芦山地震与十年减灾路

（文 / 吴琪）

( 史培军 )

两次地震灾害不可比

三联生活周刊：刚刚过去的芦山地震，很容易让公众联想到5年前的汶川大地震。从你作为灾害评估专家的角度，怎样看待这两次地震？

史培军：这次芦山地震后第五天，我们专家组一行16人，深入雅安芦山、宝兴、天全、荥经、雨城等4县1区、20多个乡镇受灾现场，对灾情进行综合评估，并对恢复重建提出决策参考。

芦山地震最大烈度为9度，面积208平方公里，等震线长轴呈北东—西南走向分布，芦山县有5个乡镇都在这个区域内。芦山县、宝兴县、雨城区、天全县、荥经县等21个县（市、区）受灾，都位于6度烈度区内。

我提到的“烈度”，与“震级”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震级是地震爆发出来的能量总和，我们将这种能量分为不同的等级；所谓烈度，是地震发生时，在波及范围内一定地点地面振动的强烈程度。烈度客观表明了各地结构受损的严重程度，它成为抗震救灾指挥部安置转移和恢复重建的重要依据。

( 四川省芦山县在地震中受损严重的房屋 )

总的说，这次的芦山地震和2008年的汶川地震灾害不可比，芦山地震震中烈度大约为9度，而汶川地震震中烈度为11度。汶川地震的遇难和失踪人口有8万多人，烈度为6度以上的灾区有50万平方公里。这次芦山地震遇难人数近200人，6级烈度以上地区不到5万平方公里。

三联生活周刊：芦山地震的重灾区受损情况怎样，高烈度地区不多，是不是房屋受损不是特别严重？

史培军：我们分别对地震烈度9度区、8度区和7度区的房屋受损情况进行了抽样调查。芦山县老城区北街和根雕一条街是其中两个抽样点。我们发现，大量房屋从街面的角度观察，外观基本没有受损。但走进屋内一看，很多房屋的填充墙出现了多处“X”形的剪切断裂，有的承重梁断裂、承重柱发生了位移。走到房屋背后，可以明显看到地基下沉。在地震烈度9度区，房屋结构普遍严重受损。其中，太平镇破坏最严重，一些房屋被震倒。

芦山地震造成的影响，具有沿着地震断裂带、呈带状分布的地震—地质灾害特点。在这个带状区域，无论是在显形地震带还是隐形地震带附近，房屋的破坏都很严重。

根据我们在现场看到的情况，芦山地震及其灾害的特点主要有6条，即：地震波及范围呈带状分布，致灾强度大；灾害造成的人员死亡少，房屋破坏大；山大沟深，群山起伏，救灾难度大；灾区地质条件复杂，潜在危险大；灾区经济社会欠发达，恢复重建投入大；生态系统价值显著，生态重建意义重大。

三联生活周刊：这次7级地震的伤亡人数比较少，是不是与汶川地震后，四川全面提高房屋设防能力有关？

史培军：芦山地震死亡人数较少，确实与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工程有密切关系。值得注意的是，这次地震的主震区，是上次地震的重灾区。我们在灾区现场发现，在汶川地震后恢复重建中修建的房屋，抗震设防标准明显提高，基本都从普通的5度提高到7度，起到了明显的抗震减灾作用。

我们在天全县大坪乡毛山村看到，大坪乡中心小学修建于汶川地震之后的2009年，由于位于断裂带上，学校的两栋教学楼都出现了承重梁钢筋弯曲、地基与整栋楼明显位移、楼体倾斜等现象，结构严重受损，但都没有倒塌，基本符合“大震不倒”的设防标准。在芦山地震灾区，很多房屋成为类似这样“站立的废墟”。只要房屋的框架不倒，生命就容易保住。

灾害评估的技术与非技术因素

三联生活周刊：专家组的核损工作重点是哪些？哪些数据会对政府决策产生重大影响？

史培军：我们对地震的地质情况、次生灾害、房屋受损情况、经济损失等会做一个全面的评估。受灾地区最在乎的是经济数据。我们作为核损专家，去到灾区后好像变成上帝，大家拉住我们的衣袖，让我们给他们的受灾情况评得严重一些。

比如这次芦山地震后，他们初期报上来的经济损失是2000多个亿，我们用模型快速评估为550亿～980亿元，美国地质调查局（USGS）评估为10亿～100亿美元。你想想，汶川地震给四川、甘肃、云南带来的直接经济损失一共是8451.36亿元，其中四川省达7717.17亿元。芦山地震的能量只有汶川地震的1/33.3，它的经济损失不可能超过汶川的1/10吧？即使是单位面积的经济水平提高了，损失也不可能达到2000个亿的水平。

