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个关键词：72-100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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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奥威尔
1952年，文学教授特里林的学生前来拜访，这位学生正打算写一篇关于奥威尔的论文，师生两个谈论相关文献，学生用简单而平实的语气赞道：“乔治·奥威尔是一个品德高尚的人。”特里林后来记述了这次谈话，写就《乔治·奥威尔与关于真理的政治思想》一文。他说，那位学生的评价显得很老套，但这就是意义所在，它用一种大胆的方式表达了对情感的忠诚。奥威尔身上有一种品质，可以让我们给出“品德高尚”的评价，奥威尔不是那种天才，但他凭借简单、直接、清醒的知性去面对世界，他告诉我们，我们的任务不是成为知识分子，而是靠自己的觉悟变得聪明起来——他恢复了有关思想的民主体制，我们可以成为由有思想的人所组成的社会的正式成员。
乔治·奥威尔的每一部作品都值得阅读，那些讽刺作品具有朴实的外表，那些短篇文章都写得平实而直接，他探讨政治与文学、责任、社会生活中的秩序、行动的勇气，支撑起我们日渐支离破碎的道德生活。
乔治·奥威尔在《狮子与独角兽：社会主义与英国天才》一文中说：“英国人没有艺术天赋。他们不像德国和意大利人那样擅长音乐，绘画和雕塑在英国从来没有像在法国那样繁荣。另外，跟其他欧洲人不同，英国人不爱思考。他们害怕抽象的思想，觉得不需要哲学或成体系的世界观。这并不是因为他们务实。只要看看他们的城镇规划和供水系统、顽固地固守一切过时的东西就知道他们多么不在意效率了。英国人迷恋各种嗜好和业余活动。我们不仅是一个喜欢花的民族，还喜欢集邮、养鸽子、做木工、玩飞镖、解纵横字谜。我们像19世纪时一样相信个人自由，但这跟经济自由、剥削他人的权利无关。自由是有自己的家、在业余时间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选择自己的爱好而不是让别人给选择。英国人不爱参加党派集会、青年运动和自发的抗议。”
（文/苗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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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间谍小说
安东尼·马斯特斯在《文学特务：当间谍的小说家》一书中，用“文学特工”（Literary Agents）这个习语来指代那些曾在英国情报机构任职的著名小说家们，诸如萨默塞特·毛姆、格雷厄姆·格林、伊恩·弗莱明以及约翰·勒卡雷。除去大英帝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垄断国际间谍活动这一缘由外，我们还会注意到几乎英国的所有间谍小说家都曾受过高等教育，这都得力于英国军情六处（MI6）的资深负责人、老牌间谍奈特的用人原则——这或许是他们从情报机构退役之后，选择作家这一行当的优势之一。
无可否认，间谍故事在英国大众文化语境中享有特殊位置，以至于《牛津英国文学词典》专门辟出Spy Fiction 一节，讨论间谍故事的历史脉络。19 世纪中期以降，随着不列颠全球殖民征服与拓展的全面铺开，那些为了日不落帝国利益，身怀绝技，不循常理，在第三世界出生入死的冒险家也变成了文学描述中的正面形象，而随着20世纪初欧洲诸大国迅速滑向结盟与战争的大趋势，英伦三岛上的紧张与焦虑也创造了一批最初的成熟间谍小说，诸如1903 年英国作家欧斯金·查尔德斯的小说《沙漠之谜》以及1915 年约翰·巴肯（John Buchan）的《三十九级台阶》
从一开始，所有的主人公（间谍）都处于某种“被排除在外/ 受冷落”（out in the cold）的境地，在伪装自我、完成使命与真实存在感需要之间尴尬地摇摆不定。就影响力而言，或许“邦德”系列的作者伊恩·弗莱明依旧是最为有名的间谍小说作家，他本人曾担任海军情报局局长约翰·戈弗雷上将的私人助理，曾为盟军攻占西西里岛做出过贡献的履历成功地弥补了文笔上的不足，而其笔下的“007”詹姆斯·邦德也成了上世纪50 年代“冷战”初期风雨飘摇背景下的英雄：极端睿智、勇敢，对女性极有诱惑力，善于摆弄精巧的小装置，永远克敌制胜。
“冷战”的持续升温与英国传统社会意识形态的逐渐瓦解，都为间谍文学提供了更多的叙事角度与素材：1963 年春，英国陆军大臣普罗富莫（John Profumo）深陷色情交易，向苏联泄露情报的丑闻曝光，随后，英国贵族、军情六处领导人菲尔比（Kim Philby）实则为克格勃间谍的消息不胫而走。在这种现实惶恐造就的文化消费中，英国间谍小说日益兴盛，派生出多种支流，主人公形象也日益多元。由著名间谍小说作家约翰·勒卡雷创作，头顶“有史以来最好间谍小说”的《柏林谍影》中的主角利玛斯是个“反邦德”式的人物：婚姻失败，酗酒成性，蔑视组织机构，在某些时刻谈吐愚蠢，而且极端固执。
