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须一瓜，她的小说与别人的电影

须一瓜

最“苛刻”的观众

“这种感觉很奇怪，像你的，又不像你的。”看电影时，须一瓜的内心一直在做着斗争。作为原小说作者，她或许是《烈日灼心》这部电影最特殊的观众：太清楚小说本来是怎么回事儿，以至于电影中任何细微的差异，她都能敏锐地捕捉到，这是一种近乎本能的敏感。

“看着伊谷夏在电影里走马灯似的露了几场脸，不要说周围观众觉得仓促，我都替她揪心，怎么能这样混几下就算走完了？”每当有这样的念头冒出，须一瓜就攥紧拳头调整呼吸，不断告诉自己：“这是电影，它在独立地完成一个艺术生命。”

5年前，当孙庆找上门来，代表蓝色星空影业提出购买《太阳黑子》小说版权时，须一瓜是极度犹豫的：隔行如隔山，自己对影视圈完全外行，看过的电影电视也极其有限，这家公司是否有能力把我的小说拍好？

但孙庆却志在必得。“小说一开场就像一场戏，杨自道开着出租车路遇三名劫匪，字里行间浓郁的镜头感一下子就把我吸引了。”几乎是一口气读完《太阳黑子》，所有积蓄的情感在结尾爆发出来，这个纤弱的江南女子瞬间泪崩了。身为公司文学策划部副主任，这个难得的好故事让她如获至宝。

电影《烈日灼心》剧照

孙庆的第一直觉就想到了曹保平导演。“小说的气质和《李米的猜想》有点类似，人性压抑而阴郁，感情浓厚又饱满。”很快，孙庆就收到了曹保平的反馈。“他特别喜欢这部小说，甚至说，如果我们不买他就自己买下来。”

导演人选的确定也让一直举棋不定的须一瓜渐渐安下心来。虽然只看过《李米的猜想》，她对曹保平导演的了解并不深，“但一直亲自当编剧的导演，一定是对自己的文字有自信的，要不然他不敢”。这让须一瓜有莫名好感。

电影《烈日灼心》剧照

剧本打磨和电影拍摄期间，须一瓜谨慎地保持着距离。可能外人很难想象，剧组在厦门拍摄期间，同样生活在厦门的须一瓜只探过一次班，放在桌面上许久的剧本也刻意不去看。不是不牵挂，只是她很清楚，电影是导演的艺术作品，《太阳黑子》接下来的命运已经不由自己掌控，成败皆是造化。

甚至在电影剧组欢天喜地领奖期间，须一瓜内心里更急切的愿望，是迅速找到有效的治螨药——高温天里海边潮湿的空气引发了居家螨虫爆发。“虽然心里由衷地为这个团队高兴，但你还是旁观者，转过身来你还是会被生活琐事困扰。”这种距离感谈不上矫情，因为这确实是别人的荣誉，在须一瓜脑海里，这个意识太强了。

直到今年8月，电影正式上映前的媒体点映场，须一瓜才真正看到这部《烈日灼心》。实事求是地说，电影拍出了令人震撼的效果。曹保平导演的多项得分，赢得了多路行内人士的多角度钦佩和赞叹。几位主演的眼神，也打消了须一瓜对中国演员的眼神缺乏表现力的印象，“基本是小说人物的灵魂附体”。

看到自己的小说，在一个优秀团队的打造下，以一个新的生命形式诞生，而且如此口碑卓越。作为小说原著人，须一瓜感到自豪，但夹缠的遗憾始终存在。刚刚看完电影，这位原著人就和导演兼编剧的曹保平导演在桌边坦率交流了。

救赎之惑

曹保平此时心里有些忐忑。请须一瓜看《烈日灼心》这部电影，对他来说有点儿像接受考试一样。

毋庸置疑，从小说到电影，最关键的变化也是这个故事最重要的设定：一家五口的灭门案到底是不是三位逃亡者干的？小说的前提，灭门案就是这三个人干的，接下来的14年逃亡是他们良心自我折磨和赎罪的开始。但电影却把这个前提彻底颠覆了，真凶另有其人。这也是须一瓜看完电影后最大的疑惑，为什么这样改？

曹保平有导演的无奈。“在今天的意识形态下，如果三个逃亡者是一家五口灭门案的凶手，这个故事90%的时间都在展现他们的自我救赎，而这个救赎所呈现出的状态甚至比我们普通意义上的道德标准和人性标准都要高、都要好，这样一部电影几乎没办法通过片审。”

还有一个原因，是担心观众的接受心理。因为，他自己也很难接受这样的结局。在他看来，这违背生活逻辑。“你很难想象，三个年轻的大学生、三个自我约束和标准这么高的人，竟然做出一家五口灭门大案。杀人可不是那么简单的事。”这个改动，其实在曹保平读完原小说后就有考虑。“这样一个恶性大案，必须是作案者心底有足够的黑暗，有那种冷酷，才能下得去手。”

