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德危机：施正荣的赌局

（文 / 魏一平 贾子建）

( 施正荣 （摄于2012年） )

信任与危机

无锡市高新区，尚德标志性的太阳能生态办公大楼，在阴云笼罩下犹如黑色巨兽。大楼地上高7层，拥有全世界最大的光伏建筑一体化幕墙，在6900平方米的墙体上密布着太阳能电板，可为大楼提供80%的能源需求。2007年底，大楼动工时，尚德股价创下了88.65美元的最高纪录，公司市值突破百亿美元，跻身世界光伏三强，创始人施正荣拥有的个人财富也达到顶点。当年，尚德的产能扩张至540兆瓦，这座耗资2亿元人民币的光伏大楼，整个工程设计容量不过1兆瓦，对处于巅峰的尚德来说，自然不在话下。

仅仅过了5年多，今年3月20日，无锡中级人民法院宣布对尚德实施破产重整。在这两天前，以国开行为主的无锡尚德债权银行联合向法院递交了破产重整申请，截至今年2月底，包括工行、中行等在内的9家债权银行对无锡尚德的本外币授信余额折合人民币已达到71亿元。在无锡采访，就连当地出租司机都觉得尚德破产在意料中，他们的判断来自自身的体验——当年尚德鼎盛时，一到下班时间，公司配备的班车蜿蜒到数百米外，排队等活的出租车有上百辆，现在，尚德厂区门口再不见一辆等活的出租车。尚德一位高管透露，虽然生产还在继续，但相比高峰期的1万多名工人，现在厂区冷清了很多，只有2000人左右。

表面看，压垮尚德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一笔5.75亿美元可转债所引发的财务危机，但回顾过去8个月尚德危机的历程就会发现，早在去年7月，尚德的信任链条就已开始崩塌。

2012年7月31日，尚德突然发布公告称，其外聘顾问在对其持股80%的“环球太阳能基金”（简称GSF）进行尽职调查时发现，GSF为尚德提供的约5.6亿欧元的“反担保”，可能并不存在，有被欺诈嫌疑。“看到这个消息，市领导大为光火，当时政府、银行和尚德三方正处在关键的博弈期，这个重磅炸弹一下子打破了平衡，银行和政府收紧脚步，把尚德推向极为不利的地步。”熟悉这一过程的政府人士告诉本刊记者，“谁还能相信施正荣？”

( 无锡尚德太阳能电力有限公司外景 )

早在去年3月份，针对光伏市场持续不景气的情况，当地政府就频繁派人去尚德调研。“询问尚德有什么困难，希望他们能拿出一个渡过危机的方案。”上述政府人士称。当时，尚德发布的2011年财报显示，企业已经净亏损超过10亿美元，毛利率大幅下滑。此后，尚德开始酝酿如何向政府提方案，“前后提了几次，在下面就没通过，政府希望看到尚德拿出一个起死回生的路线图，看到有救活的希望才会出手相救”。

到7月份，更为紧迫的财务危机已经逼近。按照尚德方面的节奏规划，必须要在去年9月份制订好危机方案，12月份开始实施，才能赶得上应对今年3月份到期的5.75亿美元可转债。2008年3月，尚德股价尚在40美元之上时，其通过发行“可转换债券”募集资金5.75亿美元。根据协议，这些债券可以在2010年3月之后，以41.13美元/股的价格转换为尚德股票，而若债权人不实施“转股”，则尚德必须在2013年3月将这些债券赎回。此后，尚德股价一路下跌，到去年已经下跌至5美元以下，远远低于“41.13美元”的转股价，投资人显然选择要现金不要股票。可转债，就变成了现实的债务。

( 2010年6月11日，美国前副总统阿尔·戈尔在访华期间参观无锡尚德电力有限公司 )