1992年，随着“冷战”结束，英国作家们吃惊地发现，一夜间，自己笔下的特工们已经没有用武之地，“再没有俄国熊可以追猎，也不必在床铺和地板之间搜索赤色分子”。约翰·勒卡雷在日记中写道，来自中亚与中东的极端恐怖分子、国际军火商与贩毒大亨成了新的反派，而这些明显削弱的目标似乎配不上邦德式的超级英雄。（文/朱布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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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毛姆
老毛姆自称“二流作家”，他那些人情世故的小说具有长久的魅力。
按照伏尔泰的说法，英国作家的伟大功绩就是他们深刻有力地处理道德观念，这里的“道德”两字，并不是我们说的道德说教，而是“怎么生活”。利维斯教授的那本《伟大的传统》非常鲜明的阐述了“道德问题”。
乔治·艾略特有一个故事，讲一个叫布尔斯特罗德的先生，年轻时不诚实，和一个上岁数的女人结婚，多年后他的欺骗行为败露，社会地位一落千丈。他的夫人没有嫌弃他，两个人又耻辱又孤独地活下去。“他与我们的距离远非我们洋洋自得的相信的那样遥远。”利维斯教授赞赏的是乔治·艾略特的笔调，“她又是绝顶聪明且有自知之明的人，因而太过谦卑了，纵使她要讽刺，也不可能超过偶尔为之的程度。”（文/苗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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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利安·巴恩斯
2011年法兰克福书展上，兰登书屋给英国作家朱利安·巴恩斯的新小说《终结的感觉》大做广告，随后不久这部小说就获得了2011年度的布克奖。这本小说的中文版即将面世。
巴恩斯在牛津就读的是“现代语言”专业，主修法语。他的小说《10又1/2章世界史》，一开始就颠覆了最权威的故事，诺亚方舟上的一个木蠹说，挪亚虚构出上帝，他才是真正的暴君。叙述者说：“我们编造出故事来掩盖我们不知道或者不能接受的事实；我们保留一些事情真相，围绕这些事实编织新的故事。我们的恐慌和痛苦只有靠安慰性的编造功夫缓解；我们称之为历史。”
（文/苗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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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恩·麦克尤恩
作为英国文坛当前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麦克尤恩（Ian McEwan）对科学的罕见兴趣，几乎见诸他的每一部作品。《太阳系》探讨的是气候变暖和能源问题；《星期六》讲述了神经外科医生贝罗安一天里的生活，连看到一条鱼都会想到它的神经系统；在更早以前的《爱无可忍》中，他的主角是一个科普作家，一上来就对19世纪以来的重大科学事件进行了一番梳理和探讨，包括进化论、相对论等。
麦克尤恩曾说，相比于科学家对文艺的了解，文艺界人士对科学实在太过无知。科学家会拉小提琴，能欣赏音乐会，甚至能领会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精妙，但有几个小说家懂得爱因斯坦的相对论？
麦克尤恩早期的作品，满纸皆是人性的种种阴暗与扭曲，一位评论家曾说：“（他的）脑袋是个有意思的地方，值得一访，但要我长住我可不干。那里漆黑一片，弥漫着乙醚的气味。弗洛伊德吊在房梁的钩子上，床脚箱里装满骷髅，蝎子满地横行，蝙蝠四处乱撞。所有的性交均以失败告终……”自从他的科学之神从弗洛伊德转到达尔文之后，他的大脑似乎空气流通多了。（文/陈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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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河系搭车指南
《银河系搭车指南》最初为BBC的广播剧本，由道格拉斯·亚当斯创作，被奉为“科幻圣经”。小说讲述了阿瑟·登特——一个因地球毁灭而无家可归的英国人和他的外星朋友一起穿越银河的冒险故事。
亚当斯属于那种才华横溢却游戏人间的英国作家。他毕业于剑桥英语文学系，却做过很多匪夷所思的职业，比如阿拉伯王公的保镖、鸡场清洁工，还有平克·弗洛伊德的吉他手。据说他是在欧洲徒步旅行时，眼望星空，突然想到了《银河系搭车指南》这么个题目。
最初并没想写成科幻，但既然地球一开始就被宇宙拆迁队给灭了，只好一路“科幻”下去。但如果按作者的本意，把它当成一本“搭车指南”来读，会别有一番乐趣。你一边听着亚当斯一本正经地说瞎话，一边欣赏银河系各个星系的风土人情，会发现到处是英国的影子——下午茶、小点心、Which杂志、外星人在伯尼茅斯看球度假……
主人公阿瑟更像英剧《办公室》里的小职员，而不是《星际战舰》里的柯克船长，总是穿一件皱巴巴的睡衣，到处找一杯好茶喝；福特是星际漫游者，擅长以不到30牵牛星元的价格观看宇宙的各种奇景；最有趣的是机器人马文，它的智商比人类高出5万倍，却罕有机会使用，因此得了严重的抑郁症。他的口头禅是“生活，别跟我谈什么生活……”他的抑郁症与A.A.米尔恩的驴子屹耳一脉相承，都是英国式的无聊导致。
