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鹿原：无形的景观

  长篇小说《白鹿原》上世纪90年代轰动文坛，也让白鹿原这个地方越来越为今人所知。但白鹿原在历史上更多时候只是一个地理概念，而不是一个行政区划概念，历史上以白鹿为县名也只有两次，但是由于它在长安边上，自古以来的传说与历史就像这个原一样厚重（自秦孝公十二年割蓝田设芷阳县起）。“平王东迁之后，有白鹿游此原，以是名。”如果以现在的行政区划来界定白鹿原，实际上它跨西安市的两区一县（长安区、灞桥区和蓝田县），蓝田县占整个白鹿原面积的2/3。所以，提到白鹿原，人们总是先跟蓝田县扯上关系，开发白鹿原地区的经济，发展旅游业，也多出自蓝田县。

  从地理位置来看，白鹿原是秦岭山脉向北延伸形成的一个土原，它东靠终南山的篑山，原上的土层厚达100米，与陕北的黄土高原不同，这里雨水丰沛，树木葱密，土地肥沃，浐河灞河环绕周围。因为其独特的自然地貌和重要的地理位置，自古以来便发生了许许多多故事，这些故事构成了白鹿原地区的人文氛围。而出生在白鹿原附近的陈忠实，当他想以白鹿原为背景构思一部长篇小说时，这些历史是他无法回避的。只是，直观去看白鹿原，它与任何村落无异，站在白鹿原上回望下面高楼耸立的蓝田县，白鹿原倒是能与现实产生一些距离感。

  当《白鹿原》在文坛造成轰动，引来无数人猎奇之时，有一个蓝田人在看过《白鹿原》后非但没有觉得有什么“奇”，反而觉得故事里的事十分眼熟，甚至就好像发生在昨天一样。这个人叫卞寿堂，他自幼习文善画，对当地的历史掌故一清二楚，领导安排他去县组织部工作，他偏偏要到一个清水衙门档案局工作，就是为了能有闲心研究一些文史。所以后来他写了一本30多万字的书《走进白鹿原：考证与揭秘》，把小说《白鹿原》中涉及的人物、地名、事件、传说、风俗逐一化解，通过这本书就能从一个侧面了解到陈忠实当年创作《白鹿原》所费的心思，白鹿原100多年来的人文精华几乎都被用到了小说中。

  所以说，小说虽然是写中国农民的故事，但更像是写知识分子，卞寿堂说：“关中地区的文化底蕴就在这里，这也是全国很多乡间民俗的一个中心。《白鹿原》这部小说之所以反响很大，人们百看不厌，就在于书里有浓厚的文化底蕴，这也造就了它的厚重。它以白鹿原为核心，反映了民族历史和关东地区的民俗史。这本书是当时社会生活的一个缩影，一些情节在现代人看来可能不是很理解。比如当时《白鹿原》小说刚出来，王全安就要接手拍这个电影，他提出了这个问题，说白嘉轩一共娶了七房老婆，觉得怎么会有这种情况？实际上，白鹿原、关中地区过去就是这样子。在过去，富家人有三五个甚至七八个媳妇是常事，用小说里白嘉轩母亲的话说：‘女人就是一张破旧了的糊窗纸，撕了就应该尽快重新糊上一张完好的。’小说也揭示了基层群众的真实生活状况，比如说鹿家祖先鹿马勺在外面学做饭；还有就是关于乡约问题，乡约最初就相当于现在的乡村民约，只是条文性的制度，约束大家遵守。历史上从北宋开始就有了乡约，同时也就有了执行乡约的人，到了清代，管理乡约的人还不是官，到了民国，乡约对人的约束、教化最为明显。1000多年来，乡约对人的文化、道德、思想理念的影响是巨大的，做到了很多统治者没有办法做到的事。”

  过去有一句话叫“皇帝不下乡”，不管是小说还是现实，白鹿原地区在过去确实是在这种民间自发的约束制度下管理乡村，由社会最底层地区比较有威望和学识的乡绅来领导管理当地农民，类似基层自治。这样，中国社会的最底层就像一个巨大的弹簧床垫，消解了很多社会矛盾。所以，当城里“反正”之后，农民们不知道在没有皇帝的日子里该怎么过的时候，白嘉轩找到了村里的文化人朱先生，朱先生给了他一份《乡约》。在今天看来，类似《乡约》或“皇帝不下乡”是过去脆弱的小农经济下农民们自我保护自我管理的最好办法。小说里作者花了不少文字在写《乡约》的作用，这种乡约形式是对封建集权制度的补充，其核心建立在儒家伦理道德观念上。

  在小说里，传统观念对一个人行为的影响，用今天的眼光去看，就像悲剧一样。当下中国发生的很多社会悲剧几乎就是小说里故事的翻版。当然，传统观念中比较普世的价值观念，在今天仍然是白鹿原地区乃至中国人的行为准则。卞寿堂说：“改革开放以后，经济搞活了，人的思想也活了，现在的人传统道德观念薄弱了，这个是事实，但是核心的传统意识还是很牢固的。如果我们树立了一个正面的形象，公开地让大家照这个学习，教育年轻人应该怎么做，效果就会很好。我曾经住过的村子里，有个老人八十大寿时搞了个庆祝活动，我回去了，他们让我讲话，我就借此机会讲了孝悌之义。我讲完后，就有些年轻人有意识地跟我接触，跟我探讨跟父母如何相处的问题，表面看是个很简单的事，但能引起大家的思考与行动，说明传统的忠孝仁义道德还是很牢固的。当然，改革开放后发生的变化也不小，外来的东西接受得快、接受得多，丢弃了传统道德里面许多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东西，不过传统道德里基本的东西还是占主导地位。”

