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鲁甸地震：自救与援助

( 8月5日，云南鲁甸县龙头山镇村民谢维礼在自家房屋废墟前伤心落泪。他的六位亲人在此次地震中不幸遇难 )

山区

8月6日晚，鲁甸地震发生75小时后，我搭上了从昆明到昭通的加班机。两年前，昭通市彝良县发生地震时，本刊记者搭乘的航班曾因震后普降的大雨而取消。我是幸运的，虽然晚点了近一小时，但昭通当地天气晴朗，飞机顺利地降落了。

从地图上看，云南省的轮廓在东北部有向内陆弯曲的一角，昭通市就在这里。昭通西部和北部以金沙江为界，与四川凉山、宜宾毗邻，东部是贵州省毕节地区，因而一般而言，宜宾、重庆、毕节以及从昆明北上，都是到达这里的通道。鲁甸县位于昭通市西南，县城距离市中心27公里，行车不过半小时。

震后第4天，死亡数字已升至500人以上，但在昭通市内，应对地震的气氛并不强烈，除了出租车司机明显感觉到，街上挂着各地牌照的汽车多了，中心路段甚至出现了拥堵。

我搭上了本地药厂向鲁甸县火德红镇卫生院去的小货车。这个县城西南20公里外的乡镇，是鲁甸县此次受灾最严重的三个乡镇之一，截至8月10日晚，已有50人死亡，其中42人都来自牛栏江边山麓上的李家山村。

( 8月3日，鲁甸龙头山镇地震灾区，武警官兵在余震中展开救援 )

沿昭鲁快捷通道南行，一路畅通。道路两旁是大片的玉米地，一人多高的秸秆在风中轻轻摇晃着⋯⋯左手边突然出现了一大片荷塘，大概有几亩。正是荷花盛开的季节，远远望去，粉红色的花朵点缀着接连不断的碧绿。鲁甸的低海拔地区，河流众多，水量丰沛，引水方便，大面积的荷塘很是常见，莲藕和莲子是本地重要的经济作物。

过了鲁甸县城，荷塘的景致就不再见到了。道路顺着山体盘旋起来，一侧是裸露的岩石和红土，土质看起来有些松动，随时有掉落的可能。另一侧是渐渐加深的峡谷，只有七八米宽的双向车道上，汽车就在山与谷之间绕着一个个急弯，驶向山顶。

( 8月6日，在云南昭通机场，志愿者和部队官兵加紧搬运救灾物资 )

火德红镇中心位于海拔2200余米的山顶平坝，位置和地势使得镇上没有遭到震后次生灾害的侵扰，30余秒的震动并未使近些年建起的砖房产生裂缝，白天，老街两旁的店铺中仍有人生活，夜晚时，出于对余震的担心，他们会住到房前搭起的蓝色救灾帐篷中。

火德红镇通往山下的路有两条，我们从鲁甸县城上来的柏油路是北面的一条，地震后虽有碎石落下，但影响不大。另一条在集镇的另一头，向南一直通到牛栏江边海拔1100米左右的低地，落差极大。而这条又险又陡的乡道，竟只是一条凹凸不平、尽是碎石的黄土路，不久前刚刚开工改建，只有出镇的几百米修成了柏油路。震后，火德红镇至山麓中段李家山村尚未通路，李家山村至江边红石岩村的道路则被山体滑坡阻断，直到8月6日才被抢通。

( 震中鲁甸龙头山镇遭受的破坏十分惨烈 )

与我们上山的一路平顺相比，火德红镇南边的土路才是鲁甸山区的常态。鲁甸县是国家级贫困县，全县87.9%的土地是山区，同一个乡镇，海拔高差达1000米以上很常见，沟通这些乡村的就是众多随时可能断路的土路。高山峡谷中有着穿流而过大的大小河流，它们既为有限的耕地的耕种引水提供了便利，也为本已困难的交通增加了一重难度。

去往本次地震的震中龙头山镇，一路就与河流相伴。先是走昭通去往巧家县的昭巧公路，道路旁边就是浑黄的小寨河、沙坝河。同路的司机朱仕忠三天两头就要走这条路，到他所属公司位于乐红乡的矿场运送物资，对道路极为熟悉。他告诉我，河水并不是地震后才变得浑黄，从4月起的连续降雨在6月开始增强，山上的土石接连落下，使河水变得浑浊。7月7日，暴雨使得鲁甸山区集中爆发了泥石流，造成了2人死亡，多人受伤，以及大量房屋和道路损毁，当时，龙头山镇已经是重灾区。