再看看亚当斯对前银河帝国的描写：“退回到远古的迷雾中，在前一个银河帝国那些伟大而光荣的日子里，生活如火如荼，无比富足，几乎没有赋税。大功率星际飞船穿梭于异星之间，在整个银河系最深远的地方追求着冒险和财富。在那些日子里，精神是勇敢的，赌注是高昂的，男人是真正的男人，女人是真正的女人，来自半人马座主星的毛茸茸的小生物是真正的半人马座主星的毛茸茸的小生物。所有人都敢于面对未知的风险，追求伟大的功业，开垦此前没有任何人涉足过的充满不确定因素的领域。这些构成了帝国的坚实基础。”——是对逝去的大英帝国多么深情的缅怀啊。
他甚至给了这些旅行者一个明确的目标：寻找关于生命、宇宙以及万物的终极意义。一个具有超级智慧的泛维度种族曾经建造一台巨型超级电脑，用来计算关于生命、宇宙以及一切终极问题的答案。经过750万年的漫长岁月，该电脑计算出的答案是42。此后无数“粉丝”浪费了无数的时间和精力试图破解42的秘密。去年英国出了一本新书《42：道格拉斯·亚当斯关于生命、宇宙与万物一切终极问题的破译》，提出了种种与42有关的猜想，比如阿尔伯特王子（维多利亚女王的丈夫）死时42岁，他们有42个孙辈，其中爱德华八世在42岁时退位；世界上第一本书，《古腾堡圣经》每页刚好42行；《哈利·波特与魔法石》的第42页，哈利·波特发现自己是个魔法师；“泰坦尼克号”与冰山相撞时，时速42公里；《玩具总动员》中巴斯光年的宇宙飞船是42号；板球有42条法则……讲了一辈子冷笑话的亚当斯若是地下有知，不知是否会露出邪恶的笑容？（文/陈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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蒂姆·伯纳斯·李
1976年，从牛津大学物理系毕业后，蒂姆·伯纳斯·李（左图）辗转进入欧洲原子核研究会（CERN）的粒子实验室工作。在这里，他最早构思了“超文本链接”的概念，并开发了一套超文本文件系统，使欧洲各国的核物理学家可以通过一个全球性的计算机网络共享分布在各国各地物理实验室、研究所的最新信息、数据、图像资料。他的发明改变了全球信息化的传统模式，带来了一个信息交流的全新时代，但他没有为“WWW”申请专利或限制它的使用，而是无偿地向全世界开放。2005年，伯纳斯被命名为当年“最伟大的英国人”，称其展示了英国人的果断、决心、幽默感与适应能力。（文/陈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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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英对大众
《泰晤士报》一位编辑说过：“一份报纸办得越好，买它的人就越少。我们越是改进《泰晤士报》，读者数目就越小。”《每日邮报》1896年创刊，创办人诺斯克利夫爵士认为，这报纸是用来赚钱的，应该给大众他们想要的东西，这对当时“只有精英才能阅读”的观念予以打击。科幻作家H.G.威尔斯在1899年发表《睡者醒来时》，他幻想200年后的世界，“大众”依然存在，说着粗鲁的方言，一种“胡言乱语机器”取代了报纸，在播放虚假的新闻和蛊惑人心的口号，上层人士也不再读书，而是看活动的图像。
英国学者约翰·凯里（右图）著有《知识分子与大众》一书，详细论述英国知识分子与大众文化之间的对抗与敌意，“现代派文学和艺术是对前所未有的巨大读者群的一种敌对反应”，知识分子对郊区扩张、海边汹涌的度假人群、大众传媒及广告都有本能的反感，却又陷入自己故步自封的死气沉沉中。（文/苗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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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LS
泰晤士报文学增刊
秘鲁作家巴尔加斯·略萨说：“自从40年前学英语以来，我一直阅读《泰晤士报文学增刊》。它是所有五种我使用的语言中最严肃、最权威、最风趣、最多元、最激动人心的文化出版物。”该刊创刊于110年前，虽然名叫“文学增刊”，但实际上它跟英国维多利亚时期伟大的期刊一样，涉及人文学术和艺术的各个领域。它记录文学、政治、学术和艺术领域的进展，讨论当代的重大问题。撰稿人包括卡尔维诺、米兰·昆德拉、布罗茨基等文学家，托马斯·内格尔、丹尼尔·达内特等重量级哲学家和理查德·道金斯等科学家。如该刊官方史的结尾所说：“如果你关心心智生活，你肯定会发现它是不可或缺的。”（文/小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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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式橄榄球
