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人劳伦斯·萨默斯

( 劳伦斯·萨默斯 )

天才怪杰

周三下午，“哈佛楼”201教室，萨默斯主讲的“全球化”课即将开始。大约三十来个学生分散在宽敞的大教室里，席间还坐着些慕名前来旁听的访问学者，比如，希腊教育部长。14点，萨默斯从侧门准时步入，浅灰色西装，徒手，没有公文包，也没有笔记本电脑。他漫步到讲台上，提前来到教室的助教已准备好PPT，打出标题：《欧洲债务危机》。

这门有十多个专题的“全球化”课程，萨默斯从不需要借助任何备课本，一切都存储在他的头脑中，PPT的唯一作用，是演示各种数据统计图。他在讲台上来回踱步，然后走下来，站在第一排前，然后走到教室中间，继而踱回讲台，在一把椅子上坐下，一会儿再起身，就像一个陷入沉思的人，旁若无人地大声自言自语，说上一个半小时。他的语速镇定而缓慢，有时停下来几秒钟，等待大脑的巨型内存把信息转变为语言输送到嘴边；有时好像轻微卡住，习惯性地“呃，呃……”好像在试图搜索和抓住合适的词汇，好赶上思维的速度。他的思绪从“一战”、“二战”出发，跨越“冷战”与苏联解体的历史，跨越从民族主义到欧洲联合的主权观念演变史，像一列缓缓启动的列车，渐渐加速，驶入欧盟诞生与推进的历史轨道——然后是国家间关税降低，共同市场建立了；然后是从比利时到荷兰。

当我开始感到历史列车加速向前的强大惯性时，他开始抛出问题：“比利时人和荷兰人会不会觉得哪儿不对劲儿？”“答对了！荷兰人的护照控制现在可以一路通到比利时人的机场内。这意味着，任何能进入比利时机场的人，也能够进入荷兰。现在，荷兰和比利时就必须得有共同的安全防卫了。”“任何一个微不足道的扩张和交叉，都会有一连串的后果；整合一件事，通常意味着，你必须整合更多，如此循环下去，否则，逻辑就会受阻。”他继续抛出问题：“你们看到深化与扩大整合的矛盾在哪里了吗？”“信任，在多深层次上扩大信任。”“没错。”……所谓“庖丁解牛”，大抵如此。在那条轨道上疾驰，当欧元问题祭出时，已有了预料中的答案。哈佛力求向本科生传授“方法论”，它的含义是，抵达理解事物的道路。在这个意义上，萨默斯的课曲径通幽。

课后，我走到讲台前，他正在答疑。前几天，我在校园里与他擦肩而过，他正和助教走出肯尼迪学院。我追上去叫住他，想约他采访。他说，20分钟，我说，1小时，我期待他还个价，但他没有。交易未达成。后来，哈佛学生告诉我，他对时间非常吝啬，但随时随地会被有挑战性的问题刺激，然后一头扎进去，与人辩论。一次课堂上，有个公共卫生学院的学生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给其他国家贷款时，往往设定了很多苛刻的条件，这是不是有点像医生给身患绝症的病人看病，却先要让病人满足条件，才施救助一样？这个问题是在讽刺IMF趁火打劫并事先规避自己救助政策的风险。萨默斯曾是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而且是全球化的支持者。他一跳而起，和这个学生辩论了半个多小时。

( 2006年2月21日，哈佛大学时任校长萨默斯宣布将于本学年结束后辞职，拥戴他的学生希望其留任 )

他的体型已经恢复到担任财政部长时的规模，他开始去健身房。2001年他刚当哈佛校长时，就像只硕大的速龙，眼里闪着犀利的光——他对知识、对变革、对采取行动，也对比萨有无限的胃口，在他扩张的体型内，有着膨胀的抱负。他非常活跃，在校园里行色匆匆，不断抛出问题和要求。几年后，他却在哈佛教师的一片谴责和反对声中黯然辞职。我问他，作为克林顿的财政部长和奥巴马的经济委员会主席，他有没有考虑过到华盛顿或纽约的某个智库机构去任职。这个以智识上的优越为唯一的和最高荣誉感的人告诉我：“我在哈佛已经40年了。在这里每天的工作，都能让我找到一种神经质般的兴奋感。这儿有太多天才的学生和教师。”