为了填补这5.75亿美元的缺口，尚德不得不考虑出售旗下的GSF股份。GSF主要从事太阳能光伏电站开发、建设和运营的投资，已经在意大利建起了一座140亿兆产能的电站，并且拿到了政府的大额补贴，属于优质资产。尚德拥有GSF80%的股份，施正荣本人还拥有10%的股份。2010年5月，GSF从中国国家开发银行获得5.542亿欧元的贷款，用于投资欧洲光伏电站，尚德为此提供担保。“当时董事会不同意，施正荣就动脑筋，为了打消董事会的顾虑，让GSF的另一个股东，用其持有的5.6亿欧元的德国政府债券，为尚德提供了反担保。”

如果一切正常，尚德用出售GSF的钱就足以偿还可转债。可是，就在准备出售前的财务评估中，却发现那5.6亿欧元的德国债券“可能并不存在”。理论上，只要GSF的电站正常运行，能够如期偿还国开行的贷款就平安无事，但这却让尚德多了一份财务风险，更直接打乱了其出售电站筹集资金的计划。

( 尚德电力控股有限公司在无锡的生产线（摄于2012年） )

更关键的是，让施正荣在政府和银行面前失掉了信任。

拒绝透露姓名的一位尚德高管向本刊记者回忆，早在2012年春节前后，针对庞大的银行贷款和高达81%的资产负债率，银行就开始考虑对尚德收紧贷款。“但银行与尚德之间是相互制约的关系，已经贷了很多钱，如果不救，很有可能前面的贷款都还不上。”这位尚德高管分析说。对尚德和其他光伏企业贷款最多的国家开发银行曾提出一个方案，要追加贷款，必须让施正荣拿出他所有海内外资产做无限责任担保。没想到，却被施一口回绝。

按照施正荣对外的解释，尚德作为一家有限责任公司，他并没有义务以自己的财产做无限责任担保。如果按照公司法的规定，这样的解释本无可厚非。但正如一位光伏投资界人士向本刊记者分析所言：“把公司与个人分开，是西方成熟资本市场上的游戏规则，却不符合中国国情，尤其对银行来说，你自己都不敢跟公司利益绑在一起，它凭什么要帮你。”

有了这层信任危机做铺垫，后来的GSF欺诈消息，就更令政府和银行一头雾水了。GSF欺诈事件后半个月，施正荣辞去尚德CEO职务，由原CFO金纬接任。此后，网络上陆续爆出施正荣与金纬之间相互指责的消息，尚德高管内斗日益加剧。至今年3月初，施正荣被公司董事会宣布免去董事长一职。

其实，在银行追加贷款无望之后，摆在尚德面前的还有一个方案。上述政府人士告诉本刊记者，无锡政府甚至已经让当地国企筹备好了5亿美元，准备应对尚德的债务危机，但前提条件是，施正荣必须转让股权，退出尚德，由国企注资，调整尚德的股本结构。但突然爆出的GSF欺诈消息，让政府收紧了脚步：“一家控股80%的公司用空头支票来做担保，他竟然没发现，谁信啊？谁知道他还有什么没有爆出的投资风险。”政府的要求很简单，进驻企业，全面查账。可是，尚德连这扇门都关上了。

对尚德这艘行驶在冰山间的“泰坦尼克号”来说，“船长”施正荣的选择是——弃船。为什么他不愿意以自己的财富做赌注？这是我们追索尚德危机的起点。首先要回答的，恐怕是——这笔财富到底是怎么来的。

政府的角色

去年国庆节前的一天下午，时任无锡市长的朱克江带队突然造访尚德，表示将会力挺尚德，他在尚德最先进的P4自动工厂车间里向工人们喊话：“有没有信心战胜困难？”“有！”大家的回答很响亮。这次造访，市长还带来了一份“薄礼”——由中国银行提供的2亿元贷款，以维持企业目前的运转。“其实，贷款早就应该发放，只不过一直被银行压着。”前述尚德高管告诉本刊记者，“政府最担心尚德因为资金链断裂突然死亡，企业休克很容易带来稳定问题。”