很多人都对这个故事深信不疑，英式橄榄球起源于1823年，“在沃里克郡拉格比男子公立学校举行的足球比赛中，当威廉·韦伯·埃利斯接到球并抱着球奔跑时，一项纯粹无规则的比赛开始了”。球类运动已经在英伦三岛上存在了将近1300年，诺曼人和维京海盗的入侵都将自己的文化——从语言、服饰、饮食、兵器到游戏带到了这里，其中最受下层民众欢迎的就是这种狂野、无规则的球类游戏——比赛常常在两个比邻的村镇，或者修道院乃至大学之间展开，国王爱德华三世曾于1363年发布敕令，严禁一切投掷石、木，以及脚踢圆球、斗鸡、斗犬等娱乐活动。
尽管如此，这项被禁止的运动仍然在英格兰民间保持下来，而到了18、19世纪，正当启蒙运动强调，练就健全的体魄也是现代公民教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后，许多上层精英开始试图通过制定规则，将其“驯化”为一种培养男子气概与绅士做派的手段。
1845年8月，拉格比学校的学生杰姆·麦基尝试制定了第一份英式橄榄球规则，规定比赛用球触地后，或者开球前或球员身体腾空时发生的冲撞皆为非法，球员受伤时比赛必须终止以便前者接受治疗，无球进攻队员如处在踢球或带球进攻运动员的前方即为越位……很快，这项运动就在哈罗德、伊顿公学等精英预科学校中风行开来，并最终由这些学子带入了牛津、剑桥等高等学府。1871年，英国橄榄球联盟（RFU）在伦敦摄政街Pall Mall饭店正式成立，最初的会员是21家来自不同地区的俱乐部，里奇蒙德俱乐部创立人兼主席E.C赫尔姆斯成为首任联盟总经理。
1871年3月27日，英格兰橄榄球队和苏格兰橄榄球队在爱丁堡雷布恩宫殿体育场，举行了有史以来第一场橄榄球国际比赛。在4000名狂热的本土球迷的助威声中，苏格兰通过两次达阵和一次转换罚踢得分战胜了因长途跋涉而劳累不堪的英格兰队。
英格兰在比赛时身着白色上衣、白色短裤和藏青色球袜，这一光荣传统源自拉格比公学——与英格兰足球队和板球队“金雀花王朝三头雄狮标志”不同的是，英格兰橄榄球队上衣上的标志是一朵红玫瑰。（文/朱布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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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球
今年的温布尔登大赛，英国本土选手穆雷再一次失利。《卫报》网络上有人提问，其他的大满贯赛事球场都以运动员命名的，为什么温布尔登就是一号场地、二号场地？有人回答说，英国没什么名字值得用，难道要用Fred Perry1、2、3吗？佛莱德·派瑞（Fred Perry，左图）是英国最伟大的网球选手，曾经获得8次大满贯冠军。不过他在70年前就退役了，更多人熟悉这个名字，是因为他开创的Fred Perry牌子的T恤。上世纪60年代的英国，年轻人为了对抗由马龙·白兰度（Malone Brando）和詹姆斯·迪恩（James Dean）带起的白Tee佩牛仔裤装束，穿起了不同颜色的Polo Shirt，这使得Fred Perry生产的便服日渐流行。（文/苗炜）
1952年，牛津大学赛艇队在训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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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艇
如果你有机会观看今年奥运会的皮划艇比赛，请注意比赛地点叫多纳湖，这片水域是属于伊顿公学的产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赛艇和皮划艇是属于上流社会的运动，劳工阶层没有机会接近的。
大部分现代体育项目，都起源于英国。而随着殖民，英国人把足球、板球乃至飞镖等酒吧游戏带到了全世界。但泰晤士河和亨利小镇是无法拷贝的，牛津剑桥赛艇始于1829年，亨利皇家赛船会始于1839年，在2012年的牛津剑桥比赛中，一位抗议者打断了比赛，他跳入泰晤士河中游泳，他的抗议博客名叫“精英主义导致极权统治”。亨利小镇是伦敦与牛津之间的交通枢纽，那里的“河流与划船博物馆”是赛艇爱好者的圣地。
（文/苗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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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
格列佛对一匹有理性的马这样说——
马是我们拥有的最慷慨、最标致的动物，有教养的人拥有它，会用它旅行、赛马或者驱使战车，它们得到相当亲切、细心的照料，一直到他们患病或者弄跛脚，然后才会把它们卖掉，用于各种苦差事直到死去。
格列佛说得不错，马是劳苦命，即便是从事马术运动的马，在早年间也要忍受鞭打和烙铁。但是，Goodwood赛马场这样的地方，看到的赛马却是高大、皮肤亮晶晶，这个拥有300年历史的马场原来为贵族私有，现在谁都可以花500英镑，与他人合股买一匹马。不论人们对马匹及赛马这项贵族运动有怎样的理解，他们都能做到一位英国诗人所说的——在马鞍上生活，热爱追逐，热爱跑道，但在上马之前，亲亲马儿！
