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2012，英国如何走向年轻

（文 / 魏一平 张舒 刘雪聪 李清）

( 2012是伦敦的狂欢年。图为在泰晤士河边聚会的英国民众 )

渴望年轻

2003年5月布莱尔最终下定决心支持伦敦申办奥运会前，其实他也是犹豫再三。当时，排在首相日程表顶端的是刚刚开打两个月的伊拉克战争，布莱尔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说服英国议会，决定随美国出兵，也由此迎来了他政治生涯中最激烈的批评。在骂声一片中申奥，万一输给法国岂不是更丢脸？更何况英国财政部一直不赞成花费巨资办奥运会。

但布莱尔很快就改变了主意。当时的文化、媒体与体育大臣特莎·乔韦尔女士使用了一点点儿激将法就把布莱尔唤醒了：“想想吧，这是多么巨大的一个机遇，它会对我们的年轻人，对健康、对体育，对这个国家的自信心产生多么大的影响吧。”

布莱尔并不是一个体育迷，但是，他很快就意识到现代奥运会对一个“国家的自信心”意味着什么。那时候他已经做了6年首相，刚上台时喊出的“新工党、新英国”口号对民众的刺激作用开始衰减，财政大臣戈登·布朗开始蠢蠢欲动，随时准备取代他的工党领袖位置。伊拉克战争让一些人又开始酸溜溜地想起当年大英帝国的辉煌，当然说的更多的还是现在跟在美国身后的无奈与失落。布莱尔正处于他10年首相历程中的低谷，他需要一个让国内民众重新焕发热情的机会，一个向世界展示他所推销的“新英国”形象的机会。

当天晚上，布莱尔就给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打了电话，表示全力支持伦敦申奥。

( 1969年3月，抗议者在法庭外游行，抗议福特公司对运输和普通工人联合会颁发的临时禁止处分命令的请求 )

自从发现了奥运会与自己的执政理念——“新英国”之间的某种模糊关联后，布莱尔和英国的申奥团队就一直在强调年轻人才是奥运会中的主角。他们承诺一旦伦敦获胜，筹办奥运会期间，英国至少可以增加上百万的体育人口，奥运会结束后的大部分体育场馆将免费让年轻人使用，甚至还要实施一个国际激励项目，旨在引导全球20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万名少年儿童参与体育运动。

2005年7月6日下午，在听了大半天冗长的陈述报告后，第四个出场的城市伦敦让国际奥委会委员们眼前一亮。他们的申奥宣传片不像巴黎那样由大导演吕克·贝松制作，而是找了个37岁的女导演，与巴黎的梦幻绚丽不同，伦敦的片子轻松诙谐，主角是一位奔跑的少女，体现的是人人参与的奥运精神。更要命的是，当前世界冠军、英国申奥委主席塞巴斯蒂安·科陈述时，伦敦使出了杀手锏——30名来自伦敦东区的孩子。他们有不同的肤色，父辈可能来自不同的国家，但现在却有一个同样的愿望——希望奥运会能够为他们生活的社区带来新生。

( 1975年2月12日，玛格丽特·撒切尔离开她位于切尔西区的家，开始她成为英国首相后的第一天工作 )

与伦敦西区密布的剧院不同，东区是传统的工业聚集区，400年前发端于英国的工业革命就在这里建了纺织厂，20世纪兴起的化学工业使这里的土地被污染成黑色。最近几年，废弃的厂房开始转型为时尚创意乐园，有点类似于北京的“798”艺术区，但整体说，这里代表了沉重和被遗弃的历史。现在，谁能拒绝孩子们的心愿呢？难怪有媒体在伦敦胜出后的报道里评价国际奥委会的委员们“是用心投了票，而不是脑子”。