在此之前，已经有传言说，为了保住美国纽交所的尚德电力这个上市公司的壳，如果无法偿债，尚德方面有意让其控股子公司无锡尚德实施破产。“这是银行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但也是最无奈的结果。”一位参与尚德危机谈判的当地金融界人士告诉本刊记者，“施正荣一直没有搞清楚政府的真正角色，一直到今天，他还以为，不管怎样政府都会出手救他。”

只是，这一次，施正荣错了，政府迟迟没有出手。“尚德的事由省里一个副省长直接负责，施正荣喜欢跟领导联系，但没有一个领导拍板让政府拿钱救他。”一位已经下海的无锡官员告诉本刊记者，“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谁也不敢冒风险，否则救不活谁来担责任？”这位熟悉政商两界的当地人士感慨，施正荣怕是到现在都认为政府肯定会出手相救，却一直不明白当年政府为什么帮他建起尚德，“他误判了政府的角色”。

时间拉回13年前。1999年底，在澳大利亚留学的杨怀进结识了扬中老乡施正荣，他决定回国寻找光伏项目投资。背着十几斤重的投影仪和笔记本电脑，杨怀进跑遍了上海、大连、葫芦岛等地，都没有结果。“他们当时的思路跟政府的招商思路正好相反，不仅不带钱来，还要让别人投资，怎么可能。”参与筹建尚德的无锡官员向本刊记者回忆。

当时的无锡，刚刚成立的新区，面临巨大的招商压力。“当时上海提出一个外资招商门槛，低于500万美元的投资不要。从虹桥机场下来的外商，不能留上海的基本都去苏州了，台商则去昆山，从地理位置上说，更远一些的无锡一点优势都没有，市领导提出要人人招商、科技招商。”前述无锡官员回忆，“无锡有很好的工业基础，上世纪80年代曾是一批国产家电名牌的聚集地，到90年代衰落了，如何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是摆在无锡面前的挑战。能不能从国外留学人员身上下手？我们借鉴了台湾新竹科技园的思路。”

台湾新竹科技园，最早源于上世纪70年代，笼络了一大批美国留学的科技人员回台创业，逐步奠定了今日台湾的高科技产业基础。杨怀进和施正荣处处碰壁，找到无锡的时候连自己都没抱多大希望，但是，他们不知道，扶持像他们这样的归国人员创办高科技企业，已是无锡正在摸索验证的方向。

2000年春节左右，在无锡经贸委一间小会议室里，施正荣向当地官员展示了其光伏项目的潜力，双方一拍即合。“这个项目，有人才、有政策、有土地，唯独缺投资。”当时在场的无锡官员回忆。无奈，时任无锡经贸委主任的李延人出面，向无锡国联等国企“化缘”，但得到的回应并不热烈。直到大半年后，杨怀进通过其他关系将项目报告提交到市委领导面前，通过上层路线，由领导出面约请各大国企老总吃饭，在饭桌上才总算把投资的事敲定。“政府不会直接出资办企业，只能通过私下协调国企出资，因为二者最大的顾虑都是如何免责，走上层路线是唯一可行的办法。”上述无锡官员向本刊记者分析，“只是，施正荣一直搞不懂这中间的微妙关系，他还以为政府帮尚德是天经地义，实际上是二者各有所需。”

2001年1月，无锡尚德成立，无锡国联集团联手江苏小天鹅集团、无锡高新技术投资公司、无锡水星集团、无锡市创业投资公司、无锡山禾集团等诸多国企共同出资600万美元入股无锡尚德，占股75%。施正荣以个人资产和技术入股，占股25%。

尚德刚刚成立的三年里，光伏市场才刚刚起步，公司生存艰难，当时转任尚德董事长的李延人不得不四处筹钱。在施正荣看来，光伏市场迟早会迎来爆发，为此，他三次向董事会提出扩充产能，但“他们总是答应着，但要股东直接投资，谁也不干”。施正荣曾经在接受采访时回忆道。2004年8月，就在尚德第三条生产线投产的同一个月，施正荣的“赌注”得到了验证——德国政府更新了《可再生能源法》，对太阳能等新兴能源发放高额政府补贴，成为《京都议定书》生效后新能源消费的首个爆发国家。对光伏电池的需求瞬间膨胀，2004年，全球光伏市场同比增长了61%。