萨默斯28岁就拿到了哈佛的终身教职。也许天才太容易沉浸于孤独的精深宇宙里，直到今天，他仍有些不修边幅——西装有点小褶，一小撮没工夫管束的头发倔强地翘着。他有时还会穿两只不同颜色的袜子，言辞锋利直率。他有时会在学校餐厅吃饭，边吃饭边和学生说话，永远都在探究，永远都在与人辩论，口水和面包渣喷溅在衬衣上，有时还被牛排卡住喉咙。斯坦福的人曾告诉我，哈佛那儿是书呆子、怪才的乐园。哈佛则对他们有点阴阳怪气。有一次，哈佛橄榄球队准备与耶鲁橄榄球队决战，萨默斯去动员。他说：“有天，呃，我跟耶鲁校长里奇·列文打电话。他号称他的橄榄球队更牛，你们能，能相信吗？他接下来打算干什么？打算宣布他们更有天赋吗？”然后有点紧张地笑起来。橄榄队的一位球员在他的大学生活记录中带着调侃地回忆，那天末了，萨默斯喊住大家和他打一局，点了这位队员，结果，那枚橄榄球在空中划出一道弧线，正好砸到了萨默斯脸上。

( 2011年3月4日， 美国海军部长马伯斯（左）与哈佛大学校长福斯特签署协议，恢复海军后备训练团项目 )

我问一位有时与萨默斯一起参加筹款晚宴的教授，觉得萨默斯怎么样？他说：“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但不太擅长处理人际关系，缺乏社交技巧。”若是在加州，这也许不是致命的；但这是剑桥镇，是哈佛，更何况他是校长。这位教授告诉我，筹款晚宴上，他们得与那些有出息的（上流社会的）校友社交，不动声色地表现出赞许，鼓励他们：“你们一定能做到的。”——一定能从兜里掏钱的。但在好几次晚宴上，萨默斯中途，有时甚至是在一句话的中途，就走神了。只要无法激起他智识上兴趣的谈话，他随时会把频道调走。他甚至会在一些公开场合神奇地睡着，比如一些国家元首在哈佛演讲。他只有被安排以打羽毛球的形式来和校友交流时感到自在，因为竞技性的东西能让他保持一会儿专注。

搅局人

2001年10月，陆登庭校长（Neil Rudenstine）辞职，萨默斯继任。他跨上马背，扬鞭喝令，哈佛就像受惊的马，脱缰疾驰。哈佛很多人起初都误判了萨默斯，对他的任命打了个呵欠——“经济学家，预算平衡选手，管理型，似乎是个资本主义的冷漠代言人，只需保持前进方向，确保哈佛机器的现金流源源不断。”后来在《大西洋月刊》成名的哈佛毕业生罗斯·格里高利·道特哈特如此写道。

看起来，萨默斯是带回来些政界的作风。他的身边围绕着一些华盛顿的老部下：校长办公室主任、校友会代表、公共关系副主席、校长特别助理、新闻发言人等等，都是克林顿政府时期的白宫或参议院助手。这些人大多不是哈佛毕业生，是剑桥镇文化的外来者。在哈佛的传统里，校长应该是个抵御外部世界的物质主义对大学精神家园冲击的角色。他是共同体的一分子，而不是自视高人一等的领导。我第一次要求采访他，他不同意给一个小时，便说：“你跟我的秘书说说。”跟“我的人”说说，是萨默斯的惯用语，很不受哈佛帝国公民的待见。一位教授曾评价说，这是“荒唐、言不由衷”，“把华盛顿的拉帮结派行事风格带进来，还自诩坦白正直”。初到哈佛，我曾向一位与萨默斯接近的教授询问，如何才能说服萨默斯接受采访。他善意地建议：“告诉他你都采访过哪些政界的人。他不把自己视为学者，而更看重他财政部长的身份。”他在校园里到处停的带司机的“林肯城市”，他前呼后拥的出行风格，看起来，都与哈佛格格不入。

但萨默斯的自我认知，在我看来，始终充满着矛盾。一方面，哈佛的学术共同体觉得他疏离了他们。一位教授告诉我：“他不喜欢我们，不把我们当自己人。”但另一方面，他出身于一个学术世家，伯伯和舅舅都是诺贝尔奖获得者，伟大的经济学家，萨默斯一直把自己的智力优势看得无比重要，对知识有无限的兴趣。他有些笨拙的社交，他的不修边幅，他不够优雅的吃相，他的口无遮拦，他拘谨的谈话方式，似乎又是华盛顿社交圈的异类。萨默斯之前的财政部长叫罗伯特·鲁宾，是他的哈佛恩师。有一天，在一个重要的场合，鲁宾介绍萨默斯说：“现在，我们热烈欢迎财政部的第一副部长萨默斯先生。”这句话一出，萨默斯脸就红了，他好像很不适应“部长”的头衔。

