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产阶层，艰难生长

（文 / 吴琪）

房子：中产阶层的紧箍咒？

在网络上流传的对付“国五条”的办法里，其中一个核心思路就是：既然政策是针对差价收税，那么应该赶在各个地方政府出台实施细则之前，抬高房子的购买价格。怎么抬高呢？那就家庭成员之间互相买房，比如子女和父母都买对方的房子。如果父母住在早年的房改房里，论当年的购入价格，可能一套才10万元。现在按照市场价卖给子女，房子的交易价格可能变成100万元。

这样的交易也要付出成本，但是按照“国五条”之前的老办法来算，政府只用征1%个税+1.5%契税+免营业税+0.1%印花税+6元/平方米交易费+其他收费，总计大约不到3万元的税费。若是按照差价的20%交税，将征收大约20万元的税费，这两种成本差价约为17万。交易之后的好处是，如果以后再换房，房子买卖之间的差价就很小，20%的税收也没有多少钱。

另一种对付“国五条”的办法更为直接，那就是夫妻离婚。所以“国五条”实施细则出台后，一些城市出现了排队登记离婚、边办离婚边咨询复婚的事情。这在过去，为了一点经济利益而到了“假离婚”的地步，恐怕会怕被周围的亲戚朋友笑话“鸡贼”。但是事关房产，这是多数家庭最重要的财产，一些人称自家有两三套房不为投资生财、不为投机敛财，仅仅是为了跑赢货币贬值、物价上涨，可出租可待售。“假离婚”成了运用政策对付政策的有效途径之一。当自上而下的政策出台时，作为个体、家庭或是群体，发现自己除了寻找政策空隙之外，几无还手之力，只能采取“屁民”的办法。网友们也为这些做法提供了道德依据：中产阶层先被高房价打劫了所有积蓄和未来10年的生活品质，当他们用10年辛苦恢复元气后准备改善居住，20%的税将中产阶层再洗劫一次。

新政策能够有效稳定房价吗，多数人并不乐观。在仍然是卖方市场的当下，税费转嫁给买方的可能性很大，最终会推高二手房价。大量的购房者又因政策涌向新房市场，也会推高新房价格。

( 在北京国贸林立的商业大厦之间有一片笼中足球场，每到晚上在附近工作的白领们就会来此踢球，缓解一天的疲劳和压力 )

中产阶层和房地产的关系，成为中国社会在过去20年里非常耐人寻味的一个变化。在豆瓣小组上有个“中国城市中产阶级兴趣小组俱乐部”，关于中产阶层，发起人是这样定义的：如果你生活在城里，25岁到45岁之间，有大学学位，是专业人士，个人税后年收入18万～100万元之间，那么欢迎你加入本小组！或者如果你在中国房价最高的杭州、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拥有自己的汽车，并至少拥有一套已还清贷款的房产，那么也欢迎你加入本小组！

“一套还清贷款的房产”，这一说法看起来简单，却是多么意味深长。既然还清了贷款，说明这个家庭不是被房子压垮了的房奴，手头相对宽裕。如果这家人另外贷款买了房子，那么他们是在经济不紧张的前提下，添置了兼具投资性质的资产。

( 2012年4月，在“2012南京海外置业房展会”上，一家房产公司的工作人员正在给客户推介海外房源信息 )

房地产研究者许子枋也将房产拥有水平作为衡量社会分层的指标。他向本刊记者提到，那些在福利分房时代已经攒下第一套房子的人，不少人又用积蓄买了商品房，他们多数在房价暴涨前完成了家庭资产的积累。这些人被许子枋称作中国的“老中产阶层”，基本由政府公职人员或是早年做生意致富的人构成，年龄阶层一般指“50后”、“60后”和部分“70后”。还有一些在政府机关或国企的人分到了“新福利房”，即单位以低于市场百分之三四十的价格将房子卖给职工，房子有土地证和房产证，进入市场后马上就是市场价。

那些已经购置了房产，但是房贷压力较重的“70后”、“80后”后，或是刚刚大学毕业进入社会生活的专业人士，许子枋认为他们只能称之为“准中产阶层”。因为一旦房价快速下行，房市中的后来者往往是经济能力有限、靠贷款勉强买房的人，他们在高价时进入了房市，房市的下跌很容易跌破他们的成本价，他们还面临着巨额的贷款要偿还。许子枋将此称之为：房价上扬带给“被百万富翁”的中产阶层虚幻的快感，抵不上房价一旦快速下行对他们资产的挤压。