听曹保平这样说，须一瓜理解了他。这是一个导演在审查制度下的妥协，也是一个善良人的顾忌。“人总是不小心用自己的尺子去丈量世界，但不能因为自己善良，就说他们不可能。”在须一瓜看来，人性的原野广袤，而人性中也确实存在这样的魔鬼地带。

“一些人在负罪逃亡中，那种求生、求善的精神内核非常强大。对他们来说，余生就是灵魂减负和洗濯之旅。”须一瓜有朋友在讨论小说主题时说，中国人没有悔过赎罪之心，只要没人发现，罪过就不存在。须一瓜不同意。她认为罪错感、愧疚补偿之心，是人都会有的。这个心理和宗教无关，也许这种心理效应和基督教“原罪”意蕴有殊途同归之处。

作为小说作者，须一瓜清楚地知道，这三个少年，就是这么干的。因为这个故事的原型就是一个真实的老案子：三个铁路少年，犯下灭门大案后，在逃亡的十几年里，郁郁寡欢，勤勉老实，不敢娶妻生子，害怕没有明天拖累妻儿。其中的老大，迫于家庭压力，结了婚，但怀抱儿子，经常悲从中来。

多年后，在写了几十个中短篇小说之后，须一瓜仍然念念不忘这个赎罪故事。故事里三个少年由衷的悔过和救赎的努力，总让她看到天堂之光。于是，须一瓜在第一篇长篇小说《太阳黑子》中，就描述了这个带着神性光彩的赎罪故事。“这个人性美的片段，它可能会过去，但其间的光芒，照耀过人间。”

当《太阳黑子》在《收获》杂志发表时，有读者也做出过和曹保平类似的反应：结尾能不能改，能不能不要处理得这么狠？

但须一瓜执意坚持，在她看来，这涉及小说的大动脉，是人物行动的逻辑力量。“灭门案必须是不可更改的严酷事实，因为这种恶不仅永远地毁灭了别人，也永远地毁灭了他们自己。事实有多残酷，噬咬内心的利齿，就有多么尖锐，引发内心的愧疚就多么难以撼动。换句话说，恶果在天平那头越重，求善的砝码才需要越多。否则，他们怎么才能维持心的平衡舒坦？”

电影的筐子

《太阳黑子》的整体架构很吸引曹保平。“诸多人物构成了一个特别开阔的格局：辛小丰、杨自道、陈比觉这三个人物在原小说中的量足够，每个人都是一个世界，那个世界弥漫开来，呈现出细致入微的、恨不得流动在血液里的艰难、焦躁的生存状态。”

但小说与电影是两回事，电影永远不可能百分之百呈现出小说所有的东西。这让曹保平感到特别痛苦：“用一部电影根本装载不了小说里这样开阔的格局，你最后无法完成的，也恰恰是你一开始最感兴趣的东西，但你的野心却又想要去做。”

让须一瓜没想到的是，在曹保平最早的改编构思中，竟然是以房东卓生发的视角来结构全片。这让须一瓜惊喜：“这个想法太牛了，他很懂这个角色。”要知道，文学界对《太阳黑子》评价最高的就是卓生发这个“阴暗的好人”的塑造。

在小说中，房东卓生发眼见自己的妻儿、岳父岳母葬身火海而不救。虽然也有愧疚，但他并没有触犯法律，与三个逃亡者比起来，他仍然是“好人”。但却是个阴暗的好人，他的自我救赎是不断窥探别人的恶，来证明这个世上所有的人都比他更恶。他将窃听装置放到了杨自道和“尾巴”的房间，并最终告发了他们。

在三个逃亡者心中，罪恶感从未消失，反而越来越确凿。陈比觉有一次醉后痛哭，说：“我的头上发凉啊，那柄剑，那柄从天而来的达摩克利斯悬剑，就在我头上，越来越近了，我感到它的剑锋了，我头皮凉飕飕，我的头发都竖起来了，你们就没有感到吗？”

而卓生发在窥探的同时却一直祈望神的宽宥。但在伊谷夏看来，神已经看透了卓生发。“你从来就没有光明磊落过，你没有责任感、不敢担当，没有牺牲精神、没有勇气也没有人心美好的真情！除了挑剔别人，热衷发现别人的恶，你什么都没有！你是好人，阴暗的好人，到处都有你这样阴暗的好人，而我——讨厌你！”

同样是赎罪，三个逃亡者用爱的方式，而阴暗的好人却用恨的方式。对比之下，张力涌现。“但从房东的视角出发，完成起来很难。相当于要放弃原小说几乎90%的东西，然后重新建立，这样对于原小说损失得太多了。”与此同时，曹保平也认可身边人的意见：“这个视角太小众，太压抑，很难保证作品的开阔。”