( 鲁甸茶瓶子山山体塌方堵塞牛栏江形成的堰塞湖 )

过了沙坝，一条土路乡道岔向龙头山镇，这才开始真正的考验。地震发生后，这条五六公里长的道路全线断路，最先到达的救援部队经数小时徒步才得以进入镇中。现已打通的道路两旁，依然堆积着至少1米见方的巨大石块，本来只有六七米宽的山道，被落石占去了一定空间，更显得拥挤。如果两辆运送物资的军用卡车交会，则很难错开。因此，距离龙头山镇还有三四公里时，各路段就开始单向限行，错车通过。我们的车不得不前进几百米就停下来等待几十分钟。

朱仕忠并没有把车停在紧跟着前车的位置。他伸出头往右上方的山体上看了两眼，决定与前车保持近2米的距离。“停车要找好位置再停。”这个有着十二三年驾龄的31岁司机对自己的老到有些得意。“前面的土很明显是松的。”我顺着他手指着的方向看去，三四米之上是一个深红色大土块，不时往下落着散土。“我们头顶上是岩石，不会掉。”他指的当然是此时此刻，而非地震时。岩石锋利的棱角凌空于我们的头顶，还是会让人感到担心。

( 鲁甸县人民医院内，一名受伤的女孩在妈妈的陪伴下熟睡 )

进入镇中的最后一道关卡是悬在龙泉河上的钢架桥。龙泉河横亘在乡道与龙头山镇之间，河上的老桥是必经之路。7月初的泥石流在桥口形成了高七八米的巨大土石堆，堵住了车辆唯一的通路。地震发生前近一个月，摩托车和人只能通过窄小的步行桥进镇。震后，河水则阻隔了物资车，一时间使龙头山镇成为一个无法大规模补充物资的孤岛。8月5日22点架起的钢架桥使得大型机械和车辆进入镇中成为可能，但桥体载重只有15吨，每一辆车通过时，都缓慢、匀速、小心翼翼。

龙头山镇两条最重要的街道平行而建，靠河边的是10年前建起的新街道，多为一两层的白色砖房，墙上纵列着一两厘米宽的裂缝。一条是集镇最重要的老街，土木结构的房子已被震碎，成为一片废墟。铲车一铲铲地铲起这些碎片，已经很难想象它们之前是如何结构的了。从个别幸存的房屋来看，这些土房有着统一的白色墙体，灰色的屋顶两边屋檐微微翘起，显得十分别致。“我们这里的新农村建设，讲‘穿衣戴帽’，外面粉刷一层，看起来像砖房，骨架还是土木结构。”朱仕忠说。每面白墙上都粉刷着一个龙头山镇特有的标志，附带的字样是“朱提之源、白银之乡”。龙头山镇古称朱提山，出产的白银名为“朱提银”，明清时盛极一时，全国闻名。而今这个山区再次受到注目，却是由于一场死伤惨重的大地震。

( 8月8日，武警水电三总队官兵对鲁甸牛栏江红石岩堰塞体实施爆破疏浚 )

自救

到达李家山村老屋基社时，村口正响着唢呐和锣鼓的声音，这里在办一场丧事。黑色棺木中的逝者是村民李世信的父亲，地震发生时，70岁的老人被掩埋在了自家倒塌的土房中。几十位村民没有离开，住在废墟旁搭起的帐篷和塑料棚中。他们告诉我，村里走了3个人，两个未成年的孩子前两天已经葬在了山上。送走这最后一位乡亲，他们也许会到安置点去。

我看向身后的残迹，老人离去的这间房屋，土墙很厚，大概有三四十厘米，这种厚实带来的安全感在地震中却转化成了十足的危险。房屋坍塌后，厚重的红土会将屋内的人埋得严严实实，不留存任何空气和空间给人以生存的希望。

相比之下，村民陈云芝则幸运了一些。16点30分，正是干活的时候。陈云芝和丈夫在离家不远的地里挖土豆，他们的三个孩子全都在自家土房的书桌前写作业。地动山摇的30秒，土房的木头房顶全部坍塌下来，掉下时，两块木板恰好支在了一起，形成了一个人字形，三个孩子被困在下面的空隙里。陈云芝和丈夫就用两双手，在半塌的房屋废墟中刨出了三个孩子。