（文/苗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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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会大厦
奥古斯塔斯·普金（Augustus W.N.Pugin）是一位法国绘图员的儿子。在18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期间，他的父亲迁到英国，是一位忠实的哥特建筑信徒。他曾经出版过一系列有关哥特建筑的图集，在此后100年间，这套书都是欧洲范围内建造哥特建筑的重要参考。普金自幼学习绘图和设计，深受父亲审美观的影响。虽然在当时，尊崇古希腊和古罗马建筑的新古典主义风格（Neo-classism）在英国大行其道，但对于普金来说，只有中世纪的哥特建筑才能真正反映出建筑的“真实性和丰富性”。
普金的哥特复兴式建筑代表作就是如今屹立于泰晤士河边、成为伦敦乃至英国国家象征的威斯敏斯特宫，亦即英国国会大厦。最初的竞赛中标建筑师并非普金，而是查尔斯·巴里爵士。虽然凭借其社会地位和影响力，巴里都是控制和协调如此庞大规模项目的最佳人选，但若论建筑审美和设计天赋，他却远逊于普金，因此在整个大厦的设计过程中，普金才是真正的主创者。巴里依据当时的流行趋势为新议会大厦设计了新古典主义风格的严整对称的平面布局，但在普金眼里，这样的平面并不能真正体现哥特建筑追求自由、不对称的特点。
（文/郭蕾，伦敦大学城市规划和建筑学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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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特美术馆
泰特美术馆来自维多利亚时代的暴发户——糖业大亨亨利·泰特（Henry Tate）的捐赠。
泰特是牧师的儿子，13岁时就去食品店当学徒，20岁时自己开店。他善于经营，几番收购合并，很快成为百万富翁。这使他变得野心勃勃，希望能在其他领域获得话语权，他通过大量收购来自英国皇家艺术学院毕业生展上的作品，把自己成功升级为一个“当时的英国当代艺术资助人”。把自己的名字留在了艺术史上。
泰特的藏品包括绘画与雕塑，他的私人艺术顾问兼密友正是米莱（John Everett Millais）、拉斐尔前派的创始人和后来的英国皇家美术学院的院长。有这样的艺术家朋友帮忙，泰特的藏品无论从数量还是从质量上都属于上品。
泰特生活的时代正是英国画家们崛起的时段（此前，英国艺术界的确乏善可陈），1848年泰特29岁时，19岁的米莱参与拉斐尔前派创立，年轻人开始崭露头角，创立自己的画派（这也是英国唯一进入艺术史的画派），在艺术史上留下自己的声音。泰特35岁时，他已经有6家连锁店。这段时间前后，米莱也是春风得意，那时的他已经画出著名的《水中的奥菲利亚》，并娶妻生子，成为英国皇家美术学院的会员。泰特和米莱，在各自领域都发展得风生水起，他们的友谊维持一生。米莱在67岁时成为英国皇家美术学院的院长，比他年长10岁的泰特在79岁时被皇家封为男爵。
泰特曾试图向英国国家美术馆捐赠60幅油画作品，未果。原因是英国国家美术馆无处安放来自泰特的庞大收藏。当时的《泰晤士报》带头呼吁政府：“在伦敦市中心建立场馆，收藏和展示真正能代表英国艺术水准的英国艺术家的作品。”
于是，泰特不仅再度将自己的藏品悉数捐出，还出资改建场馆（原场馆曾是一个监狱）。人们把放置泰特收藏的英国国家美术馆称为“泰特的画廊”（Tate's Gallery），后来这个名字成为正式称谓，那时距离泰特过世已经33年了。
再后来的故事，就是泰特家族的兄弟们成长的故事了。1955年，“泰特”从英国国家美术馆分离出来，当年泰特的收藏基本都留在了Tate Britain，泰特艺术家族逐渐扩张到4家美术馆。（文/顾晨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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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罗德百货
在上世纪70年代，哈罗德百货提出的一句广告语就是“进入另一个世界”。现在的哈罗德百货完全是“另一个世界”，它还在兜售自己维多利亚时代风格的建筑，不过，它已经属于中东地区。自从法耶德家族1985年将这里买下，它就越来越像一个中东的商场，它的传统，它的老顾客，都在离它远去。游客们到这里寻找所谓的“老英格兰味”，却发现这里的大牌商品买手，都按照中年贵妇的趣味来采购和布置商品，这里的现代英国味道只有两个——维多利亚·贝克汉姆设计的服装和多迪·法耶德与戴安娜王妃的纪念牌。哈罗德百货一共雇用了60名会讲汉语的服务员，每年销售业绩增长40%。想想路虎归于印度，那么哈罗德百货是一家中东及远东商场，也就不难理解。这是个悖论——它不再属于英国，于是残存着老英国的气息。（文/苗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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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剧院与粗野主义