最终，电影选取了警长伊谷春和协警逃犯辛小丰这条主线，大大压缩甚至舍弃了其他线索。须一瓜能感觉到导演对辛小丰这个人物的爱。“把所有的焦虑、所有的精神压力都给了辛小丰。”而邓超的表现也确实没辜负这个角色。

但对于须一瓜来说，每一个角色她都舍不得。在下笔前，她会花很长时间思考人物，直到人物能自主呼吸，有自主力量，这个人物就活了。在用墨时，她有足够的耐心、时间和创作力关照到每一个角色。也正是这部小说，让她真正体悟到什么是长篇系统工程：任何一个枝丫和分叉，都有用心，最终都彼此勾连呼应。

作为作者和导演之间的桥梁，孙庆完全能理解一个原著者看到自己的故事在电影中完全被变掉，甚至很多珍爱的人物和环节都被舍弃的那种感受。从小说到电影的过程中，有很多外人不了解的微妙存在，比如宣传团队的注意力都集中在电影导演和演员身上，无意地就忽略了原作者。“但须一瓜从来没说过什么，她总是通情达理，非常尊重电影团队的努力。”

须一瓜确实很能理解导演的痛苦，在她看来，电影的筐子没有小说那么大。“论出生，电影比小说更痛。”在聊天的最后，须一瓜和曹保平互致感谢，为了彼此的包容和幸运。或许，这已是最好的结局。恰如须一瓜朋友调侃的那样：本以为电影会在小说的基础上再盖一层楼，但电影居然在小说旁边又盖了一栋小楼。

小说的密码

相对于小说的安静，电影的动静太大了，这让须一瓜有些不知所措。“小说写作是一个人的工程，你默默规划，独自开工，寂寞打桩，孤独添砖。”经过两年的打磨，《太阳黑子》通过了《收获》杂志的“质检”，随后又被《长篇小说选刊》等几家报刊杂志转载连载，慢慢地也就归于平静。

须一瓜是她的笔名，开始只是随意起的，须是她母亲的姓。去四川开笔会时，四川朋友都坏笑说：你知不知“瓜娃子”是什么意思呀？她笑着说，就是傻呀，怎么不知道。须一瓜喜欢笔名和自己的生活距离带来的舒适感，过去，单位人不在二者之间画等号，这让她自在。

有一次，邻居在须一瓜转发的一篇带有照片的文章下，评论说：你长得很像须一瓜呀。须一瓜便顺着说：真的吗？邻居说：真的真的！“作为我的邻居，她没有必要去想象，一个成天穿着旧T恤、破拖鞋和她谈狗的女人，有什么和她不一样的生活。”须一瓜喜欢这样的舒适现状，这也是笔名带来的宽松与安静。

但现在，这个舒适的距离，基本失去了。当电影把小说的大门再次打开，须一瓜和她的小说也被推到了聚光灯之下。“小说还是五年前的那个小说，不增不减，不垢不净，而今天，它忽然获得了那么多有耐心的目光。”

记性不太好的须一瓜甚至不得不重新阅读一遍，以准确回答读者们的问题。重温旧作，字里行间里隐匿的密码重新显露出来，回忆如同一杯冲杯还原的茶，在升腾而起的氤氲香气中扑面而来。

彼时的须一瓜刚刚来到厦门，凭着一腔拼劲成为《厦门晚报》的资深政法记者。须一瓜似乎有一种魔力，总能迅速拉近与人的距离。哪怕面对的是城市里的边缘人群，也总能敲开对方的心门。她的眼睛不大，却透亮亮的，笑眼弯弯间的赤诚娇憨，传递出恳切的倾听的善意，让一切都沾染上暖意。

她也重新拾起笔，写起近十年未动笔的小说。自第一部长篇《太阳黑子》起，《淡绿色的月亮》、《地瓜一样的大海》、《尾条记者》、《蛇宫》等小说都登在文学杂志的头条。意外的惊喜让须一瓜有种错觉，她打趣道：“可能是多年来我在尾条新闻的位置上待惯了。”

因为做过六七年政法记者，写过一些涉案小说，直到现在，须一瓜身上仍然贴着“政法记者”的标签，即便她已经淡出十几年。“人们总以为我是不是接触了很多案件，其实并没有人们想象得多。”记者的职业，与其说给了须一瓜直接的写作灵感，不如说让她对人性有了零距离的最好观察。

“这个职业，应该是给了我最开阔的人心视野。我需要这样的观察和认识。”在须一瓜看来，现实生活中其实布满了小说的密码，但上帝赋予每个人的解码锁不一样。你要找到你自己的小说密码。按对了，人性的世界就向你敞开，所有的储备奔涌而来。 须一瓜文学小说故事人生曹保平烈日灼心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