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为全球化的时代重新设计大学？

( 迈克·克罗 )

近几年来，越来越多的美国大学，尤其是顶级大学对“全球性大学”这一概念趋之若鹜——按照传统海外项目的操作方式，大学之间的合作通常通过科研合作、学生/教授交换、共同学位等方式进行，而“全球性大学”则是直接在别的国家建立分校，授予学位，以培养“具有全球视野的人才”。比如在多哈的大学城，人们可以在康奈尔大学的Weill医学院学医，在乔治城大学学习国际政治，在卡耐基梅隆大学学习计算机科学与商业，在弗吉尼亚Commonwealth大学学习艺术，在得州A&M学工程，在西北大学学新闻。

中国正在迅速成为这些全球性大学的新目标：去年，纽约大学上海分校正式开学，面向全球招收300名本科生，首批专业包括金融、国际商业和经济学等；一年后，杜克大学在昆山的分校也正式启动，首期开设管理学、全球健康与医学物理三个硕士学位项目。

除了学术与科研资源的全球性争夺战加剧之外，“全球性大学”现象的另一个背景是，新的技术、经济和社会变迁引发了大学关于自身存在的普遍性焦虑以及关于21世纪的大学应该如何运作的困惑。

美国最大的公立大学——亚利桑那州立大学（Arizona State University，简称ASU）校长迈克·克罗（Michael Crow）最近的一次中国之行，向本刊记者勾勒了另一种关于“全球性大学”的设想。

在美国高等教育界，迈克·克罗是一位极富争议性的人物。美国《新闻周刊》认为他对美国高等教育的改革是19世纪德国开创研究型大学以来最为激进的一次。10年前，他离开哥伦比亚大学（副校长）到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一所平庸的中部州立大学当校长，就是为了设计一个完全不同于常春藤模式的“新美国大学”。他一方面降低入学门槛，接收和教育更多的学生——2014年，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学生总数为8.3万名，42%来自最低的五分之一经济人口；另一方面倡导一种基于成果的评估体系，学生每年都要进行批判性思考、创造力等方面的评估和测试。他认为，大学应该关心结果，而不是入学——一个17岁孩子的成绩单。更重要的是，他试图为大学注入一种创业精神，鼓励学者像公仆一样思考，像创业者一样工作，与实业界建立广泛的合作。也就是说，将高等教育与真实世界重新连接起来。

所以，在他看来，当前精英大学的全球性扩张仍然是一种旧模型的拷贝与延续。他所谓的“旧模型”，是指一种基于“排外性”的精英教育模型，即通过严格限制入学门槛来定义自己的优越性，也就是说，学校越难考就越牛。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大学沦为“社会地位的颁发者”。而新的模型必须关心社会健康更宽泛的指标，比如教育不公平、经济萎缩、环境恶化，这些是一所大学应该纳入自身评价体系的指标。所以，他对一所“全球性大学”的设想，不是在海外建很多分校，而是如何将一种全球性的问题意识与合作精神纳入到自身的发展规划中。

“对我来说，全球化意味着脚踏实地地解决一些我们共同面对的问题，比如清洁水源、贫困问题、气候变化、物种灭绝、自然资源耗尽等等，我认为美国一所好的科研大学和中国一所好的科研大学对这些问题负有责任。但是，没有一个国家，更何况一所大学能够独自解决这样的问题，只有通过合作才有可能。所以，我们在中国做的，是找到共同感兴趣的问题，以项目的形式组织起来，搭建具有创造性思维能力的知识平台来应对这些问题，比如地球上有4000亿棵树（平均每人6棵树），如何设计一种方式最有效地利用这4000亿棵树来解决我们当下的环境问题？”

“昨天我与我们在上海会计学院的EMBA学员座谈，其中有一位学员是光明食品的高层，他谈到食品安全问题，希望能开发一种食品来源跟踪的技术。在中国，食品安全是个大问题，涉及很多层面，比如供应链的层面、文化层面、基因工程、环境、水源、劳动力等等，这样的问题没有一个单独的国家或者单一的学科能够解决，它是我们共同的兴趣空间。”