见到陈云芝时，她的丈夫正在废墟中用铲子挖些什么，我以为他试图从中挖出些有价值的财产。“挖两件娃娃的衣服，娃娃们在镇卫生院，没有衣服穿。”陈云芝说。她对挽回财产损失已不抱太大希望：“我家死了两头猪、一头牛，牛前几天刚打过防疫疫苗。土房是三年前新盖的，花了七八千元。砖房今年正月才住进去，花了五六万元，盖完房子，家里一分钱积蓄也没有，现在也成了危房，不能住了。”一路上，她喃喃地重复着这些关于猪、牛、房子的话，显得很焦虑。有时随手抓一把身旁的野草，在手里使劲地揉搓，像是以此来发泄自己的怨气。唯一的安慰是家中无人重伤或死亡，后山的地还在，夫妇俩凭自己的双手能够活下去。

8月3日夜晚的李家山村，村民们多像陈云芝一样，只能依靠自己和乡邻。“我就站在门槛边，一只脚踏出门外了，房子就开始左右摇。”51岁的戴洪才被晃倒在门边，连滚带爬地离开家中。“眼前全是黄土，什么也看不清。”戴洪才的家在最靠山脚的红石岩社，下面就是牛栏江上的红石岩水电站取水坝，上方是王家坡社。云南省国土资源厅后来的勘测结果显示，地震诱发了红石岩堰塞湖、甘家寨、王家坡三个特大型滑坡，其中两点就在戴洪才家前后。他眼前的一片模糊，都是山体滑坡扬起的尘土。戴洪才耳边一直响着“轰隆轰隆”的声音，等尘土稍微消散时，才发现滑下的土石筑起了几十米高的石坝，将牛栏江拦腰截断。雨季的江中水量充沛，上游来水正在积聚，眼看着就要到和房子平齐的高度。

“往上跑”，是红石岩村民的第一反应。40余人顺着山坡上的小路往上爬。说是路，其实只是长满了荒草的山坡而已，村民们挑着平缓的地方，生生辟出一条路。戴洪才的右膝盖上方在门边被压伤了，走起来一瘸一拐的，一群人相互搀扶着，前进得很缓慢，最后只能在途中一块耕地旁简易的雨棚停下来。

“晚上22点左右开始下雨，我们40多人躲在塑料棚里，身上全是水。”说这话时，戴洪才在镇卫生院的救灾帐篷里，昨晚刚下过一场大雨，帐篷里积了两三厘米深的水，而地震当晚的暴雨，则比这场大得多。村里的一位老人伤得不轻，身上只有从家逃出来时的一件单衣，等在雨棚里时，就故去了。

同一时刻，戴洪才的独子戴开雄正在从昆明回来的路上。这个23岁的年轻人显得很冷静，在昆明买了一大包面包和矿泉水带在身上。到达火德红镇时是凌晨2点，父亲的电话不通，他决定天一亮就下山去找。下山的公路已经中断，戴开雄从镇上西边的小路爬下去，正对上乡亲们上山的路径。相遇时已经是8点，戴开雄背起右腿受伤的堂弟，返回镇上。背上的10岁男孩几乎一路没有说话，母亲在回家找他的途中消失了，只留下一条落在树下的红裤子。“不知道是被堰塞湖淹掉了，还是被别人救了，在哪里都不知道。”戴开雄的叔叔哭着说。

在这个黑暗的雨夜，李家山村的900户人家中，一些人去世，一些人得救，一些人失踪。村卫生所的乡村医生王庆龙靠一辆红色的小摩托车，在山上山下跑了多少趟，连他自己也记不清了。

“地震发生后，我马上接到第一个电话，根本不记得是谁打的，只是跟我说，死人了。”王庆龙回到卫生所门口时是17点15分，门口已经有8个轻伤员。他用卫生所储备的消毒药品和纱布、绷带为他们简单处理伤口后，背上这些急救品就下山了。