（Brutalism）
“粗野主义”一词由英国建筑师艾里森和彼德·史密森在1953年创造出来，它来源于法语的“Béton brut”，意即：“粗糙的混凝土”，这个术语本由另一位现代主义建筑大师勒·柯布西耶提出，用来形容他自己设计的那些建于“二战”后的现浇混凝土建筑。这些建筑的清水混凝土表面保留有建造过程中模具的印记，去除任何进一步的修饰，就这么直接把原始材料赤裸裸地暴露出来。在当时一位非常活跃的英国建筑评论家莱纳·帕汉姆著于1966年的书籍《新粗野主义》中，他探究这种新风格出现的社会根源：究竟是出于一种伦理标准，抑或是一种美学标准？正是得益于帕汉姆的这本书，“粗野主义”这一概念才真正广泛地通用起来。
伦敦南岸中心——国家剧院，坐落在泰晤士河南岸，粗野主义代表作，丹尼斯·拉司顿设计。（文/郭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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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穹顶
以石材为主要建筑材料的哥特复兴式建筑虽然体现了建筑装饰的生命力和丰富性，但由于材料的特性，为建筑空间的创新带来了明显的局限。比如使用石材就不可能产生过于瘦细或跨度过大的梁柱，也不可能使建筑整体更加透明和轻盈。1851年世博会是工业革命成果的大汇总，水晶宫的出现是钢结构和玻璃建筑的一个宣言。150年后，历史在重复上演。与水晶宫性质相似，2000年诞生的千禧穹顶也是英国意图展示自身实力的一个具有宣言性质的建筑。（文/郭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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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式幽默
2006年6月至2007年6月，BBC和开放大学合作，在全英范围内调查英国笑话并制作了一部4集的纪录片，黑人谐星兰尼·亨利带着一个笑话亭放在各地的购物中心附近，谁都可以主动进去讲笑话，有420人进去录制了600多个笑话。亨利说：“我不得不承认，很多人讲的笑话令我感到震惊。大部分时候，我就像回到了70年代的英国。大部分笑话都是种族主义的。它们的共同特点是下流。”每个民族都有许多关于夫妻关系的笑话，但好像英国人对老婆、对自己的亲人特别狠。一则英国笑话说，夜里，一女的叫醒她丈夫说：“厨房里有个小偷在吃我做的牛排和腰子派！”她丈夫说：“哦，亲爱的，我该打电话叫谁呢，警察还是急救车？” 但该片的学术顾问、开放大学社会学教授吉利斯皮女士说，不要轻易感到自己受到了这些笑话的侵犯。“笑话玩弄禁忌，笑话里总是会有一个笑柄。但要区分笑话和讲笑话的人。讲笑话的人不一定持有或同意笑话中表达的观点。亚里士多德就说过，受过教育的人能够被一种观点逗笑却不接受它。”
令吉利斯皮感到遗憾的是，笑话调查的结果显示，由于电视、电子邮件和短信的影响，好像人人都在讲同样的笑话。英国人的幽默感已经消融了。本来英国人的幽默感犀利、反讽、强烈，充满自嘲和自我贬低。英国笑话还揭示了等级社会的不平等，有些笑话挑战、颠覆规则和禁忌，逃离角色和规则，暴露伪善，批判社会秩序。
英国历史学家海韦尔·威廉姆斯说：“排队、业主、天主教、团队比赛、虚伪、雨中漫步、朋克音乐、童子军、买传记、园艺、普通法、猜火车、酒馆，英国人列举的自己的性格构成无穷无尽（列清单本身也是他们的一个特征），但有一个特征能够统摄和解释其他的特征——古怪。”在别的国家被认为古怪的行为，在英国则会被认为有趣、令人羡慕。英国人的宽容、自由、拒绝对权力卑躬屈膝，加上古怪、风趣、讽刺、让把自己太当回事的人出丑，这些能给一本正经的生活加上点光辉和幽默。
海韦尔·威廉姆斯说：“说到古怪的有趣之人，西班牙人会搬出堂吉诃德，法国人会搬出雅克·塔蒂，这两个人也许确实怪异，但堂吉诃德的烦恼太形而上，塔蒂的疯狂又太恼人。对英国人来说，怪异是一种慰藉。跟英国人爱好讽刺的特征一样，褊狭的怪异不是要惹怒人，是用来帮助自己接受荒谬、残酷和邪恶的现实。这种慰藉是一个等级社会中为数不多的人人可享的慰藉。英国人的幽默感也导致他们的漠不关心。下雨时也能笑出来是自由的表现，这是专制统治的整齐划一所不喜欢的。”