布莱尔没能在现场见证胜利，他已经匆匆赶回苏格兰，准备主持第二天开幕的八国峰会。从决定申奥算起，仅仅过了两年的工夫，布莱尔重新回到了政治轨道的巅峰。当年5月，工党在大选中获胜，他奇迹般地开始了自己的第三届首相任职；6月份的欧洲议会演讲，他作为欧盟轮值主席，开始坚定地向全欧洲宣示自己的“第三条道路”主张；到了7月，“布莱尔击败希拉克”赢得奥运会主办权只是媒体热衷的标题而已，更重要的是，他重新回到了世界政治舞台的中央，八国峰会第一次邀请中国、印度、巴西、墨西哥和南非五个新兴大国的领导人来参加，布莱尔开始积极推销《京都议定书》和他的一揽子非洲计划。

( 在美国弗吉尼亚州威廉斯堡聊天的撒切尔和里根（摄于1983年5月） )

看上去，这就是他多年来所期待的，“新英国”，一个年轻的、真正有影响力的欧洲国家。只是，在走到这一步之前，为走出帝国时代的阴影，英国已经经历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历程。

不满的冬天

( 1990年3月31日，英国伦敦，反对人头税的抗议者在特拉法加广场与警察发生冲突 )

狂风，大雪。英国铁路公司发出公告：“今天没有火车。”卡车司机、面包工、养老院和医院以及新闻界、机场和汽车厂的职工也纷纷罢工，甚至连利物浦的掘墓工人也扔下工具，医院只能接收急诊病人、尸体无法入土……不仅物价飞涨，油、盐、糖等食品缺乏，交通瘫痪，而且大街上垃圾遍地，污水横流。这个冬天由此被称为“不满的冬天”，它宣告英国在“二战”后实施的一系列政策已经开始失效。

战后的上世纪50年代，英国依靠战时实行的国有化政策，取得了10年的快速恢复期。然而，到了60～70年代，在凯恩斯主义反经济周期的需求管理下，英国经济出现了“走走停停”的现象。到了1974年，与其他主要工业国家相比，英国工人所得到的人均投资最低，在制造业方面，联邦德国每年提高2.5%，法国提高3.8%，英国只有0.2%。

( 1997年4月，在大选中获胜的布莱尔被支持者们围住，他是1979年以来当选为首相的第一位工党领导人 )

庞大的福利重担，高额的税收，不断外流的资本，使得英国经济在70年代末期跌至谷底。1952年，英国的GDP还高于联邦德国1/3，到了1977年，竟下降到只有联邦德国的一半左右。1979年10月，英国驻法国大使尼古拉·韩德森在离任演说中悲观地说：“我们与欧洲伙伴各国相比起来，竟衰落得如此显著，时至今日，我们再也算不上世界强国了，甚至连欧洲强国也算不上。英国的人均收入已经低于法国，这在300多年来还是头一次，在经济上，我们现在已经很难和德、法相提并论了。”

如果我们以GDP、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来检视战后英国的经济发展，就会发现这个国家已经成为资本主义世界里最跌宕起伏的经济体。“二战”刚结束的时候，人们通常说英国“赢得了两次世界大战却失去了一个帝国”，但随着强势的丘吉尔时代落幕，帝国的衰落开始走上快车道，“英国病”一词开始悄然流行。

( 位于伦敦泰晤士河南岸的碎片大厦（尖塔状建筑）高310米，是欧洲最高的建筑 )

对内，中国社科院欧洲所的田德文向本刊分析：主导战后英国经济发展的方向有两点——工业国有化和国家福利化。政府过于迷信凯恩斯主义，把注意力单纯放在供求关系上，而忽视了社会基本矛盾，片面追求高福利，从而背上了大包袱。工党和保守党之间的争斗又频繁以经济作为交换条件，执政党为了兑现竞选时提出的承诺，纷纷选择用凯恩斯理论来制造短期的经济繁荣，政府对市场的干预越来越多，政策像碎片一样变换。

