师。普布对大山有一种朴素又现实的情感。“这座山给了我们一口饭吃。”这是最打动《天梯》导演萧寒的一句话。

与攀登阿尔卑斯山需要足够的技巧不同，珠峰不是世界上攀登难度最大的山，但却是最“磨人”的。在向珠峰行进的路上有五个营地，每年3月底到4月底，索多以及像次培这样的登山学校的学生就会进山，帮助搭建从大本营到8400米高峰的营地。

登山教练普布顿珠在纳木错湖边

从大本营到海拔6500的前进营地，大量的辎重运输要靠牦牛完成。这些牦牛都是珠峰山脚下的牧民的。在四五月份，刚经历寒冬，是牦牛一年中最体弱的时候。“牦牛工很心疼自己的牛，对他们来说牦牛是生活的重要支撑，就像家人一样。但这是他们一年当中能赚到现金最多的机会。”萧寒说，一个登山季，牦牛从5200米到6500米要上下十几趟，这当中会有牦牛累死、摔死，或被冰块砸死，掉到冰缝里救不上来。有时候进到一段险路时，甚至不能大声讲话，因为声音有可能会振动某个地方，让冰块或者石头掉下来。到达8840米离峰顶最近的三号营地时，就等着冲顶了。“冲顶一般会在半夜开始，这个时候风力最小，太阳也没出来，所以都是戴着头灯。到第二天日出前必须完成。”雷建军说，在专业登山人士口中，珠峰登顶有一个9小时的“关门期”，即根据体力、氧气和风速测算的登顶时间，在9个小时之内登到顶上正好日出，待上15分钟就往下撤，否则体力跟不上。大部分出事的人都是在下山的过程中死去的。

“藏族人的传统是不登山的，只是转山，在他们看来山是神圣的，而且觉得雪山之上真的住着神仙。”雷建军说。但形势变化了，20多年的商业登山已经改变了这个离世界屋脊最近的地区。即便像阿旺桑结这样恪守传统的藏族老人，也不得不承认，“以前藏族人视珠峰为无比神圣的神山，但是现在攀登她反而成了社会进步的表现，每个登山者都很有激情，为了自己的荣誉而登山”。虽然感到无奈，阿旺桑结还是为儿子次培能登顶珠峰而骄傲。从2004年当向导开始，少年次培已经有6次登顶珠峰的经历了。 少年向导户外运动喜马拉雅天梯电影向导学校珠峰脚下爬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