已经完全拥有房产的人也未必安全，房产占其总资产的比重会越来越高，成为资产堰塞湖，也同时引发房地产业的供需误判和宏观经济面的误判。许子枋提到，在去年西南财经大学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数据发布之初，中国城市户口家庭平均资产247万元引起了社会广泛质疑，但是大家往往没有注意到“家庭资产40.5万元的中位数”。经过广泛的讨论后，相当一部分民众理解了均值反映了社会总资产，而中位数则反映的是普通老百姓的资产状况。实际上我们只有14.3%的家庭资产超过了247万元的均值。房地产狂热将普通市民尤其是大城市的仅有一套普通住房的普通市民催生成为百万富翁。

但是一个有中国特色的现象是，只要在中国重点城市购买房产的人，他们从总资产的角度来看都是百万富翁，但是大部分人却拿不出100万元现金。“如果类比计算，这其实比美国次贷危机前家庭总净资产的峰值还高。2007年美国家庭总净资产为68.6万亿美元，低于中国的69.1万亿美元，随后2007年至2009年因为次贷危机导致美国家庭总净资产下跌了25％，跌掉了17.5万亿美元，几乎相当于美国一年的GDP。”

许子枋假设，如果中国的房价跌去30%呢？过去20年中国人均收入上涨了8倍，房价却涨了22倍。收入需要数十年的双位数增长，才能赶上房价的上升，他认为：“未来房价出现调整是大概率事件。”

有一种测算认为，如果中国房价下跌30%，只有27.8%的家庭房价市值会低于其成本价，2.91%的家庭住房价值低于银行欠款。也就是说，房价下调30%对银行业的冲击很小。但是与大多数人关注银行不同，许子枋关注购房的社会群体。“如果中国超过30%的家庭房价市值低于成本价，还有约55%的中产阶层资产急剧缩水，中产阶层的压力可想而知。在社会福利体系尚不完善时，如果经济低迷导致大规模失业和资产急剧缩水，中产阶层将迅速滑向下一个群体。”

家庭资产维系在房产上的现实，在中国短期内无法改变。当绝大多数中国人因为投资渠道的狭窄，因为保障系统而缺乏安全感而不得不提高房产配置，其实质是中产阶层承受“房产占其家庭总资产的比重越来越高”的压力。许子枋说，将要出台的房产税，实质是中产税。

偷偷摸摸的中产

“这是世界上最好的阶层，这种中间地位也最能使人幸福。他们既不必像下层大众从事艰苦的体力劳动而生活依旧无着，也不会像那些上层人物因骄奢淫逸、野心勃勃和相互倾轧而弄得心力交瘁。”在鲁滨孙·克罗索扬帆远行之前，他的父亲苦口婆心劝他留下来，安分守己成为一名中产阶级。

这是丹尼尔·笛福1719年在《鲁滨孙漂流记》中写下的故事。曾在理论界风行一时的西方中产阶级研究的理论预设为：中产阶级是历经西方工商业和市民社会发展而形成的具有相近的自我评价、价值取向、生活方式和心理特征以及有市场能力的社会阶层和群体。因此，在市场取向和社会秩序稳定与发展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他们被视为社会的“稳定器”、“平衡轮”、“缓冲器”。他们已经拥有的财产、名望和家庭，这让他们对社会安宁有着超过其他阶层的诉求，他们天性抵制不安定因素，是现状的维护者和激烈变革的反对者；另一方面，他们又是消费社会中购买力的源泉。

中国政府更愿意用“中等收入群体”这个词语，来界定我们社会的中间群体。南京大学社会学院院长周晓虹告诉本刊：与日本、美国等国家中产阶级占到社会人口七八成甚至更多不同，中国的中产阶层处在一个比自身庞大得多的非中产阶层社会中，会有相当的紧张感。

中国社会中间阶层的兴起，已经开始吸引全球性的关注。那些在巴黎奢侈品店排队等着退税的中国顾客，那些在西方世界经济危机时前去购置房产的中国买家，揣着旅游签证世界各地游玩的中国人，还有移民高福利国家的专业人士，成为中国中产阶层留给外界的一个个剪影。

但很快出现的是不少发达国家和地区对这个群体出现“防范”——只许他们少量地在本国购买婴儿奶粉。中国香港、新西兰、澳大利亚、德国等地对中国人购买奶粉的限制，让人不禁心生好奇：中国到底有多少中产阶层家庭，仅仅是其中一部分人养育婴儿的消费需求，就足以使上述国家和地区的奶粉市场受到严重冲击？如果想探个究竟，我们反而发现，中产阶层在中国还仅是一个面目模糊的群像。只是与这个群体相关的新闻来说，有意或是无意，中国的中产阶层体现出了他们生活中共同的需求：以合理价格偶尔购买奢侈品、在世界上自由地旅行、获得优质的福利保障、得到最基本的食品安全。