对外，英国开始在国际舞台全面崩溃，不仅昔日的殖民地纷纷独立，即便在欧洲，英国也开始走向边缘化。丘吉尔当年总结英国的欧洲政策时自豪地说：“英国400年来的对外政策，就是反对大陆上出现最强大、最富于侵略性和最霸道的国家，特别是防止低地国家落入这个国家手中，这是英国对外政策的不自觉的优良传统。”这位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的英国强人甚至一直不承认“欧洲的英国”（of Europe）这一说法，他坚持使用“欧洲和英国”（with Europe）。可是，到了上世纪60年代后期，随着法国“戴高乐主义”在欧洲的崛起，英国连续两次试图加入欧共体的努力都被戴高乐否决了。无奈之下，英国还曾拉上瑞典、挪威等国组成欧洲自由贸易联盟，尝试与当时的欧共体抗衡，可是，随着中东石油危机带给英镑的冲击，到1972年，反而是英国最早退出欧洲自由贸易联盟，转身投靠欧共体。

( 1931年7月23日，英格兰银行开会宣布上调利率 )

内外交困，英国期待一位铁腕人物来重振大英帝国当年的雄风，虽然要回到过去已经不再可能。“不满的冬天”过后，保守党领袖撒切尔夫人正式登台。

1979年5月4日的下午，在拜谒完女王离开白金汉宫后，撒切尔夫人乘坐新配备的首相专车来到唐宁街10号，她走下车，对着人群中递过来的话筒，引用圣弗朗西斯的一段著名的祷文作为开场白：“在那些混乱的地方，我们才可能带来和平；有错误的地方，我们才可能带来真理；有疑虑的地方，我们才可能带来信任；有绝望的地方，我们才可能带来希望。”

( 1910年的英格兰银行 )

撒切尔的实验

杂货商的女儿撒切尔——她总是不厌其烦地说她是杂货商的女儿，以此表明对私营企业主与自由市场的推崇——甫一上任，就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改革的核心思想是以自由市场来代替政府的干预。鼓励市场机会和私营企业，反对国有化和中央集权。她首先精简政府，使得大批公务员下岗或转入竞争机制，然后掀起私有化浪潮，开放市场。

撒切尔认为，战后政府的福利政策侵蚀了个人对自己、家庭和社会的责任感，也破坏了经济自由。政府在众多事务上替公民做出决定，人为地追求平等，使得个人努力和节俭得不到应有的报酬，小企业和个体户被扼杀。重建政府职能便成为“撒切尔主义”的一个核心问题。

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阮宗泽看来，撒切尔夫人的改革充分释放了现代经济的发动机——企业的能量，她坚持认为企业是带动国家前进、提高国家竞争力的核心。为此，她不惜得罪英国另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工会。早在竞选期间，撒切尔就一次次向民众灌输一个理念，即工会滥用权力，最终利益受损的必然是广大会员和他们的家人。1980年，上台的第二年，撒切尔开始采取第一次私有化尝试，她宣布关闭位于北威尔士的肖顿钢铁厂。她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对抗钢铁工人的大罢工——努力争取温和的工会会员，拒绝工会里的强硬派，同时源源不断进口钢铁来支撑市场。僵持了两个多月，最后工会偃旗息鼓。在写给一位实业家的信中，撒切尔引用了莎士比亚的诗《以牙还牙》来结尾：“我们的疑虑背叛了我们，让我们害怕尝试，于是本来可能赢的，我们却输了。”

执政的头两三年，为了扭转这个国家的方向，撒切尔夫人面对的批评远大过支持。1981年底进行的盖洛普民意测验显示，支持她的人仅为25%，是战后英国首相的最低支持率。即便属于保守党的《星期日泰晤士报》也刊登文章，标题就叫《错了，撒切尔夫人，错了，错了，错了》。但铁娘子就是铁娘子，在保守党年会上，撒切尔回击这些反对的声音道：“对于那些屏息静气等待那个受人欢迎的新闻标题——‘U’形大逆转——的人，我只有一句话要说，想逆转你们自己逆转去吧，撒切尔夫人是不会逆转的。”

1982年4月2日，撒切尔迎来一个显示意志和力量的机会，她利用阿根廷出兵占领英阿争议领土马尔维纳斯群岛（英国人称福克兰群岛）的机会，通过一场战争，找到了新的自信，这使她的支持率骤升到40%。