我想向萨默斯求证，便问他，他如何看待大学与政界、商界的距离？萨默斯说：“它们之间的距离一直都在缩小。政治圈、商业圈都越来越尊重专家学者，尊重他们的专业知识。他们需要专家学者，需要学术界。大学与现实世界之间的边界一直都在变得越来越模糊，越来越相互渗透。”也许，这是对他看似矛盾的行为的一个注解：他把自己视为一个学者，但他不再以矛盾对立的方式看待学术界与“外面的人”的区别。他是个在智力上超级自信，甚至有点骄傲的人，他的“官僚气”与其说是贵族主义作风，不如说是种自我掩护。曾有人问他，哈佛和华盛顿有什么区别。他回答：“哈佛和华盛顿都是官场，我不确定华盛顿是不是更官场些。”我问他，你仍坚信知识精英主义吗？他说：“我一直坚定地相信。”

他有无比清晰的理念。他告诉我：“我认为美国今天最大的威胁是，人们对为什么要做一件事有太多的理由和争论，这些争论遮蔽了真正有价值的行动——为什么不能简单地直接去做，并把它做到最好？精英主义是非常有力量、非常重要的思想，每个人都可以从不同的维度、以非常多元化的方式去做到自己的最好。对大学而言，它最有价值的目标就是培养全面的学生，使追求学术的人能够在各自不同的专业领域攀越巅峰。不要忘掉了首要的任务：吸引能做出最大贡献的人，而这些人通常有最雄伟的抱负和最卓越的才华。”过去十几年，全球化和技术革命已深刻改变了美国社会，若要让哈佛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萨默斯认为，必须动些大手术，才可永葆哈佛精神。“竞争，”他告诉我，“如同商界的激烈竞争，是大学的力量。”——就像哈佛在橄榄球赛上必须视耶鲁为竞争对手一样。一次伦敦之行的校友会晚宴，他来晚了，直到他的席间演讲开始，他也没吃上饭。当时在场的人透露，他以一贯的达尔文主义式的刻薄语气说道：“这样一个不能即时把沙拉快速端上桌的国家，注定只能沦落进第二梯队。”

这个彻头彻尾的精英主义者，力求捍卫哈佛的顶尖地位，确保哈佛在世界的教育和研究领域处于前沿。但哈佛不是行事直率、如丛林社会的华尔街（萨默斯是金融拯救方案的重要参与者）。他的直率改革藐视哈佛错综复杂的生态和文化传统，像个搅局的人，在哈佛掀起轩然大波。

萨默斯上任后，要搞课改。他认为本科生课程不应只是永无止尽的各种“方法论”，而应该来点实在的干货，讲点事实。但当他问一位历史系教授，为什么教了好几代人的“艺术13”选修课消失了？他回忆说，那位教授的表情里夹杂着自以为是与欢喜，回答道，你怎么能指望任何一位有自尊心的学者，在短短一个学期里，像发射大炮一样，把学生从“洞穴时代的艺术”直接打到“毕加索”？教授们认为，自己的领域已经过于专业化了；研究永远比通识教育重要，自己才是学校永久的主人和最重要的资源。

他想重振学术纪律，理清学者和外部世界扑朔的关系。撞入他视野的是非洲研究系的康奈尔·韦斯特（Cornel West）——17名“大学教授”（University Professor，哈佛教授的最高荣誉职位）之一，地位很高，超越行政机构之上，直接向校长汇报，可以在任意一个院系授课，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最有名的公共知识分子，做过总统候选人顾问，制作过个人的说唱Rap CD。最重要的是，非洲裔。非洲学系是前任校长陆登庭不惜重金打造的“梦之队”，而韦斯特是灵魂人物。萨默斯低估了拿韦斯特开刀的微妙处境。他把韦斯特叫到办公室谈话，直接指出他因为去给参选总统助阵，有三周没给学生上课；批评他多年来没什么新的学术成果，全靠吃老本，把过去的著作翻来覆去改改出版；给学生的分数放水；而他的Rap CD简直就是毫无学术价值的烂货。媒体报道，事后，萨默斯自我感觉良好，该说的都说了。韦斯特却很愤怒。