有了德国这个大体量的经济体支撑，起步最早的尚德率先在市场上占得先机。看到国有资本投资的局限后，施正荣开始谋划上市，他认为，只有去国外资本市场上募集大规模资金，才能抓住光伏市场爆发的机遇。但是，尚德要去美国上市，施正荣不得不面临一场博弈——他需要说服国有股东退出尚德，否则政策上就不允许去美国上市。

这一过程并不简单。前述了解尚德的无锡官员回忆，早前不情愿投资的国企，在看到光伏市场爆发后，又都不愿意退出。最后，由无锡市委主要领导出面协调，以10倍到23倍不等的投资回报，经过一年时间，施正荣终于赎回了所有国有股，为上市铺平了道路。

首富与沙滩上的屋子

2005年10月19日，纽交所CEO约翰·塞恩和施正荣在上海波特曼丽嘉酒店共进午餐，这也是塞恩本次访华的第一顿饭，他此行的目的是为了说服施正荣去纽交所上市。如此姿态，可见当时国际资本市场对光伏产业的热捧。

上市过程波澜不惊。美国东部时间2005年12月14日上午，尚德在纽交所举行上市敲钟仪式。敲钟台上站了12个人，打着标志性黄领带的施正荣在正中间，他的左后方就是无锡市一位副市长，旁边站着的则是施正荣的妻子张唯。尚德股票的IPO价格是15美元，但当天开盘就大涨40%，为20.35美元，收盘时达到当日最高价21.2美元，共募集资金4亿美元。

施正荣原本拥有尚德25%的股份，他又从其他股东手中购买了6.389%的股份，控股尚德的股份升至31.389%。2006年，《福布斯》杂志评选全球富豪榜，施正荣以22亿美元（按照当时汇率折合约186亿元人民币）的身价，超越荣智健和黄光裕，高居内地富豪榜首位，成为“首富”。

“首富”效应到底有多大？2005年，做劳保用品起家的彭小峰进入光伏行业的时候才刚刚30岁，据说他只用了半小时就说服了当时的江西新余市市长，获得了土地、用电、贷款等一系列配套支持，成立江西赛维LDK。相比施正荣的分散投资，彭小峰所采取的做法是快速扩张，甚至比尚德更快、更大，LDK是早年印在彭小峰名片背面的一组英文缩写，意思是“超越光速”。此后两年间，包括河北晶澳、江西赛维、常州天合等一批光伏企业纷纷在美国纽交所和纳斯达克上市，富豪榜上，光伏“大佬”们开始不断刷新财富纪录。

“首富”对施正荣带来了什么影响？面对这个问题，不管是尚德的前高管还是无锡政界人士，却给出了一系列看似矛盾的描述。有人说，施正荣买了十几辆豪车，出席不同的场合就开不同的车，甚至还请了6名保镖。有人说，施正荣还是以前那个味道，是个有点理想主义的“技术男”，仍然喜欢别人在公开场合称呼他“施博士”。一时间，他成了各大媒体上的“创富英雄”，成了“年度经济人物”，与英国王子查尔斯共进午餐，与美国前副总统戈尔共同商议如何拯救地球。或许，“双面”施正荣对这些都不在意，他有更大的抱负，在描述自己的创富心经时，施正荣坦言自己从小受爷爷影响最大——“钱不是省出来的，而是挣出来的。”

