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十七个人的阿娘

18岁，她嫁到了山外这个赤贫的农家，真算是从米箩跳到了糠箩里。仅有的一间矮平房，还要分作前后两截，前面做她的婚房，后面则是猪舍。父亲第一次翻过小山来看她，痛骂自己听信媒妁之言。但一切后悔已晚。好在小两口都健壮而勤快，日子一天天好了起来。随着一个接一个孩子的出生，他们拥有了三间高大坚固的砖房，四五亩遍种瓜果蔬菜的庭院，后山连片的杨梅林、毛竹山，一大畈的水稻田……

她唯一的弟弟来做客了，她欢欢喜喜去厨房为他烧红糖水潽蛋。突然听到门外传来吵架声。她冲了出去，看到血气方刚的弟弟和村里那个著名的地痞扭在一起，那家伙手上有刀！她几乎呆了，然而一等反应过来，她马上冲了上去，一下就把地痞推进了土路边的小河里……多年后我向她求证这件事并问她是否害怕时，她只说：“我只有一个弟弟啊……”过了会儿又慢慢地自言自语，“我阿妈死的时候，他才1周岁啊……”她一边说，一边打着烧饭用的草结头。看着她关节粗大的双手，我胡思乱想：没有这一推，我们就没有舅公了……

土改时，一切辛苦所得都化为泡影。那年她35岁。重返穷困后，她的头上还戴了一顶富农的帽子。她实在气不过，去吵，被改作“上中农”。她仍然愤愤不平：说我们这么多山、这么多田，就是剥削！我们又没有雇人，人家来帮忙，我们不是去换工的啊，哪一天不是天暗进天暗出、老牛一样做啊做的！

三年困难时期刚开始，她已经45岁了，那一年，她最小的女儿出生了。生不逢时，这个瘦得像只小猫的孩子4岁了还不会走路。单薄成一张纸的她，只有眼睁睁地看着小女儿气若游丝的样子，一天又一天，到那个中午烧饭时，她觉得这个孩子似乎确实是要死了。下田干活的老三和老四正抓了几条黄鳝回来，她赶忙去烧。昏睡着的小女儿突然开口了：“阿妈，什么东西这么香啊？”……你看看你小姨，差点饿死的人现在变成了这样一个大胖子！翻陈年账簿时，她总是这样结束对苦难的回忆。

对两个不能幸免而终于夭折的孩子，她也这样自我安慰：算命先生说他们是投错了胎，讨债来的，我们这样的小户人家，就算养大了也留不住的……达观的她总是无限羡慕我们这一代人：只生一个，多少好！两个大人，管一个小的，好好地把他（她）养大，多少好啊……

她自己，一生共生了五男四女9个孩子，活下来7个。在任何一个女人生命中最好的20多年中，她不停地怀孕，生养，哺育，直到大儿媳妇和大女儿的孩子都降生那年，她才完成最后一次生育。

从此她开始养育第三代。

我们第三代一共有17个。每一个都多多少少得到过她的照顾，吃过她烧的芋艿咸菜汤。我们都叫她阿娘（奶奶），这本来是孙子们对她的称呼，我们这群外孙男女们也这么叫她。因为我们都跟着表哥们，在她温暖的灶间里混日子，饿了舀那个大果桶里的炒米粉吃，渴了偷她特意为外公晾好的决明子茶喝。我，她的外孙女，排行第12个，也吃过她煨在火缸里的番薯，睡过她那张大大的宁式床，老大年纪了还尿了一次床，但是这件被我视为奇耻大辱的事所有表兄弟姐妹们都不知道。因为她一点风声也没有走漏。她搬着被子去门口紫荆树上曝晒时，大概看到了我紧张不安的目光，二话没说，就将湿痕朝里翻晒了。我推算了下，那时她应该65岁了。

外公去世，她75岁，我们没见到她的眼泪，只真正见识了什么叫一夜白头。她叫我们不要哭了，理由是“大树倒下了，小树也长出来了”。

80多岁的她，还是很健康，除了眼睛有点不行。平时还帮着儿媳妇照看曾孙女，看顽皮的孩子踉踉跄跄走远了，就一声一声地唤着，去把她捉回来。端午节时，包起粽子来还像一个熟练工人那么麻利。但是不久，她仅剩的一点视力也失去了。她提出想去医治，但没有人接这个茬。其实她63岁时也生了一场性命交关的大病。那时，她照看着一大群孩子，还给每个小家庭做饭，平时喂鸡喂猪，农忙时晒谷收谷，是家里不可或缺的劳力。儿女们带她到处求医，最后在上海的大医院里转危为安。一晃，她那么老了，似乎没有了医治的必要，于是大多数时间，她主动被动地把自己局限在那张1.2米宽的小床上。

92岁时，一向健朗的她受冷感冒了好几天，对着端来茶饭的儿子，她表达了心里的恐惧：阿二，我会死么？二舅飞快地回答她：死？也没什么关系啊，阿爸在后山等你17年了！不久后她就去世了，二舅向我妈坦言了他的悔意。但是她已经无从知晓了。（文 / 胡海瑢） 十七个阿娘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