红石岩村下面有一个远近闻名的天然温泉，每天都有几十上百人为此而来。“女的穿着游泳衣，男的穿着短裤，站在池子边上，脸上一点表情都没有，全都在发蒙。”村里的惨状更不忍睹。“太惨了，有个妈妈手里抱个小娃娃，才1岁2个月。”王庆龙沿途帮着村民们把尸首拉出来，十几位逝去的乡亲，他几乎每一个都叫得出名字。“我从1993年开始做乡村医生，全村900户，我可以说，900户的饭我都吃过。”但没时间去痛苦，只要是还有气的，第一时间转移到村卫生所或镇卫生院。“疑似骨折的，我就用废木板固定一下。用木棍和床单做担架，为了抬得动，木棍直接插进袖口里。”一晚上抬出了27个重伤员，卫生所的急救针全都用完了。

火德红镇卫生院后院的车棚，当晚就摆满了30多个病床来安置70多个伤员，药品出乎意料地充足。“我们7月31日刚刚开完会，院长告诉我们要做好灾害的药品准备，每个人该做什么都分好了工，没想到3天之后就地震了。”医生张碧向我感慨。

“鲁甸7月7日的泥石流埋了几家人，上级要求我们做好地质灾害的应急储备。每个人不准关机，做好应急预案。”院长马再俊说，应急预案里，所有人员被分为应急指挥组、医疗组、护理组、化验组、疾病预防控制组、后勤保障组等12个组别。7月31日的会议中，每个人刚刚得知了自己的任务，“想忘都忘不了”。张碧说。

腿部受伤的戴洪才第二天住进了卫生院，戴开雄则带着别的亲戚去了火德红中学的安置点。救灾帐篷已经搭建好，棉被也运到了。“镇政府却不把棉被发给我们，说要送到受灾更严重的地方去。家都毁掉了，受灾还不严重吗？当时已经是8月5日凌晨一点了，老乡们一天一夜没有睡觉，最后还是睡的床板。”戴开雄气急地抱怨道。

镇卫生院的物资储备，也会不时支援到别的医疗点去。“口罩？有啊。你要1000个？我可没有那么多，只有70多个。”马再俊在电话里与人协商着口罩的数量。火德红镇副镇长王辉肯定地对我说，卫生局每天都能保障医疗物资的派发。但马再俊向各处求援的电话却一刻也没有停，这次是昭通市的一间药厂：“你看咱们这么多年的关系，你就不能支援支援我嘛⋯⋯”

志愿者

杨怀坤带着一小货车药品到达镇卫生院时，救了马院长的急。此前，镇卫生院列出了一张多达73项的急需医用物资清单。杨怀坤和同行的志愿者最终选定了藿香正气颗粒等十余项最为紧缺的物资，在昭通市采购后，定点送到火德红镇。

杨怀坤是来自郑州一家基金会的志愿者，这家2012年刚刚成立的基金会并无太多支援地震灾区的经验。去年四川雅安地震，他们第一次派出了捐赠物资的三位志愿者，杨怀坤即是其中之一。

“去雅安之前，想得很简单，能把物资送给更多的人就好了。去了之后发现，一面包车的物资，一个村就发完了。”他们带去的是方便面、矿泉水、榨菜这些基本食品，原本想多走几个地方，但最后只帮助了天全县禾林村一个村子。“去的时候觉得我们像一棵树，要给人带来阴凉。去了之后觉得自己像小树苗一样，能做的事很少。”他感性地说。

禾林村并不在雅安地震的震中，也不处于影响救援的交通要道，在杨怀坤看来，是地震救援中一个被遗忘的小村落。“一个50多岁的老太太接了一瓶牛奶，几个火腿肠，当场就跪下了。有村民跟我说，‘我们这里到地震第三天下午才有帐篷物资过来’。所谓物资是一种心理因素，当地村民更多的感觉是被冷落，不受重视。”

有了雅安的经历，再入震区，杨怀坤和同伴们的目标变小了，他们只希望能够直接对口支援一个在资源分配上不占优势的小村镇，将物资直接送给灾民，而非堆积到物资接收点。能与火德红镇卫生院取得联系，得益于来自成都的志愿者李庆的帮助。

去年还在成都中医药大学读书的李庆也是雅安灾区的志愿者。鲁甸地震发生的第三天，她跟随一支杭州的民间救援队进入了灾区。“我们先是到了小寨乡，那里不严重，很平静。然后进入龙头山镇，想要到受灾严重的八宝村去，但是不通路。最后到达了火德红镇，留在了这里。”一天之内，她随10人的团队辗转了四五个村镇，只是亲眼看到了灾区具体是什么情况，但是什么事都没有做。