2011年牛津字典的编辑们把“被挤压的中产”（squeezed middle）评为年度词汇，因为它体现了在金融危机阴影下欧美中产阶级普遍的挫折感，他们没从泡沫盛宴中得到什么，却要面对泡沫破裂后的通胀、债务甚至失业等问题。当欧美的中产阶级开始走下坡路时，中国崛起的中等收入者更为引人注目。

中产阶层到底是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实体，还只是一种自我身份认同的集合体，在学术界也有争论。或者说，对社会阶层的划分，既有物质等客观标准，也依赖于人们对自己身份的主观认同。

日本对社会的中间层问题最为关注，日本总理府宣传室从1958年起每年举行一次“关于国民生活的舆论调查”，专门有一项设问：“按社会上一般的标准来看，你认为自己的生活水平属于何种层次？”回答选项共有上、中上、中中、中下、下，共五个层面。日本从1955年起每10年举行一次的“关于社会阶层与社会流动的调查”（简称SSM调查）中，同样有类似的问题和选项。两项调查的结果都显示，日本国民总体选择“中层”的人数比例居高不下，于是出现了日本“一亿总中流”（一亿人都认为自己处于社会中层）的说法。这是让日本人引以为傲的社会结构，一个规范社会中通过税收制度成功地控制住贫富差距。虽然随着上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停滞不前，日本社会也在讨论他们的中流社会是否崩溃，但中间阶层仍旧是日本社会的主体。

对于如果界定中国的中间群体，各方说法不一，标准一直处在争论中。一些人引用2004年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报告，我国中等收入家庭的标准是——年收入6万～30万元。具体到房产对中国家庭的重要性，阶层分界里边似乎永远可以加入一点——住房问题是否解决，收入的多少用来负担房产。

学者陆学艺以“职业分类为基础，组织（权力）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占有状况”为标准来划分社会阶层，并依此将当代中国社会划分为10个阶层。中国社科院在2010年的研究显示，我国中产阶层的规模约为总人口的23%左右。

不管如何具体分类，中产阶层在中国都属于只占总人口约四分之一的群体。中间阶层是社会的夹心层，原本也是社会两端群体的缓冲层。日本学者很早就提出，中等阶级是社会的脊梁骨，保护这一阶级、防止其坠落到下等阶级是“社会政策的精髓”。他们积极倡导“以中等阶级作为标准阶段，使下层阶级逐渐向该阶级靠拢，谋求上下阶级的融合”。

但中国社会显然不是橄榄形的结构，周晓虹提到，曾有人研究过中国的上层社会，认为这个由权力核心和商界精英组成的群体只占中国社会的3%。再除去占人口四分之一左右的中间阶层，中国社会面临着庞大的草根大众。中产阶层是一个直接和社会底层接触的群体，草根阶层对社会顶层缺乏了解的机会，所以中产阶层很容易成为仇富心理的替罪羊。

这也使得在中国社会，中间人群对自我身份的认同有些“偷偷摸摸”，没有多少人愿意成为对社会不公戾气的承受者。周晓虹提到前年发生在南京的一件事情：公共汽车上，一个乘客因为投币后不能找零和司机吵了起来，吵急了不让司机开车。车上的乘客有的认为乘客有理，有的认为应该理解司机，意见并不统一。公共汽车所在的这条马路比较狭窄，因此堵住了后边几辆小汽车，小车的几个车主等急了，跑上前嚷，车上的乘客瞬间统一了立场：“你们有什么了不起，不就是开了车吗？”

周晓虹说，本来大家对事情的看法只是观点上区别，可是一旦涉及身份问题，阶层间的认同非常鲜明。这也使得中国的中产阶层具有双重心理：一方面他们是改革开放的获益者，也是市场经济的成功者，难免有些沾沾自喜；但是这几年随着社会阶层对立情绪的蔓延，中产阶层逐渐感受到了压力。这种不太愿意承认自己中产地位的心态，也反映了社会环境使得中产者缺乏安全感，他们没有受到公共政策或是社会文化的鼓励和保护。

“杂领”的不稳定性

张鹂是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人类学教授，从2000到2007年，她利用每年夏天回昆明老家探亲的机会，调查研究城市里的居住“革命”对中国中产阶层产生的影响。她发现城市里兴起的若干个门卫森严的小区，在地理上聚合了经济能力相近的人，客观上给中产阶层的形成提供了空间。对于这个新兴群体，最大的特征便是“杂”，各色人等，大家多对自己的财富来源三缄其口。他们一般非常注重门卫、门禁带给自己隐私的保护，以及自己能否表现出与邻居们相近的消费水平。比如张鹂访谈了一个经济水平不错的家庭，他们有能力在某高档小区内买房，但是女主人考虑到自家还没有买小汽车，如果骑自行车进出会被邻居笑话；自家也不是经常吃山珍海味，邻居们炫耀时自己会觉得尴尬。由于认为自己买得起高档房，但是负担不起高档消费，他们选择在经济条件变得更好以后，才心满意足地搬进了高档小区。