这件事闹得满城风雨。哈佛学术圈本来就对萨默斯存有偏见，加上涉及到少数族裔，舆论对萨默斯很不利。哈佛的“媒体明星学者”并不少：风靡全球的法学院教授迈克尔·桑德尔就是代表。在哈佛时，桑德尔正在东欧各国旅行，行程近一个月；他通过邮件给我发来两张他在桑德斯剧院上“正义”课的照片。“这两张是相当戏剧性的。”他在邮件里特意解释——其中一张，倾斜的背影，满头银发，伸直的右臂，正指向上千名学生的坐席，充满力量；另一张，两手揣在裤兜里，正向讲台下踱步，马上要跌入上千的人群中。这种戏剧性的展示，无疑是为了追求传播性。在一部分教授看来，这也是拓宽知识疆域的一种方式。萨默斯无疑管得太宽太紧，这种带着集权色彩的监督管理方式，与复杂多元的哈佛学术生态系统相抵触，也违背了学者自由、不受干扰地从事研究的传统。韦斯特说，“萨默斯就像闯进瓷器店的公牛”，“微妙和危险情况中的暴徒”，并宣布准备出走普林斯顿。

萨默斯进行了多次私下的和公开的道歉，韦斯特不依不饶。幸好，一件偶然的小事救了萨默斯。韦斯特形容说，“萨默斯就像以色列总理沙龙”，而萨默斯是犹太后裔。这一有反犹倾向的言论，立即扭转了舆论的方向。哈佛对韦斯特说，你走吧，慢走不送。在哈佛，谁都可能成为闯入瓷器店的公牛。

哈佛人

萨默斯任内做了几件了不起的事。他为哈佛筹募了十几亿美元的基金，哈佛基金达到了260亿美元，把剑桥牛津甩出几条街；在他任内，本科生的小课数量翻了三倍，学生能有更多机会与教授互动；他设立了更多的本科生奖学金，给贫困的优秀学生建立无障碍完成学业的绿色通道；他还认为，对人类社会进步很重要的一些学科，如基础科学、教育学科、公共服务学科等等，因为不赚高薪，缺乏吸引力，于是推出奖励制度，对选择读不赚大钱的重要学科的研究生给予经济补贴；他提拔年轻的、有潜力的副教授，而不是给吃老本的成名学者终生教职；他在阿尔斯顿进行了大量收购，兴建了科研基地。

在保守的哈佛，他的言行风格和改革政策得罪了很多学者。理念的冲突、校长与各院系间权力与资金分配的消长、学科间的不平衡，扑朔迷离。最后，因为一个“女性智力可能不如男性”的不谨慎言论，艺术与科学学院的教授对他投了不信任票，萨默斯宣布辞职。

萨默斯说，那天他的“感情非常复杂”，他对自己与文理学院的同事们之间的不快表示遗憾。“有一些时候，我本来可以更聪明、更谦恭地挑战这个团体，这是我要吸取的教训。”那天，萨默斯发表声明：“我很不情愿地得出结论，我与文理学院同仁的隔阂，已经使我无法推进对哈佛的未来至关重要的革新日程。因此我认为，学校最好选择一名新的领导者。”在哈佛校园里，很多学生都很喜欢他。宣布辞职那一天，他走出马萨诸塞楼的校长办公室，很多学生都上前围着他，拥戴他，他与学生们握手，场面很动人。

美国的高等教育研究者们普遍认为，近30年来，大学校长已经变得非常被动和沉默寡言。他们不出格，不主动作为，小心谨慎，对学校发生的一切不表现出兴趣，只求保证大学机构的正常运转。人们很怀念哈佛历史上的一些校长，比如詹姆斯·科南特。他当哈佛校长达20年之久，当时，他坚持要把贵族的大学教育面向所有有天赋的人，推行精英教育。他的这一番主张，在校内外引起了极大的轰动，但他坚持己见这么做了。而今天的校长们则恰恰相反。哈佛一位教授说：“也许，劳伦斯·萨默斯渴望成为一名领袖，而我们的文化需要的是一位经理。”