汶川地震后，当地报上来的经济损失是1.3万亿元的损失，我们专家组最初快速评估为8000亿～9000亿。当地一个官员半开玩笑半是无奈地说：“教授，你们到底有没有同情心啊？”实际上我们考虑到了科学和经济等多方面因素，才能核定最后的经济损失。烈度在9度以上的地区，85%的房屋不能再用了；烈度在8度以上的地区，通常房屋的倒损率为50%以上，芦山县1/3的房子要重建或加固。现在单位面积的经济损失比过去增加了，2008年汶川地震的重置费是按每平方米1000元来算的，现在是每平方米1000～2500元不等，主要是考虑到这几年建房的材料费、人工费的上涨。

三联生活周刊：当地官员信服你们评出的灾损状况吗？统计受灾情况是个复杂工程，其中的技术因素能精确到什么程度？

史培军：我们每到一个受灾乡镇核实情况，会让当地官员填写30多个表格，包含上百个指标。我们既通过走访去看房屋受损情况，也用遥感技术等判断受灾程度。这上百个评价指标非常繁杂，总结起来，表现了几个基本思路，其中最重要的指标——房子有没有倒？根据国际上灾损规律，地震损失中，房子倒塌造成的损失占到灾害损失的一半以上。

这次地震再次证实了，不同类型的房屋，在什么震级下容易倒塌，是有一定规律的。芦山地震中，砖混结构的房子受灾最重。完全木结构的房子，这次很少倒塌，木房子怕的是地基崩滑或被滚石压砸，适应地震的能力较强。砖木结构的房子在地震中受灾也不很严重，钢筋骨架的房子就更没问题了。

我们基本上是由一线野外考察得出数据和遥感数据，这些数据为中央的灾后重建决策提供了依据。

三联生活周刊：房屋受损给当地老百姓带来的损失最直接吧，农民们有了积蓄往往用来建房子。

史培军：四川乡镇的普遍情况是，农民没多少资金建房，一般是有了钱先把第一层建起来，等什么时候再筹到钱，才把第二层也建起来。

我这几年看到的是，灾区里真正过农村生活的人并不多。很多农民带着多年积蓄搬到了小镇上。他们盖了两层的房子，楼上住人，楼下就是经营场所，基本上是搞农家乐，或者开个小超市、小服装店。每层房子100平方米左右，一般家庭五六口人。

三联生活周刊：老百姓从山区搬到平地，是他们为了避开高风险地带而被迫离开，还是主动的选择？

史培军：我觉得主要不是安全意识起作用。地震等自然灾害毕竟是小概率事件，而且中国人的防灾意识还是比较薄弱的。实际上是机会意识让他们往城镇集中，山区对农民来说是没有前途的，但凡有点本事的家庭，都千方百计在城镇买地皮建房子。特别现在独生子女多，农村父母的钱一个用来投房子，一个就是用来投孩子。

房子几乎占到他们财产的90%，房子对他们而言不仅是住宿，更是谋生手段。灾后重建的资金，分到老百姓手里是比较少的，那些自己花了一二十万元建房的农民，补贴的钱肯定不够他们重新建房。所以我们在下边调查时，老乡总是跟我们说，不要把他们的房子“划圈圈打叉叉”，意即不要让他们推倒重建，他们希望房子加固后还能用。

三联生活周刊：汶川地震后，灾区获得的社会各界捐赠款物达到750多亿元，政府也投入了很大财力来帮助灾后重建。你提到老百姓重建房屋的补贴有限，其中的原因是什么？

史培军：地震后，灾区获得了资金来提高设防，但是钱主要是补贴给学校、医院、办公等这些公共项目，以及公共设施等，老百姓个人拿到的补助比较少。而且，我们谈到的设防标准，只是城镇房屋的标准，农村房屋目前还没有设防标准，我们防灾减灾的法律法规也是严重滞后的。

中国房屋建造标准的现状是——“不设防的农村，设防水平低的城市”。我建议中国灾区的设防标准应该普遍由6度提高到7度，农村地区的房屋如果能强制规定建房标准达到6.5度，那么发生灾难时，多数生命是能够受到保护的。实际上，把一套设防水平低的房屋加固到6.5度，平均一户人家只用3万～5万元。在6.5度的基础上，只要加上圈梁和承重墙，就能达到7度结构不倒的抗震水平。农民自己资金有限，这些工作政府应该做在前面，不然灾难发生了，承担损失仍然是政府的事情，人的生命还保不住。

三联生活周刊：你曾经提过，发生过大灾的地区反而是安全的，短期内同一地区连续发生大灾的可能性很小。那么，同样处在高危地带，近期没有发生大灾的地区是不是更需要提高房屋设防呢？可是如果灾难没有发生，舆论和公众都关注不到那里，他们反而缺乏提高设防的资金？