仅仅因为买房聚合到一起的人群，虽然经济水平相似，但是由于在教育程度、价值观念上的差异，还缺乏作为统一的社会阶层应该表现出的价值认同等。“杂”也是因为在市场经济的草莽时期，获得财富与个人的教育程度和职业并无直接关系。张鹂向本刊提到，地理空间的聚合，以及房地产商品化过程中对个人产权的确认，使得中国的中产阶层越来越凸显。但是她并不像西方一些研究者那么乐观，看到小区维权行动就认为中国阶层在成熟。小区的维权等行动会使中产阶层的共同诉求更明显，但是还远没有形成共同的阶层意识。“中国的中产阶层还处在成型当中，大家互相模仿怎么吃、怎么住、怎么穿。西方中产阶级形成是很早期的事情了，我们很难去追溯他们形成阶段的细节，但是中国正在兴起的中产阶层，给国际学者提供了非常有意思的观察角度。”

周晓虹也将中间阶层称为“杂领”。他认为1949年革命后中国中产阶层基本上寿终正寝，因此中国当下的中产阶层基本上是第一代，浓缩了西方上百年的历程。尽管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也出现过学者伊万·撒列尼所说的“精英循环”现象，即革命前的社会精英的后代，在市场改革后又从社会下层上升为社会上层，但大多数中产阶层的出现和他们的父辈在革命前是否具有中产阶层背景关系不大。

不过人们注意到，1978年后出现的一部分中产阶层与他们在计划经济体制中占有的社会和经济资源有关：陆学艺的研究证实，中产阶层中的干部和知识分子的地位优势，与他们是否能够调整自己的社会位置，在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社会结构中运用原有的社会关系资源、权力资源和知识资源有关；而戴维·古德曼在山西的研究则发现，中国现在的中产阶层，无论是私营业主，还是国有企业的经理，都与国家及党的组织有着良好和密切的社会关系，这是他们获取经济资源的前提之一。

比较起来，那些缺乏权力依靠的中产阶层，表现出“普遍存在的弱势心态”和“焦虑成为社会普遍心态”。中等收入群体常常这样描述自己的焦虑：他们买不起一套房子、养不起一个小孩、生不起一场大病、不敢换现在的工作……但为了结婚，房子不得不买；结了婚，小孩不能不养；生了病不得不看；经济不景气，工作由不得你不换；父母年岁已大，怎样准备他们可能患上大病所需要的开支……结婚买房、生养小孩、看病养老等都是生命中的一些阶段所面临的基本消费问题。随着改革开放后出生的一代人进入中年，这些问题表现得尤为突出。

日本的管理学家大前研一前几年提出了一个观念：中产阶级的消逝。他用最为简单的问题来询问人们：“你自认是中产阶级吗？请自问三个问题：一、房贷造成你很大的生活压力吗？二、你是否不敢结婚，或是不打算生儿育女？三、孩子未来的教育费用让你忧心忡忡吗？”如果有任何一答案为是，你就会被踢出中产阶级的行列。如果套用到中国的中间阶层，估计很多人都被踢出了队列。

中国的中间阶层总体上对自己的地位还并不敏感，他们宁愿获得物质上的实惠或是精神上的自在，而不那么计较自己到底是哪个阶层。但是随着网络社会的形成，原本在“政治上后卫”的中产阶层开始更多关注公共政策，环境、社会风气、法律法规、房产政策都成为热门话题。一个国家的公共政策，到底是在鼓励高素质的中产阶层的形成和稳定，还是让他们感到惶惶不安，也正是中产阶层感到困惑的地方。所谓有恒产者有恒心，还依赖于什么样的政策给予他们恒心。

许子枋说，那些乐于在网络上表达生活困境的，大多是正在奋斗的“准中产阶层”，那些已经获得较多经济收益的“老中产阶层”往往是沉默的。但是随着中国社会阶层逐渐固化，爆发式的财富增长机会越来越少，“准中产阶层”向上的路途越来越艰难。他们喜欢通过媒介发出自己的声音，希望对政策产生影响而变得强烈的群体诉求，也极可能是帮助中国进一步成长的核心推动力。 阶层固化生长房产中产阶级艰难中产阶层购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