到17世纪末，出现了英国人独有的性情。他们的幽默感不同于欧洲大陆贵族的风趣。英国人觉得揭穿装腔作势比文字游戏更有趣（虽然如莎士比亚所示，英国人玩双关语也有着悠久的历史）。这种习性更喜欢逗弄人，而不是玩概念。它的显著特点是在内容和形式上反英雄主义。莎剧中的福斯塔夫说荣誉不过是一个词。英国文学一直是反史诗、愤世嫉俗的，对宏大的风格与架势持怀疑态度。这样一则英国笑话可以说是反英雄主义的：一个人去拜访他一位农夫朋友，看到有一头猪有一条腿是木头做的。他便问：“为什么你的猪有一条腿是木头的？”农夫回答说：“那头猪很了不起。它每门课都是优秀，它能做算术，还是我的孩子最好的朋友。”那个人接着问：“是，但为什么它有一条腿是木头的？”农夫回答说：“失火时它救了我妻子和孩子的命，它是最好的。”那人说：“但是你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农夫说：“你傻啊？这么好的猪你不会一下子全吃了吧。”一个有些类似的笑话：你叔叔哈利在都柏林被公交车撞倒了。他在医院里，医生对他说，他们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问他想先听好消息还是先听坏消息。他说想先听坏消息。医生说，我们得把你的两条大腿截掉。他问，那好消息呢？医生回答说：“邻床的那个人想买下你的新鞋。”（文/小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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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
庄严精神头戴高礼帽，身着长礼服，它显得神采奕奕，仪态万方。如果精神具有性别，那么这精神无疑是男性的。弗吉尼亚·伍尔夫说，喜剧呢，是属于风雅女神和文艺女生的。“当那位庄严的绅士迈步上前致以问候时，她望他一眼，不禁哑然失笑，再望一眼，便笑得前仰后合，不能自已，于是只得跑开，一头钻到姐妹们怀里去藏起她的笑。”
她说：“笑这种东西，比其他任何东西都更能帮助我们保持平衡感；它时刻提醒我们，我们不过是人，而人，既不会是完美的英雄，也不会是十足的恶棍。”
英国人或许比别的国家的人具备更多的幽默感？没有人能给出确切答案，但他们的确做出了准备嘲笑一切的架势，他们有一句俗语叫“别扯了”，好像要和那些过分庄严、吹嘘、自大的东西随时较量。（文/苗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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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讽
《傲慢与偏见》是一本难以回避的英国小说，你总会在电影或电视中看到，被改编无数次。初看以为是一群女人在聊天，再看才明白所谓“反讽”的叙述方式。这本小说在人物刻画、情节推动和对话中大量运用反讽，利维斯教授、特里林教授、众多英文教师和英语系学生写过无数关于此小说的论文，2013年，将是《傲慢与偏见》问世200周年，以后200年这本书还会被反复阅读。
英国作家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是一部出色的讽刺作品。他曾经写过一篇夸张的文章，提议政府要把穷人的孩子都养到1岁，然后都煮了吃掉。富人把穷人的孩子都吃掉，就实现了社会公平。或许是反讽的方式被运用得太多了，所以，有一份英国人说话方式对照表供人参考，当一个英国人说“这太有意思了”的时候，他很可能在说“太无聊了”；当一个英国人说“这让我印象深刻”时，他的意思可能是“你真够蠢的”；当他说“这不坏”的时候，可能他的意思是这东西太好了，这又涉及英国人的另一项传统——轻描淡写。
（文/苗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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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点儿
莎士比亚的作品中，凡用思想的，多半失败，不是怀疑就是忧郁，哈姆雷特、麦克白就这样走上了灭亡之路。那些安静的、现实的人，多半还能生活下去。伦理学家周辅成先生比较莎士比亚和歌德，说注重现实是英国民族的一大特性，他们总觉得，思想是后于行动的东西，人是生活了之后才有思想的。
D.H.劳伦斯（右图）有一篇散文，记述他在一间旅馆的露台上与一位女士的交谈，他们先谈到樱桃、草莓、葡萄的收成，接着话题就转到了意大利和墨索里尼，转到了国际政治的乌烟瘴气中。劳伦斯说，面前的妇人对山岭、樱桃树、湖泊这些实体的东西漠不关心，非要辨别是非、论断曲直、谈政治、谈法西斯这些枯燥的东西。“我不关心善与恶、政治与法西斯、抽象的自由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劳伦斯说他关心眼前那两个割草的工人，而那个妇人，凡是跟她无关的，她都关心。（文/苗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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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嘲与自我贬低
1996年，索斯盖特在英格兰对阵德国的欧洲杯半决赛的点球大战中罚丢了点球，必胜客公司（Pizza Hut）邀请他拍摄了一个广告，英格兰点球罪人因为没脸见人，在自己脑袋上套了个纸袋子吃比萨。今年，英格兰又一次在欧洲杯上点球出局，必胜客打算邀请双双罚丢点球的阿什利·扬与阿什利·科尔，重拍当年的广告。他们认为，自嘲能化解挫败感。如果总是挫败，那就永远自嘲。