史培军：这确实是个悖论，灾区重建需要提高设防，那些处在高风险地带的其他地方也需要加强设防。可是我们目前都是随着新闻热点跑，灾后的关注很足，对于高风险地区灾前的防范，重视还不够。

举国应对灾难的强大与脆弱

三联生活周刊：刚才你提到，灾区的人往往希望把自己的灾情评得严重一些，这样可以获得更多的重建资金。灾难也确实给了四川灾区一次受到极大关注的机会，怎么理解这种灾难与重建的关系？

史培军：灾难是让人痛苦的，生命的失去、财产的损失，但是灾难又给当地经济换来了一次脱胎换骨的重生机会。这就是灾难和重建的辩证关系，或者说是除害和兴利的辩证关系。中国政府和科学界在大量的防灾实践中，建立起了综合防灾系统，对于中国的综合防灾减灾系统，国外给予很高的评价，我们发挥了举国体制的优势，短时期内动员不同部门，救灾效率非常高。

汶川地震时，都江堰的向峨乡受灾也非常严重，这几年我先后去过那里7次，了解灾后重建的情况。2009年我去的时候，看到向峨乡山沟沟里的人基本都搬出来了，政府在山下平地上给他们建起新房子，搞农家乐，房子漂亮极了。我问老乡们有什么感受，一个老太太说：“我们这个乡死了100多人，换来了我们乡50年的经济进步。”我把老太太的话翻译给随行的外国教授，他们听了非常惊诧，老太太虽然目不识丁，却一针见血指出了“世界共同的灾后重建规则”。

三联生活周刊：当地老百姓对这种灾难和重新获得发展机会的关系，普遍是什么感受呢？

史培军：这几年走访汶川灾区，我有两个鲜明感受：一是老百姓太豁达了，震后第一年我去调查，发现大家的生活状态非常好。四川人真是很乐观，我感觉他们好像不怎么需要心理学家去治疗。另一个感受是，经过灾难，人人都学会了兴利和除害的辩证关系。在这些高风险地带，兴利必先除害，通过减灾才能发展，必须学会与灾害风险共生存，经历过灾难的当地人对这个理解太透彻了。

中国几千年来的防灾哲学无非两条：一个是除害与兴利并举，一个是“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但是这个“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是灾后行为。西方人的思路和我们正好相反，他们是把工作做在灾前，通过购买保险，事先集中多方资源应对一方有可能发生的灾难。我们是灾后调集各方力量支援灾区，这就是灾前哲学和灾后哲学的区别。

三联生活周刊：可是，如果我们的救助鼓励了“爱哭的孩子有糖吃”，那么受灾的地区不就拼命喊穷吗？

史培军：事实是这样的啊。当我们的救灾仍旧是举国体制时，能够体现出我国行政效率高的政治制度优越性，同时会导致“爱哭的孩子有糖吃”。“孩子们”拼命“哭”，来抓住这个多少年难遇的援助机会，灾区“等靠要”的思想很严重。这时候中央的态度就很关键了，我们这些科技专家的核损工作也很重要。

汶川地震后的灾区与灾民，普遍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始终觉得政府应该给予更多，灾区与灾民对国家的依赖心理太重了。灾区现在的新房子，特别是办公和学校及医疗设施等大多是政府给钱重建的。对于重建家园，应该在国家给予帮助的情况下，多发挥灾民自力更生的作用。

三联生活周刊：我记得汶川地震后，我们对政府动员救灾能力的高效率感到十分自豪。经常拿来对比的例子是，美国2005年卡特里娜飓风后，美国政府的救灾表现十分迟缓。

史培军：中国政府动员各方能力的高效率，确实举世罕见，这点值得我们自豪。但是我国应对灾害高效率的同时，当基本由政府来统筹支配时，减灾的效益是低下的。这就是举国体制的特点，我们还是按照计划经济的一套在减灾救灾，市场发挥的作用非常小。这次芦山地震，有的网友在讨论，政府有时候面对灾难是不是存在“响应过度”的问题？这些都是举国体制不足的地方。

根据统计，我国近年的受灾财产里边，投保比例不足3%，而西方发达国家达30%～45%。美国卡特里娜飓风，财产损失的45%左右都是由保险公司赔付的。当把这些交给市场后，政府的负担就小多了，市场对资源的配置是更有效率的。所以我们怎么把政府防灾减灾和市场、社会相结合，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现在可喜的是，我国农业保险的推广起到了很好的作用，粮食主产区普遍推广了农业保险。一些沿海省份的农民房也上了台风保险，这意味着市场经济在防灾方面开始发挥了作用。