阮宗泽副所长向本刊分析，撒切尔时代对于现代英国的意义，是一次重振大英的实验。她坚信英国要发挥“超出自己实力的影响”。她的强硬，她的坚持，都为英国在上世纪80年代迎来一次短暂的辉煌。更重要的是，她扭转了这个国家的方向，使英国努力走出战后高福利国家的经济沼泽。在其治下，英国的通货膨胀由1975年的27%降至1986年的2.5%。从她第二任期开始，英国经济开始持续稳定增长。在她第三任期内，英国政府自50年代以来的财政赤字终于转为盈余。

在与欧洲的关系上，撒切尔夫人坚持采取强硬态度，虽然在自传中她辩驳是因为害怕欧洲重新出现导致两次世界大战的“德国问题”，因为当时的德国总理科尔坚持欧洲应该走向更加统一的联邦制。但在阮宗泽看来，这背后却是撒切尔夫人重振大英的雄心。

与美国总统里根的亲密关系，让撒切尔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大出风头。她说与罗纳德·里根建立的是“一种理念上和心灵上的盟友关系”，撒切尔甚至欢迎美军在英国军事基地装置巡航导弹。1986年，美国未曾事先告知，就从英国基地出动战机轰炸北非的利比亚，令英国上下哗然。面对各方此起彼伏的质疑声浪，撒切尔只抛出了一句：“盟国就是盟国。”

撒切尔夫人的改革，让英国经济在80年代保持了稳定快速的增长。可是，硬币的另一面，改革也使得失业问题加重，贫富分化加剧。1997年的英国社会公平指数竟然倒退到了30年代的水平。

1990年，由于英国政府宣布从4月1日起开始征收人头税，伦敦20万市民聚集在特拉法加广场举行示威游行，抗议演变为一场严重的骚乱。撒切尔夫人的首相地位开始摇摇欲坠。

11月21日，当她在巴黎参加完庆祝“冷战”结束的欧洲安全峰会返回伦敦的时候，保守党并未能在大选的第一轮投票中胜出。要不要继续代表保守党进行第二轮投票，撒切尔在下院的办公室里召见每一位内阁成员，结果，几乎所有人都是一个说法：“他们个人当然会支持我，但遗憾的是，他们不相信我能获胜。”第二天，她宣布决定辞职。

布莱尔打造“新英国”

在英国，接替撒切尔担任首相的保守党领袖梅杰，几乎没有采取什么新的举措，他不过是对撒切尔时期最招致批评的政策按了暂停键而已，并不能有效阻止居高不下的通货膨胀和失业率。

布莱尔的机会是在1994年5月意外降临的。当时，工党领袖约翰·史密斯（一个嗜酒如命的人）因心脏病发作突然去世，几小时后，人们就开始小声议论到底该由谁来接班。根据《金融时报》副主编菲利普·斯蒂芬斯在他的著作《托尼·布莱尔——一位世界级领导人的成长经历》中所披露，当时工党两位最年轻的政治新星——布莱尔和布朗，在伦敦北部的一家饭店里达成了一项名为“格兰尼塔协定”的交易，内容是布莱尔保证布朗将在他领导的工党中担任影子内阁财政大臣，而且布莱尔明确表示，他不会永远做工党的领袖，布朗有足够的时间等待他的机会。

布朗很快让出了自己的领导权，因为他明白，民主政治必须要顺从民意，而民意有时候就是一股看不见摸不着的情绪。就在约翰·史密斯去世后几小时，一位坚持旧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老工党议员被问到他希望谁继任党首一职时回答道：“托尼·布莱尔。”理由？“布莱尔能帮助我们重新掌权。”