有了股市上募集的资本做基础，施正荣终于可以开始施展手脚——“挣钱”。

成为“首富”的2006年，除了持续扩大产能，施正荣做出了在日后看颇具争议的三个重大决策。首先，他在7月份与美国MEMC公司签订了总价高达60亿美元、长达10年的硅料供应合同，协议价格为每公斤80～100美元。中国再生能源协会副理事长孟宪淦向本刊记者分析，施正荣的做法在当时看无可非议，因为随着中国光伏加工制造企业产能迅速提高，依赖进口的原材料多晶硅变得日益紧俏，价格一路飙涨到400美元/公斤。当时有“占硅为王”的说法，施正荣也坦承，尚德上市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筹资购买原材料。若按市价比较，尚德的长单自然划算得很。

第二项决策，施正荣斥资3亿美元全资收购日本最大光伏制造商MSK公司，在当时被解读为尚德挺进国际市场的标志。但一位拒绝透露姓名的光伏企业技术高管告诉本刊记者，MSK公司所擅长的是光伏建筑，这与尚德的主页太阳能电板及组件并未能形成合力。第三项，在2007年初，尚德电力投入3亿美元在上海建起非晶硅薄膜电池生产线，计划在2010年形成400兆瓦产能。薄膜技术是施正荣在澳大利亚攻读博士期间的主要研究方向，但当时从应用材料公司采购的设备技术并不成熟，“某种程度上，尚德成了人家的实验品”。

但施正荣对这些不以为然。他把三分之一的时间用于到各地宣讲新能源是人类的未来，热衷于在各种高级别论坛与学术会议上抛头露面，他直言：“我从来都是这样，我不是企业家，我是科学家。”当光伏市场需求持续上升时，人们赞叹他签下长单是多么明智，他也坦然地享受着各种赞誉，他说：“你们以为是我拍脑袋想出来的，其实那都是我的智慧。”

但是，在孟宪淦看来，施正荣一直忽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光伏产业繁荣的背后，所依靠的仅仅是德国政府高额的补贴。“中国光伏产能90%以上靠出口，其中，德国又占了全球一半的光伏市场，把整个产业的希望寄托在一个外国经济体的政府手上，能不危险吗？”孟宪淦向本刊记者分析，“一个完全依靠市场需求推动的行业并不成熟，光伏产业链的上游多晶硅在国外，下游市场也在国外，实际上中国企业从事的太阳能电池和组件生产，属于并不高端的加工制造业。”

当年与施正荣一手建立尚德的杨怀进，2002年离开尚德后，10年间任职过四家光伏企业，带领其中的两家成功上市，因此被称为“光伏之父”。但是，对这个外界冠名的称号，杨怀进却很不以为然。“什么光伏之父，我不过就是个做制造业的经理人，跟其他所有制造企业一样，我甚至连光伏技术都不懂。”在位于江阴的海润光伏CEO办公室里，杨怀进对本刊记者感慨，“10年来，我一直说，这个行业是一好遮百丑的局面，完全是依靠卖方市场发家，不仅不值得自豪，应该时刻警醒才对。”可惜，面对资本的暴利，没有人能听得进杨怀进的话。在最疯狂的2006～2008年，全国各地一拥而上数百个光伏项目，利润率高达1倍，投资几十亿元3年轻松收回，甚至去国外购买设备，还没有调试好就把100%的订金付掉了，只等着拉回来投产“印钱”。

由贫苦农村出身的杨怀进与施正荣同岁，今年50岁，却已是满头华发。2007年，带领河北晶澳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后，回到公司，他买了《大败局》分发给每个高管，在公司开展危机意识大讨论，但是，没人能够理解，“这个市场这么好，闭着眼都能赚钱，有什么危机可言”。杨怀进告诉本刊记者，他还记得，在上市后的庆功宴上，他对美国投资者说了一番话：“我说，这就好比我在沙滩上建了一所房子，本来值10万美元，可你们非要出100万美元购买，我很不安。”当时，听完这番话，投资者们面面相觑，都以为杨怀进在开玩笑。