“走”或“留”的应对灾害哲学

三联生活周刊：四川的这两次地震，会不会使得当地人的不安全感变得很强？人们应该怎样来减小受灾概率呢？

史培军：今天科学对地震的认识，还不足以指导我们的生产与防灾。对于灾区，能做的是：提高设防或者把人搬迁出来。这也是国际减灾的基本思路：高风险地区尽量躲开，但是也不可能都躲开，所以必须生活的地方要做好防灾。

国际上灾后重建的基本原则是就地重建，高风险地带应该尽量躲开，但是还得考虑现实情况。比如2010年舟曲泥石流，我也参与了灾后调查。那次灾难死亡2000多人，这些人基本居住在一条长长的泥石流沟上，属于高风险区。我们核算了一下，舟曲县城有4万～5万人，可是它们泥石流低风险地带的平地只能容纳下2万～3万人。所以，往泥石流低风险地带的西部平地迁移了1万多人，往甘肃中川平原地带迁移了1万多人，留下来的人也能够保证安全。

就地重建是国际上一个通用的指导思想。一是因为大灾过后，同一个地区再发生大灾的概率很小。世界上迄今为止，还没有在同一个地点完全重复两次6.5级以上的地震。另一方面，提高设防水平，这样就能与风险共生存。美国的旧金山及日本都做得很好。日本全国房屋的设防标准都在7级以上，城镇达到8级，大都市达到9级，所以2011年日本一场9级地震，死亡人数大大低于我们8级地震的死亡人数。灾难的核心是贫困。

三联生活周刊：我们提到灾区重建，往往看到的是农民住进了漂亮的新房，除了住宿条件外，他们真正的生活情况怎样？

史培军：这也是我们最关注的重建问题，无论汶川地震也好，芦山地震也好，我们形成了灾后救助的一种逻辑：大灾为当地经济创造了一次整体提升的机会，借此可以重新规划经济增长方式。但是我们是否提出了新的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方式，这是问题的关键。

比如这次受灾的宝兴县，一年的财政收入不到一个亿，他们如果向国外出租大熊猫，一对大熊猫一年的租金就有1000万美元。一年如果出租两对大熊猫，收入就超过县财政的收入了。我觉得他们就应该把生态资源的优势发挥出来，而不是当地人纷纷开垦山林、造小水电、小加工厂，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很严重。不然用有些老百姓的话来说，“居住是安全了，生活还很贫困”。那些山区一定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三联生活周刊：你前边提到，灾区不少的人口向小城镇集中，生产和生活一体化，你觉得这种方式是今后发展的方向吗？

史培军：我对这种状况其实很忧虑。我担心的是农民人口向城市集中过快。当农民农业生产时，是用产品向社会换取劳动报酬。当农民们大量挤入城镇搞第三产业，而服务业是不创造绝对价值的，当这么多人都搞“三产”，他们获取收益的机会是很低的，也是不可持续的。所以我发现，脱离了“一产”、“二产”的中国广大农村城镇化是值得警惕的。西方的很多小城镇是保留了生产传统，比如酿酒、家具生产、手工艺品、服装生产，而我们的小城镇都是门面房，有那么多服务业可以发展吗？

我跟四川不同地区的干部交谈，发现离成都比较近的城镇相对乐观，他们的农家乐能够持续发展，有些农民转化成企业工人，过得也还不错。离成都开车一小时以上的城镇，服务业发展就不太好了。比较特殊的是，这次地震后，我发现雅安山区里的一些少数民族不愿意下山，还是守着老家业，生产手工挂毯，效益不错。我对他们的选择是赞同的，他们还在生产，并且产品有独特性，这就保证了他们的发展。

三联生活周刊：如果从更大的视野看，这些年中国的防灾减灾能力获得了怎样的增长？

史培军：我认为从2003年SARS事件开始，中国应对灾难的水平发生了很大变化。无论是制度设计、经济规划、社会管理、文化完善和生态文明建设方面，都渗透了综合防灾减灾的意识。政府的综合防灾减灾意识成了一条“线”，把各个行业和部门的零散“减灾珍珠”串了起来。

我在1988年博士毕业论文里就提出了“灾害系统”的概念，并与1991年发表了“灾害系统研究的理论与实践”的论文，但是花了20多年才受到国际科学界的关注。到了2009年我们终于启动了基于灾害系统理论的“综合风险防范”的国际科学计划，由我和另一名德国科学家牵头。

过去防灾减灾是被看作不创造财富的，社会上认为你不重要，这种研究不被重视。可是一场巨灾的损失是非常大的。政府在执政理念上曾经单一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忽视了社会管理和生态文明建设。现在转变比较大。我们常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我觉得应该从防灾减灾的角度再补充一句：科学技术也要保护生产力。现在全社会也越来越认识到，创造财富和保护财富同等重要，科技进步在保护生命、防灾减灾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 地震雅安地震减灾十年三联生活周刊芦山汶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