工党太渴望一场胜利。菲利普在书中分析道，只有布莱尔具备政治接触的灵活轻盈和有说服力的微笑。

当年秋天，当代表们抵达北部海滨小城布莱克浦参加工党年会时，他们发现，新领导人布莱尔已经赋予了工党一个新名字——“新工党”。自此，“新工党、新英国”一直是布莱尔挂在嘴边的口号，直到帮助他步入唐宁街10号。在当选首相前，布莱尔把几年来的演讲结集出了一本书，名字干脆就叫《新英国——我对一个年轻国家的展望》。他自我评价说：“这是英国政治的分水岭，一个是为高高在上的精英们的短期利益而管理英国的保守党，另一个是为您，英国的人民，为所有人民管理英国的新工党。”

布莱尔自己对“新工党”的解释是：“公平与企业精神，社会公正与经济效率相结合。”“新工党”的“新”，用阮宗泽副所长的话解释，“就是我们前几年常说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为了从根本上扭转多年来的颓势，布莱尔勇敢提出修改工党党章第四条，把一直以来被视为工党灵魂与象征的“确保公有制”的内容，修改为“本党需要有社会责任感和适当控制的私有因素，也需要奠定在效率和公平基础上的公有制”。

在政治上，“新工党”主张超越传统的“左”、“右”分野，摒弃阶级政治，寻求更广泛的社会支持。在经济上，布莱尔认为人们花了太多的时间争论“公有”和“私有”的问题，但最佳的发展状态应该是既非“放任自由，又非僵化的国家干涉主义的充满活力的新型的混合经济模式”。在社会政策上，布莱尔提倡建立“参与制”社会，即“人人所有的社会所有制”，鼓励失业者接受职业培训和重新就业，规定领取社会补贴者必须以“寻找工作”作为必要条件，而不是战后工党实行的那一套国家包办一切的高福利模式。

提出“新工党”口号一年后，1995年秋天，布莱尔第一次见到了克林顿，他们迅速达成默契。

不足44岁的布莱尔首相如何定义自己呢？这位英国1812年以来最年轻的首相写道：“我有一个清楚的、明显区别于传统工党政治家的价值观，我是中产阶级，我的政策从很多方面看都很中产阶级化。我不想要阶级之争。”

早在当选首相之前，布莱尔去访问新加坡时向李光耀请教治国之道，这位亚洲传奇领袖只告诉他一句话：“继续撒切尔的改革，但要抛弃她对欧洲的疯狂排斥。”布莱尔的确是这样做的。如果说撒切尔扭转了英国这艘老船的方向，使它重新回到自由市场经济的航线上，那么布莱尔其实就是对这艘掉头过猛的大船进行一系列纠偏和调整。阮宗泽评价布莱尔是“为撒切尔主义戴上了一副温暖的人文面孔”。

布莱尔政府主张把企业竞争力与就业放在国家战略的中心位置，他组建了由金融专家组成的“货币政策委员会”主管国家的货币政策，大大降低了政策因素对国家经济的影响。他实施分权制改革，向地方议会放权，主张政府在宏观领域减少经济干预，但在微观经济政策领域要积极为企业创造便利。在社会福利领域，他认为政府与其把钱花在直接的福利项目上让人消费，还不如用在人力、智力和基础设施的投资上，用生产和发展解决问题，“给能工作的人工作，给不能工作的人保险”。布莱尔执政以来，英国GDP连续50多个季度稳定增长，创造了英国近300年来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奇迹。

布莱尔的核心政策是面向未来的。教育被列入国家的发展“战略计划”，成为政府的优先发展目标。他热心于投资英国的未来——儿童事业，他在1999年即表示要在20年内消除儿童贫困。从1997到2004年，用于儿童事业的公共支出增加了104亿英镑，增幅达72%，而同期用于成年人和老人的支出只增加了2%和13%。

传递年轻的信息，始终贯穿着布莱尔的10年首相生涯。即便是在个人形象问题上，布莱尔也从不怠慢。唐宁街10号的一份书面报告“泄露”了布莱尔保持健康形象的秘密：他的化妆费用几乎相当于英国妇女人均花费的两倍。