“事实上，我们有一个项目叫‘可持续发展联盟’，在南京设有办公室，就是一个全球性的团队合作，由90多家公司、大学、非营利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共同构成，目的是制定食物可持续性的标准，从食物的来源、安全性、包装、运输等多个角度评测持续性指数，这样消费者可以购买他认为在可持续性方面做得最好的商品。”

迈克·克罗喜欢从进化的角度谈论大学。在采访过程中，他用一个简洁的x/y轴展示西方大学的演化史，x轴代表规模，不仅是大小的规模，而是在智力、教学与功能上的宽度，y轴则代表大学这一机构对于自身作为一个演化的、创业型实体的概念的认识。在y轴的起始端是所谓“象牙塔式”的大学，向内聚焦，规避风险，首先关心自我的保存；其末端则是创业性机构，向外开放，敢于冒险、创新，不断调整对自身身份与角色的思考。所谓“新美国大学”就在图标的右上方——一个知识型创业实体，这才是一个研究型大学在知识经济时代应该承担的角色。

十几年前，当他还在哥伦比亚大学担任副校长时就曾经提出，“知识是一种风险资本”。在大卫·克普的《莎士比亚、爱因斯坦与底线：高等教育的市场化》一书的开头，这句话与雅斯贝尔斯对大学的论断——“大学是学生与学者共同追求真理的共同体”摆在一起，作为大学理想之陷落的证据之一。

再次谈到这一点，迈克·克罗校长说：“人总是习惯断章取义。当我说‘知识作为风险资本’，并不是在谈钱，而是比钱更好更强大的东西。金钱只是一种机制，没什么特别的，风险投资家使用风险资本也没有任何独创之处；思想才是独特的东西，以知识作为投资，才能创造新的事物。既然我们是知识企业，知识既是我们的产品，也是我们做的事情，为什么不能是一种形式的资本？”

“知识企业”是克罗“新美国大学”理论中最核心的概念——以智力资本作为大学的首要资产，鼓励创造力、创新与冒险精神，形成一种创业型的学术文化。他认为，为了知识追求知识是一种古典式的大学理想，但以应用为目的，为解决当前世界所面临的实际问题而追求知识，是另一种形式的理想主义。尤其在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我们更需要重新审视大学作为一个机构的每一个层面，将创新作为设计和操作的关键元素。“这些年来，最让我惊奇的是，只要你在组织设计上稍作改变，就能立刻改变知识产生的方式和学生学习的方式。”

他认为，大学作为一种组织形式已经延续千年，但它从一开始就不是为适应今天世界如此复杂的变迁而设计的。传统大学模型就像一个静态的、线性的机器，各个学科像齿轮一样卡在一起，相互关联但各自为政。他理想中的新模型则是以现实世界的问题为基础，对传统的学科与部门结构进行拆分和重构，比如如何解决干净水源问题，这比一个化学系有意义多了。

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最著名的生物设计中心就是在拆掉了生物系、社会学系、人类学系、地理系后重新组建起来的大型、多学科研究中心——自然已经为我们给数十亿年间的物种进化列出了框架，为什么不用这个作为基本模型，然后创建一个平台来理解这个过程，并进行新的创造与工程？克罗的中国之行一个最重要的计划之一就是与山东大学合作，将他们的生物设计中心复制到中国。

这种新模型的大学培养出来的学生应该具备什么样的能力呢？

这位校长的回答是：“有能力学习一切、适应一切的人。比如你是如何理解全球气候变化这个问题的？你觉得你能坐下来，把它作为一个概念加以把握，并探究它的流变与整个动态学吗？如果可以，你就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大部分人的教育是局限的，他们不能学会一切东西，我不是说一个人拿40个学位，或者掌握所有关于莎士比亚文学的细节之类，而是你拥有能学习、能适应、能拥抱复杂性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