“救援队队长的秘书，是个年轻的男孩子，昨天突然生气了，跟队长说：‘这几天你就让我跟在后面记、记、记，我什么都没有做，哪怕帮忙把门口的垃圾收拾掉也好！’然后他就去把门口的垃圾都收掉了。”李庆觉得自己跟这个男孩儿有一样的感觉。虽然她掌握基本的急救知识，但是与专业救援队、专业医生相比，自己的技能显然帮不上大忙。她在几个村镇中辗转，好像真的成了“参观”灾区的看客。杨怀坤对李庆说，如果没有她，他们的药品也不可能直接运送到火德红镇卫生院。听到这儿，她才觉得宽慰了一些。

对于杨怀坤和李庆这样零散的、个人的、未经报备的志愿行为，中科院昆明分院科技与教育处处长戴开结是旗帜鲜明的反对者。我见到他时，他刚刚泡好作为早餐的方便面，一碗面没吃上两口，听到我的来意，就迫不及待地说：“这些天我在这里见到了好多志愿者，有的是一个人来的，说要加入我们的队伍，但是我们是专业性的队伍，一般人加入进来也就是搬搬桌子、搭搭帐篷，做不了别的事情。这里不需要，就到别处去，说：我是志愿者，你看我能做什么。别的人也忙不过来，没时间帮志愿者找活干。像这样不对接好，盲目来，绝大多数人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但你来了灾区，要吃吧，要住吧，要交通吧，给灾区增加了负担。”

戴开结说这些话的底气，在于他带领的“中科院科技抗震救援队”是一支专业的队伍，由北京的心理研究所、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和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的科研人员组成，提供心理援助、医疗设备援助和3D灾害与环境评估。心理研究所参与过汶川地震、雅安地震、舟曲泥石流、黄岛爆炸等众多灾区的心理援助，而且在北川、芦山建有长期工作站，帮助灾区民众进行心理恢复。

志愿者刘洋就曾在心理所北川、芦山两个工作站工作过。8月7日，他和同伴们在火德红中学安置点建起了“儿童天地”，每天上午、下午和晚上，与安置点的四五十名儿童一起玩两小时。8月8日这天上午绘画的主题是“我们的家”，刘洋希望40多个小朋友都能画出“以前的家”、“现在的家”和“未来的家园”各自的模样。“这是基本的绘画治疗方式，从大家的画中我们可以看出小朋友是不是有不好的情绪。”

孩子们纷纷拿起志愿者们准备好的水彩笔画起画，刘洋则在人群中寻找起来。“有一个心理状态不太好的男孩今天没有来。”刘洋提到的这个男孩，跟亲戚一起住在安置点。他的父亲在地震中丧生，母亲重伤，仍住在县医院里。“父亲过世，母亲不在身边，等于这一场地震，他失去了父母双方对他的爱。”地震发生后，男孩有两天不愿吃饭，一句话都不跟身边的人说。志愿者们去陪伴他，才渐渐好转起来。

“我们会站在门口说：我可以进来吗？来陪你坐一会儿？如果他同意的话，我们就会进去，简单地问问身体状况，不会问家庭状况，或者只是坐在那里陪他。”在志愿者和其他孩子的影响下，男孩来参加了“儿童天地”第一天的活动。“昨天晚上，很多志愿者轮番去看他，可能给他造成了压力，今天上午他没有再过来。”刘洋告诉我，志愿者们多为好心，但过度关心可能会带来负面效果。“毕竟志愿者不能代替他的父母。父亲在一个男孩心理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男孩的成长过程是向父亲学习的过程，失去父亲，他可能会对未来感到迷茫。而母亲又不在身边，他会害怕再失去受伤的母亲。”对于这样的孩子，心理所的专家和志愿者们并不会马上进行一些特殊的“治疗”，而是会通过建立工作站的方式，对他们予以长期的关注。

李庆不可能像刘洋一样长期停留在这里。离开前，她为卫生院里一位失去双亲的孩子捐献了4000元钱。“我替一位朋友捐的钱，他是绵阳人，在汶川地震中失去了亲人，也是依靠捐助才上了大学，现在东北平静地生活着。” 地震鲁甸援助云南自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