布莱尔时代，“酷！不列颠”成为一个新名词。1997年美国《新闻周刊》封面文章把伦敦称作地球上“最酷的城市”。第二年，布莱尔政府就组建了一个“2000年小组”，由企业界、时装界、体育和传媒界等人士组成的推荐小组，旨在通过各种国际展会向全世界推销“新英国”的形象。贝克汉姆、辣妹组合、“伦敦眼”摩天轮，还有在格林尼治泰晤士河畔的“千年穹顶”建筑，背后都有布莱尔政府的推手。每逢出访，布莱尔都会不遗余力地推销“新英国”——“英国已经不再是一个讲究虚饰、排场、呆板无趣的旧英国，而是一个充满活力、多民族和睦相处、富于创新的国家，是一个更具激情和同情心的国家，是一个不害怕变革、充满自信、朝前看的国家。”

在国际政治舞台，布莱尔改变了撒切尔时代英国在欧洲的“坏孩子”形象，他明确提出：“英国保持全球作用的唯一途径就是让我们处于欧洲的核心地位。”在回忆录里，他回忆英国与欧洲那段难得的蜜月期时总结道：英国于2004年联合其他欧盟成员，反对法国和德国让比利时首相盖·维霍弗斯达成为欧盟主席的要求，最后任命了葡萄牙前总理巴罗佐。“这是欧洲的双引擎马达在这样的重大事件上第一次熄火。”布莱尔得意洋洋地写道。在欧洲事务上，英国已经很久没有这样有发言权了。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2007年5月，在担任首相10年后，布莱尔宣布了自己的辞职决定。虽然他在回忆录里洋洋洒洒用三个章节来描述伊拉克战争，为自己辩护，但他不得不承认，因为与美国走得太近，他疏远了自己的人民。英国社会舆论研究中心曾经发布过一个调查简报，他们称布莱尔跟英国人民之间的关系更像恋人或夫妻。“开始时，人们感觉到一种非同寻常的紧密联系，他们信任我、喜欢我。”布莱尔写道，“到了第二届任期，我突然离开了，到国外探险去了，几乎可以说有了外遇，我不再关心他们了，有些傲慢了，我们就此生分了。”

虽然离开唐宁街多少有些不甘和不舍，但布莱尔还是坚信自己带领英国主动融入国际舞台是“正确的事情”。在回忆录的结尾，他仍在大声疾呼：我们必须正视这样的事实，英国是一个不与欧洲大陆接壤的小小岛国，只有6000万人口，而在世界上还有两个国家（指中国和印度），他们每一个的人口都是我们的20倍，而且其经济迟早也会与此相称。在这种情况下，忽视我们与美国的重要性，这是多么可笑而又多么无力。

欧洲危机中的英国角色

在与布莱尔达成秘密的“格兰尼塔协定”10年后，戈登·布朗终于等来了他的机会。只是，这个机会回报他的却只有短短的3年时间。他在首相的位子上甚至还没来得及展开手脚，就不得不下台了。2010年5月，差5个月才44岁的保守党领袖卡梅伦当选英国首相，他甚至比当年布莱尔上台时还要年轻半岁。

当地时间今年7月5日晚，距离伦敦奥运会开幕还有22天，在一片绚丽的激光表演中，耗资15亿英镑（约合150亿元人民币）建造的碎片大厦正式揭幕，310米的高度使它成为欧洲最高建筑。伦敦市长鲍里斯·约翰逊在启动仪式上表示，“碎片大厦”展示了伦敦战胜经济衰退、促进经济增长的决心。但许多人不知道的是，这座有着璀璨外表的大厦并不属于英国，因为金融危机，卡塔尔已将包括碎片大厦在内的一系列英国著名资产收归囊中。

时至今日，没有人再提起“新英国”这个词，英国面临的国内外形势已经与2005年伦敦申奥成功时大不相同。首相卡梅伦对这届奥运会的最大期待是唤醒沉睡已久的英国经济，他在碎片大厦揭幕仪式上说：“我确信，英国政府对举办伦敦奥运会的付出将得到回报，今后四年奥运会将回馈给英国130亿英镑的经济增长。我们将尽全力让奥运会带来经济增长，而不仅仅是花钱装点奥运会。”