2008年底的金融危机，本是光伏产业调整的一个好机会。当时，欧洲市场需求下滑，企业流动资金开始紧张。但是，这股寒潮并没有持续多久，很快，2009年，随着国内“4万亿”刺激政策开始释放投资效应，光伏行业又迎来了一波投资高潮。银行行长排着队来找光伏企业为其放贷，甚至不需要抵押，全部是信用贷款。当时，找到杨怀进咨询投资光伏项目的人来自全国各地，杨怀进感叹：“劝他们放弃，他们还不乐意，现在应该知道，一个没有门槛只需要大笔资金就能随便进入的行业，完全依赖市场需求驱动，而非技术创新驱动，多么荒唐。”前述无锡官员记得，2010年，中国银行在无锡太湖度假村举办培训班，请了光伏业内人士来讲课，虽然主讲人多次提醒银行，光伏产能已经严重过剩，但“银行都是后知后觉，根本听不进去，还是拼命往前冲”。

拥有尚德绝对控制权的施正荣，在公司决策中一言九鼎。他雄心勃勃地描述自己理想中的尚德和高管团队，应该像“一个35岁左右的中年男子，高大、英俊、强壮、有责任感”。为此，他开始从全球猎头招聘背景鲜亮的外籍高管，早年跟随他创业的团队于是纷纷离职。在内部会议上，施正荣总是说：“如果全球电力的5%是由太阳能电池提供的，那我们是没有能力来完成这个需求的，所以我们的发展速度要非常快。”仅2011年，尚德就将光伏产能从1.8GW扩大到2.4GW。2008年统计全球前12家太阳能制造企业，其中4家是中国的企业。到2011年，全球12家当中有9家都是中国的企业，包括第一、第二、第三。从硅片到制造太阳能电池片，2008年中国产能占了全球50%，2011年上升到了64%。

尽管行业环境面临巨大风险，但尚德仍处在一片歌舞升平中。出租车司机对当年尚德的赞叹，常常挂在嘴边的例证就是：“只要班车不经过家门口的尚德员工，上下班打车全部报销，而且从来不会像其他厂子那样要求员工拼车。”一位出租车司机向本刊记者回忆，有一次他拉了一位尚德员工，本来打车到公司只需29元，但对方却非要让司机绕路打表到50元，因为之前这位员工一直坐自己朋友的出租车上下班，都是故意绕路跑到50元，如果这次打少了在财务那里没法解释。“难道财务人员真的不知道你住哪里吗？”司机很诧异。“知道又怎样，他们还不是也这么干。”对方的回答让司机更诧异了。

但施正荣对这些“鸡毛蒜皮”的管理事宜并不放在心上。他仍然是那个风风光光的“首富科学家”，在国庆60周年招待会上，施正荣是仅有的三位向中央领导汇报的发言者之一；在江苏省经济工作会议上，施正荣大谈产业未来，在省人才工作会议上，施正荣又讲起尚德自己的人才战略。

危机终于来临。2010年后，原材料多晶硅价格一路下滑，到2011年已经跌至30美元以下，尚德当年引以为豪的10年长单一下子成了沉重的负担。经过多轮谈判，2011年，尚德与美国MEMC公司解约，代价是支付2亿美元的违约金。此后，尚德决定自己投资多晶硅，开拓全产业链。“其实，当初多晶硅的价格本来就值二三十美元，都是中国光伏制造企业高价抢购把价格哄抬上去的，转了一圈，又回到了原点。”令孟宪淦和杨怀进感慨的是，这个行业，10年狂飙，并没有诞生革命性的技术创新，因为赚钱太容易，企业也没有心思去真正搞研发建立核心竞争力。

2011年，欧债危机爆发，德国政府大幅削减对新能源的补贴，市场需求迅速放缓。加之，美国、欧洲和印度针对中国光伏企业掀起“双反”（即反倾销、反补贴），光伏产业遭遇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寒冬。

可是，施正荣并没有停住脚步。政府和银行仍在不断给尚德鼓劲。要扩产，新厂房由政府建好，出租给尚德，贷款更是不用愁。在一位尚德高管眼里，施正荣一直被一种巨大的虚幻包围着，并在其中得到自我满足。GDP排名与山东差不多的江苏，却在过千亿的超大企业方面落后于山东，为此，尚德提出，要冲击江苏第一家千亿企业。