  小说《白鹿原》讲的是发生在白鹿村白、鹿两家争斗的故事，实际上白鹿原没有白、鹿两大族姓，白鹿村也是作者杜撰出来的一个村子。按照卞寿堂的分析，白鹿两姓指的是蓝田县孟村乡康禾村，因为该村曾有过詹、赵两大族姓的争斗的故事。如果从地理位置上看，白鹿村应该在白鹿原的东部，一条鲸鱼沟将白鹿原一分为二，在鲸鱼沟北岸的北原，也就是现在的安村乡的白村附近。因为《白鹿原》的缘故，当地很多村子都宣称自己是白鹿村的原型，甚至标在路牌上。事实上都对也都不对，因为陈忠实是用一种组合的方式将空间与人文历史重新嫁接了一遍，但不管怎么说，好奇的人总是会到这里打探一番。

  因为电影《白鹿原》的拍摄，当地政府看到了这方面的商机，便按照小说《白鹿原》描写的原型在蓝田县安村乡与三里镇交界处建立一处白鹿原影视基地。实际上电影并没有在白鹿原地区取景。而这个“复原”的白鹿村占地总面积达8000亩左右，第一期工程已基本竣工，白家、鹿家、祠堂、戏台……都已有模有样。

  如果白鹿原影视基地最终全部建成，它的规模和气势在整个白鹿原地区算得上是另类了。因为今天的白鹿原人的生活环境和这个虚构复原的白鹿村已经没有太多联系了。即使是小说里根据事实描述的场景，在今天留下来的也是凤毛麟角。在白鹿原上的村子里行走，偶尔还能发现一些民居的墙上显露出来的橙黄色的方砖，这是民国时期的产物，因为它坚硬结实，即使在风化中逐渐斑驳也仍比那些新砖更坚固。而从房上的灰瓦尚能判断出是清代建筑的民居，则几乎绝迹。在一家还留着一处清代民居的农家，女主人的两个儿子都考上了大学，一个已经是博士。这会让人想起《白鹿原》里白嘉轩的两个读书的儿子。房子已经破旧，墙皮脱落，甚至有的地方已经出现裂痕。卞寿堂先生对女主人说：“千万别换，换了就不值钱了。”而在整个白鹿原的原上，从民居的外貌已看不到当地的特色。而站在原上眺望下面的蓝田县城，它看上去更像是西安市的一个延伸。走在蓝田县城里，它和许许多多我们见过的县镇一样，各种国产名牌或国际名牌随时出现在街两边的建筑上。只是那些尚带着独特香气的地方小吃或者稍有讲究的门脸牌匾上的书法，会让人想起它和满眼皆是的电脑字库的其他城市街道的区别。

  那些传统、人文，或许还在县城里衣着新潮行色匆匆的人身上，或许在乡村旷野的某个角落的故事里。当地政府要花30亿元去无中生有复原一个村落，吸引人去感受一种更现代的生活方式，那些真正的传统总是因为各种现代化而被挤对得无处安身。如果你按照小说《白鹿原》里描述的场景按图索骥，也许会失望的。

  如果说从旅游角度来看白鹿原，除了将来建成的影视基地外，目前原上的旅游资源主要是自然景观——鲸鱼沟。鲸鱼沟也称荆峪沟，由于水土冲刷，自然形成一道沟壑，最终将白鹿原一分为二。白鹿原上地势平坦舒缓，鲸鱼沟的出现使白鹿原的地貌层次变得丰富了许多，水草丰美，树木葱茏，古代帝王狩猎，今人郊游，往往会选择鲸鱼沟。关于鲸鱼沟有一个传说：周平王追白鹿未果，卜卦大臣给他出主意，说白鹿原是龙脉所在，建议周平王在白鹿原建都。结果这一夯土伐木，惊动了藏在地下的一条巨鲸，它不得不离开白鹿原，向西逃去。结果把白鹿原划出一道深沟。恰逢此时，周平王后宫起火，顾不得白鹿原建都的事儿了。上世纪60年代，由于备战的需要，当地人把鲸鱼沟一条河拦断蓄水，久而久之便形成了湖，成了景观。而对鲸鱼沟的旅游开发究竟是建成度假山庄还是打造人文景观还是原生态旅游，不得而知。目前蓝田县斥资上百亿准备逐步开发白鹿原的旅游资源。

  在陈忠实的小说中，他不惜笔墨刻画了一个朱先生的形象，卞寿堂认为：“他是中国传统文化和思想道德的化身，是具有浓厚民族意识的儒家代表人物的典型形象。”朱先生的原型是清末举人、关中大儒牛兆濂。陈忠实几乎是把牛兆濂这个人的生平写进了小说中。陈忠实为什么会让朱先生这个角色贯穿故事的始终？一来是文人的惺惺相惜的敬仰，这种敬仰总是会被转换成对精神世界的向往；二来是从牛兆濂的民间传说不难看出，他很多轶事有点类似诸葛亮一样被神化，只是这种神化的演绎一直围绕着他作为一个文人的传“神”，而不是像诸葛亮那样半神半仙，这恰恰反映出关中地区对儒家思想的传承的广泛性。民间对牛兆濂的神化演绎在陈忠实的小说中运用得得心应手，一个淡泊、智慧又不失文人风骨的农民知识分子形象跃然纸上。

  虽说牛兆濂在关中一代甚至全国都有影响，但白鹿原有关他的遗物遗址并不多，他当年讲学的地方如今已经变成一个小学校。或者可以这么说，白鹿原真正的人文景观是无形的。 蓝田陈忠实白鹿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