不断蔓延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让英国不得不再次直面它的老问题——如何处理与欧洲大陆的关系。对此问题，布莱尔早有论述，他说：从历史的角度，英国虽然是欧洲列强之一，然而由于它曾拥有一个帝国并在全球发挥作用，这就使其显得与众不同。我们也因此觉得自己独立于欧洲之外。可是，我们不再拥有一个帝国，尽管英联邦是我们联系世界各地的宝贵纽带，但这并不能取代我们与欧洲的关系。与大西洋彼岸的关系将十分重要——尤其是在安全方面——但美国人已清楚地表示他们想与欧洲而不是英国建立特殊关系。我们不可能永远都是半心半意……

别忘了，导致布莱尔下台的重要因素，正是他与欧洲和美国的亲密关系。当年批评布莱尔的保守党领袖卡梅伦上台后，会如何处理与欧洲的关系呢？

2011年12月9日的欧盟峰会上，卡梅伦否决了将欧元区财政纪律新机制写入欧洲条约的提议，使英国成为欧盟27个成员国中唯一一个拒绝签署新条约的国家。他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与欧洲保持距离。

会议期间，卡梅伦坚称他的决定是在捍卫英国的利益。可是，这一决定在英国和欧洲都引起了轩然大波。联合政府副首相、自民党党首克莱格也对此批评，认为卡梅伦否决欧盟新条约“对英国不利”，将使英国被边缘化和孤立化。法国《世界报》的标题是《欧盟27国时代结束》，德国《明镜》周刊则直接用了《英国，再见！》

据英国《每日邮报》在线调查，约有1000多人参与调查，有62%民众支持卡梅伦的决定，只有19%受访者认为他做错。并且还有接近半数受访者认为英国应该退出欧盟。卡梅伦的强硬赢得国内“反欧派”一片叫好声，包括《每日邮报》、《每日快报》、《星期日电讯报》都盛赞他捍卫国家利益。《太阳报》甚至在头版把丘吉尔的照片换成卡梅伦的脸孔，盛称卡梅伦有丘吉尔一样的胆识。

这是英国政治中的一个尴尬的悖论——到底是听从眼前的选民，还是服务于国家的长远利益？

在英国民众眼里，危机缠身的欧盟简直就是一个贪婪的噩梦。英国一直没有加入欧元区，虽然在欧盟出现危机的时候，各成员国都希望英国一如既往地发挥其作用，但是英国人却对这种只有在困境中才得以发挥作用的处境不以为然，甚至有时候认为是一种耻辱：英国纳税人每年要拿出GDP的2%交给欧盟，这些“会费”除了供养布鲁塞尔的官僚外，绝大部分通过结构基金、农业补贴等形式返还给“穷成员国”，而英国是“净捐献国”。

可是，与丘吉尔时期相比，时代已经变了。在地缘战略家布热津斯基眼里，由于英国在欧洲统一问题上立场含糊，在有关欧洲前途的重要选择方面英国正越来越成为一个局外人。前布莱尔首相办公室主人鲍威尔也撰文，挖苦卡梅伦做出了灾难性的决定。他说：滑铁卢战役后的200年里，英国为了在欧洲保有领导地位，付出了极大的努力。背离欧洲，就是背叛这段历史。而今，卡梅伦为了满足某种短期利益（安抚80多名对欧洲持怀疑态度、威胁倒戈的保守党后座议员），而牺牲了英国人民的长期利益。

阮宗泽向本刊分析，长期以来，英国与欧洲大陆的分歧，除了帝国斜阳般的心态之外，还因为这代表了两种不同的资本主义经济模式。一般认为，以德国为代表的“莱茵模式”，是战后欧洲大陆的主流，他们推行高福利，强调社会保险和公益服务，重视民众的利益；而英国代表的“盎格鲁-萨克逊模式”，则奉行“国家最小化，市场最大化”原则，强调自由贸易和企业的作用。