一位拒绝透露姓名的尚德高管向本刊记者描述，在尚德的高层会议上，施正荣拥有绝对的权威，“只要有人提醒他新投资所需的资源庞大，就会被他劈头盖脸地训斥，不要跟我谈钱，我有的是钱”。他把时间花在全国各地寻找投资项目上，也的确不缺钱。“他喜欢赚偶然得来的大钱。”在青海、甘肃、内蒙古等地，都有施正荣个人和尚德的投资，当地政府甚至承诺用未开采的煤炭资源来回馈。久而久之，心灰意冷的高管，要么离职，要么就默认。高管们中间甚至流传着一句口头语：“He is the King（他就是国王）。”

杨怀进习惯把光伏市场比作一个由政府控制的开关，他说：“一旦政府把开关一摁，就相当于断了光伏企业的命脉，我没有发现一个行业是完全依靠政府补贴成长起来的。”在他看来，今天的危机，对光伏产业来说，未必是坏事。“以前赚钱都是偶然，未来赚钱就得靠必然了。”

但是，这个行业的开拓者施正荣，未必能有这样的机会了。

施正荣的财富

为什么施正荣选择弃船？产业环境大变，未来的光伏产业再也不会有闷头赚大钱的机会了，此为外因。从内因来说，尚德也并非施正荣的全部，如果幸运躲过这一劫，施正荣的个人财富仍不可小视。

现在，由当地政府、银行和国企无锡国联组成的破产重整小组正在尚德公司内加班加点地查账，尚德最先进的P4工厂也已经由国联接手。这多少有些像轮回，12年前，国联入资帮助建立了尚德，2004年在尚德壮大之前被迫退出，现在又回来参与破产重整。

仍然担任公司董事的施正荣现在已经很少出现在公司。“很久没见他了，除了个别人，我们都找不到他。”尚德一位现任高管告诉本刊记者。我们通过两位接近施正荣的中间人带话希望能够采访他，都没有收到回音。

破产重整，听起来不免凄凉，但对尚德来说，却是所有坏结果中最好一个选择。“作为无锡的名片，政府不希望看到尚德消亡，破产重整就像是夜里闷炉子，先把火种保留下来。”上述接近无锡政府的人士向本刊记者分析，“至于施正荣的个人问题，查到哪一步，现在还不好说。”

一直到今天，也没有人能够说清施正荣的个人财富有多少，投资界普遍估计，他在尚德所拥有的股份，尚不及个人资产的一半。尚德电力2011年的年报显示，施正荣个人持股共5469.9779万股，持股比例为30.2%，其中，5319.9779万股普通股通过其家族信托基金D&M持有。

外界似乎更愿意把施正荣看成一介书生，但普遍低估了他的资本运作能力。所谓他的“个人问题”，主要是指在过去数年间，利用尚德这个上市公司，施正荣在资本市场上的腾挪，其中有两家公司涉及明显的利益输送。

2006年12月30日，一家名为“亚洲硅业（青海）有限公司”（下称“亚洲硅业”）的企业在青海省成立，注册资金5000万美元。其中，来自英属维京群岛的亚洲硅业（BVI）出资4750万美元，持有95%的股份。而公司的主业正是尚德的上游——多晶硅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2009年，尚德开始公开投资亚洲硅业，施正荣从幕后走向了台前，人们才发现，原来亚洲硅业（BVI）一成立，董事名单里就有施正荣和其妻子张唯。之前，施正荣一直隐藏在亚洲硅业（BVI）法人代表张宇鑫背后，而张宇鑫又恰是施正荣妻子张唯的亲属。经过一系列眼花缭乱的股权腾挪，2011年5月，施正荣宣布，由他个人控制的家族信托D&M科技收购了亚洲硅业91.3%的股权，亚洲硅业至此成为尚德的关联方。