自“冷战”结束，漠视主义成为了哈佛精神的一部分。一位哈佛毕业生如此写道：“塞得满满的简历，没有牺牲的特权，没有理想的抱负。”哈佛失去了伟大的动力。

也许，“9·11”是个使哈佛重新变得伟大的机会。恐怖主义袭击发生后，萨默斯发表演讲，呼唤大学应承担起对美国的道德责任。他赞扬美国军队，鼓励毕业生参军。在美国学术界批判性的反美氛围中，他的言论显得大胆又激进。一代又一代的哈佛校长都未曾让“海军后备训练项目”进过哈佛校园，但萨默斯却同意了。“后备训练项目”给贫困的本科生支付大学本科的学费，作为条件，这些学生毕业后需进入海军服役。哈佛的传统文化不愿意把学生送上战场，这跟最初那些贵族学生的父母施加的压力有关。越南战争中，哈佛是反战的，它不仅拒绝了“后备项目”，而且教授都给学生打高分，以免他们毕业后不得不选择去当兵。这个奖学金后来被“驱逐”到了麻省理工。

这一次，萨默斯鼓励介入。他允许“海军后备训练项目”出现在招生简章上，允许进行校园招聘。他以爱国主义的论调鼓动：“如果我们的学生中有人加入了海军后备训练项目，每个哈佛学生都应该为此感到自豪。”他哀叹“后越战时代东海岸精英与一些主流价值观的分裂”，希望这场对恐怖主义的战争，因为不存在“越战的道德模糊性”，可以实现“学院与整个国家的和解”。

但哈佛已不再是希望变得伟大的哈佛。因为“海军项目”在同性恋问题上的政策是“不问，不说”，违背了哈佛支持同性恋的自由主义立场，它受到抵制，最终未能进入校园。当美国士兵开赴伊拉克战场时，哈佛却因一位伊斯兰学生在本科生开学典礼上做了一篇题为《我的美国圣战》的演讲，而陷入四分五裂——媒体铺天盖地质疑，哈佛内部则充满言论控制还是言论自由之争，好像给了哈佛人漠视伊拉克所发生的一切的理由。一位2001年毕业的老哈佛人写道：“没有来自华盛顿的号召，没有对志愿者的动员。……我的朋友中有几位加入了志愿者，但他们是出于不得已，哪怕没有‘9·11’，他们也必须去空军和国务院。一些‘烤猪’的朋友也加入了不同的分支，似乎旧世界的贵族义务还残存于这些俱乐部里。而对我们剩下的人，参加军队或中情局或外交部，则意味着冒太大的风险——不仅是我们的生活，也是我们的个人抱负，我们对财富、声望和权力的梦想。……‘9·11’的战争，也许会是我们这代人被铭记的关键时刻，但却不包括我们这代人的精英。我们不属于那些在遥远的土地上战斗与死亡的年轻美国人，他们是在哈佛不占主流的中产阶级或工人阶级子弟。”看看那年他们的毕业留言就知道：“有一个基本可套用的公式：大家好，我想告诉大家，我刚在Y（比如国家航空航天局、时尚设计公司、货币基金组织）过完夏天，刚抵达X（纽约或华盛顿，洛杉矶或伦敦）。我会在这儿待一年，干Z工作（通常是投行、白宫发言人办公室），然后去P（欧洲、里约）旅行一圈，结束后去Q入职（摩根斯坦利、耶鲁法学院、斯坦福医学院）。是不是快疯了？附件里有照片！”

萨默斯不断地告诉哈佛学生，“满足于发展你所独有的才能，发展你能做出独特贡献的能力。你不仅仅由于责任感受到重视，而是因为你所取得的成就”；“奉献的方法有多种，可以通过你的智慧来奉献，通过你出色的求知欲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来奉献，要不断地提出新问题”；“这个世界能够，而且将会向更好的地方前进。并非因为进步已经预定，也并非因为进步是某种天赐之物，而是因为，人们能够通过自己的贡献取得进步”。也许哈佛人记住的，不是“贡献”，而是“成就”；“智慧”毋庸置疑，却没有人肯定，世界是不是变得“更好”。

萨默斯曾希望给哈佛“留下遗产”。我问他，如果时光可以倒流，你能重新做一次校长，你会做什么？他告诉我：“我对自己当时所做的事情非常自豪。”我问，你有遗憾吗？他回答：“我不是容易回顾过去、唏嘘遗憾的人。我遗憾，在我的校长任期内有那么多的争议，而我是那些争议的重要部分。但我相信，有如此之多的强烈争论，正是因为这所大学的蓬勃发展而生。”但愿如他所言。（文 / 蒲实） 大学教育劳伦斯哈佛劳伦斯·萨默斯萨默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