现在，欧债危机中最严重的几个国家——葡萄牙、意大利、希腊和西班牙，奉行的基本都算“莱茵模式”，当然，它们在高福利上比严谨勤奋的德国人更进一步。在推进欧洲一体化进程中，德国是最坚定的倡导者，结果，现在默克尔才发现，当年为了片面追求欧洲一体化，他们借了太多的钱给这些国家的银行。不同的消息来源显示，至少是1万亿到1.5万亿欧元。

《经济学家》发表文章称，1998年的保守党领袖、现任外交部长威廉·海牙曾预测到单一货币可能会最终变成“没有出口的着火大厦”。现在欧元已经着火了，保守党中不看好欧元的人希望停在消防站门前，中止支持欧元的条约，直到欧盟将大权交给英国。但是，这种“堵消防站”的勒索方式是有风险的。

欧洲危机，让英国人对欧洲问题又开始产生犹疑——一方面，他们为当年没有加入欧元区而庆幸，有点隔岸观火幸灾乐祸的味道；另一方面，又担心远离欧洲会让自己丧失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世界是公平的，实际上，在全球化如此深入的今天，英国想置身事外已经不可能。《经济学家》分析，英国2/5的货物出口到了欧元区国家。更糟糕的是，英国银行借贷的国家正是此次欧元区经济危机最严重的国家。截止到6月份，英国各银行直接给爱尔兰、西班牙、意大利、葡萄牙和希腊的借款高达3500亿美元（2200亿英镑），占到GDP的15%。其中绝大多数是借给了企业和银行，但其中10%借给了政府。还有间接的借贷：6月份，2100亿美元的银行资产借贷给了法国和德国的银行，他们又转手放贷给了意大利和西班牙。

在经济联系如此紧密的关系中，卡梅伦的选择，无疑让英国处于一种“双输”的危险中。《金融时报》分析道：如果欧元区最终无法拯救欧元，欧元崩溃，欧元区将会解体，整个欧洲的经济势必会遭受灾难性冲击，而身为欧洲一员的英国也难免会陷入经济困境。如果欧元最终因货币联盟的产生而获救，那么英国就会发现自己处于一种孤立无援的尴尬境地。

在阮宗泽看来，欧洲危机本来为英国提供了一个重返欧洲中心的机会，但看起来英国政府并不这么认为。“现在的问题是，不仅仅英国，整个欧洲都缺乏一个强力的领导人。”

面对如何定位现在的英国这个问题，50岁的利兹大学教授罗伯特告诉本刊：“我们知道伦敦不再是世界的中心，华盛顿才是，当然中国也在崛起，越来越多的英国年轻人去美国去欧洲工作、念书，我也不得不承认英国只是一个国家而已。”而23岁的剑桥大学生凯文则向我们表达了他的忧虑：“过去的历史的确值得骄傲，但英国如果还沉浸在那个幻想里，我们将来就会面对和希腊一样的命运。我们的制造业不如德国，金融业比不上美国，我认为英国应该比现在更积极地参与到欧盟中。我们已经失去了世界，不能再失去欧洲。”

为此，英国竭力想向全世界展示其年轻、团结而且与时俱进的一面。奥运会无疑是个好机会。布莱尔曾经不无感伤地演说：“我们生在一个新的时代，但是生活在一个陈旧的国度。我们发明了世界其他各国开展的体育运动，我们给世界贡献了一些最好的文学、艺术和诗歌，我们对历史感到自豪，但是历史的分量沉重地压在我们身上。为什么？因为它离我们时间太久远了，使得我们无法确定国家的特性。我想让我们再次成为一个年轻的国度。不再故步自封，不再旧事重提，不要说‘以前这是一个伟大的国家’，而是要说‘英国能够，也将要再次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

英国能够通过奥运会重新找到自己的身份认同吗？一个老帝国能够就此走向年轻吗？我们拭目以待。 英国首相伦敦走向2012卡梅伦如何国际社会英国退出欧盟英国布莱尔年轻英国英国保守党欧盟撒切尔夫人阮宗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