关联交易披露后，再回看尚德与亚洲硅业之间的利益往来，令人恍然大悟。从2006年成立到2011年正式被施正荣公开控股，在5年的时间里，尚德至少为亚洲硅业提供了15亿美元无条件支付合约、1000万美元的无息贷款、5亿元人民币担保和近亿美元的预付款项，并且在很长时间中是它唯一的客户。2011年7月，即便在光伏业危机已经开始显现的时候，尚德还与亚洲硅业签订了新的多晶硅购买合同，宣布自2012年起在9年内向亚洲硅业购买6.33万吨多晶硅。

与亚洲硅业几乎同时成立的还有另一家私人公司——辉煌硅科技（BVI）。也是在2006年，也是在英属维京群岛，控制人为施正荣和妻子张唯。第二年，在施正荣的老家江苏扬中市油坊镇，辉煌硅科技（BVI）投资成立了辉煌硅能源公司（镇江）有限公司，其中两位董事都是施正荣的老乡。在辉煌硅能源成立后，尚德电力不仅从辉煌硅能源购买了6370万美元的原材料，还签订了两份硅片购买合约，合约价接近3亿美元。按照施正荣的设计，亚洲硅业生产多晶硅材料，卖给辉煌硅能源，由其切成硅片再卖给尚德，由此形成一个封闭的全产业链模式。当然，这样一来，他在每个环节上都具备控制权。

辉煌硅能源的归宿与亚洲硅业类似。2010年，其他投资者撤出后，辉煌硅能源的控制权被分成两部分，其中尚德电力控股29%，而代表施正荣个人的股权占71%。这一年的下半年，不断有欧洲下调政府补贴的消息传出，为了拓展产业链，尚德宣布以1.23亿美元的价格收购施正荣控制的71%股权。如果算上辉煌硅能源当时持有的8000万美元负债，意味着尚德对这家公司的估值在2.5亿美元左右。可是，按照尚德财报披露的产能，这一收购价格如果换算成单价，折合0.79美元/WP，而当时市场价大概是0.20美元/WP。这意味着，上市公司尚德电力花3倍的价钱收购了由施正荣私人控制的一家公司。

当然，由施正荣妻子或其他亲属控制的投资公司尚未完全明朗。“施博士把钱看得很重，不管是尚德，还是他的个人资产，但是针扎的疼，刀割的不疼。”已经离职的尚德高管向本刊记者描述，施正荣本来在技术上有战略眼光，但他却不愿意在一个领域深耕，总想赚大钱。在尚德高管内部流传着一个普遍说法，认为施正荣与自己亲属和好友组成了一个“影子内阁”，其实际权力远远大于明面上的董事会。“后来我们才发现，原来他的投资都是有指向的，那就是自己家族的利益。”前述离职高管分析，尚德的采购成本居高不下，多半是因为上游原材料企业也有施家的投资存在。“他想自己赚所有的钱，不想分享，终究是害了自己。”

为了尚德，施正荣曾经“豪赌”过两把。第一次是在2000年创业的时候，无锡市政府答应出面帮助筹集国资，但条件是让施正荣必须拿出一定的现金。“再好的技术，只有把你在国外的辛苦钱带过来，大家的利益才能一致。”施正荣爽快答应，他回到澳大利亚把房子抵押给银行，变卖了家具，带着40万美元回到无锡投入尚德。第二次是在2005年1月的时候，为了赎回国有股在美国上市，施正荣签下一笔6700万港元的过桥贷款，用他拥有的31.389%尚德股份做抵押担保，贷款期限为半年。后来，他赢了，拿到了高盛等投行的注资，顺利赎回国有股，促成上市。经此一跃，奠定了对尚德的绝对控制权。

可是，这一次，面对新的赌局，施正荣选择了拒绝。 光伏材料无锡尚德太阳能电力有限公司光伏银行光伏组件杨怀进尚德施正荣无锡贷款尚德电力控股有限公司赌局光伏产业首富企业贷款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