《英国人的言行潜规则》中记述了一位脑外科医生，他说自己在牛津学了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最后发现这几门学问太难了，只好选择做脑外科医生。作者说，脑外科可比政治学什么的要复杂得多，医生回答，与脑子里不断冒出来的那些想法相比，脑子内部的东西还算老实。（文/苗炜）
无所事事
一个人想安顿下来无所事事，得有点真本事。他必须能够沉浸于缓缓流淌的沉思奇想的河流之中，必须内心深处是个诗人。其他诗人让我们失望的时候，我们便会想到华兹华斯（左图），因为他深知无所事事的奥妙。世间再没有什么比无所事事地凝视大自然更能使人心灵净化。这是英国作家普利斯特利《论无所事事》中所说的。（文/苗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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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兰启蒙运动
一说到18世纪的启蒙运动，人们想到的往往是法国的启蒙运动或德国启蒙运动，慢慢地，苏格兰启蒙运动才受到人们的重视。英、法启蒙运动的重大差别是：法国人把理性提升到人类事物的中心，休谟、亚当·斯密等英国思想家认为理性是次要的，同情、仁慈等美德才是最重要的品质。亚当·斯密和休谟都认为市场社会使人变得更理性、更礼貌，但他们都不认为商业关系能提供人们所需的所有价值。他们的老师哈奇森说，看到或做出仁慈的行为跟古希腊雕塑一样，能为我们带来愉悦，残忍像丑陋一样可憎。苏格兰启蒙运动成员不像法国启蒙运动的思想家那样浑身带刺、相互指责、排斥异己，也不像德国启蒙思想家那样无情。苏格兰人总是会相互争论，但不会上演争吵、决裂又和好的道德剧。他们可能会在爱丁堡黑乎乎的酒馆里争辩，但也会支持对方的研究项目和出版活动。（文/小贝）
穆尔的自由原理
约翰·斯图亚特·穆尔（左图）继承了古典自由主义的理论，对自由做了精彩的阐发：“任何人仅仅在他的行动中涉及他人的那部分才需要服从社会，在仅仅涉及他自己的那部分中，他的独立性是绝对的。个人对他自己、对他自己的身体和心灵拥有最高主权。”但他也拒绝了朴素的、自由放任的自由主义，认为自由市场及其法则并不是碰不得的天经地义的状态。他的妻子哈蕾特·泰勒也是一位哲学家，在一些问题上夫妇二人密切合作。（文/小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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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唯美主义
奥斯卡·王尔德（左图）以其大量的论述和创作，被公认为唯美主义的集大成者，他使“为艺术而艺术”这一口号在英国被普遍认识。但由于英国的市民社会已经有了其他根深蒂固的传统，唯美主义在英国只能是一种边缘的、异域风格的文学现象。19世纪70年代，伦敦小市民对高雅艺术做出反击，王尔德的形象频频受到嘲讽和丑化，吉尔伯特创作的一系列轻歌剧在伦敦演出并取得巨大成功，有一段这样讽刺王尔德等唯美主义者的话：“让俗气的人们去拥挤吧，你倒能成为高雅的美学使徒，只要把一束罂粟或百合拿在你中古式的玉手里，迈着花步沿皮卡迪里大街走来。”
唯美主义发端于19世纪30年代的法国，到了英国，唯美主义的理论更加完备，创作更加丰富，影响也更加广泛。1811年王尔德的老师佩特写道：“永远用一种坚硬的、宝石般的火焰燃烧，保持一种狂喜，就是人生的成功。”苏珊·桑塔格说：“王尔德终其一生从来都没有离开旧派纨绔作风的乐趣，他第一次到伦敦时，行头非常惹眼，头戴一顶天鹅绒软帽，身穿饰有滚边的衬衫和棉绒质地的短裤，脚上则是黑色丝质长筒袜。”
唯美主义产生于对功利主义和虚伪道德的愤慨，认为艺术的任务不是反映现实，而是用艺术的美去遮盖现实的丑，使人们在美的艺术中获得愉悦的享受，从而摆脱现实带来的痛苦。
苏珊·桑塔格著名的《坎普札记》是“就奥斯卡·王尔德的言论所做的札记”。令她有感而发的王尔德语录有：“一个人应该要么成为一件艺术品，要么就穿戴一件艺术品。”“把人分为好与坏，这委实荒唐。人们要么有趣，要么乏味。”在桑塔格写作此文的60年代，古典芭蕾、歌剧、电影和流行音乐都充满了坎普。“一般而论，坎普是唯美主义的某种形式，它把世界看做审美现象。坎普是坚持在审美层面上体验世界，它体现了风格对内容、美学对道德的胜利，体现了反讽对悲剧的胜利。坎普是现代的纨绔作风，纨绔子弟受了优裕的教养，他的姿态要么倨傲，要么厌倦。他寻求那些稀有的、未被大众趣味糟蹋的感觉。他献身于优雅趣味。”
（文/小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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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功利主义
杰里米·边沁（1748～1832）的主要思想很简单，并具有直觉上的吸引力：道德的最高原则就是使幸福最大化，使快乐总体上超过痛苦。他所说的功利意指任何能够产生快乐或幸福，并阻止痛苦或苦难的东西。我们都喜欢快乐而厌恶痛苦，功利主义哲学意识到了这一点，并使得它成为道德和政治生活的基础。把功利主义的逻辑应用于房屋分配会有怎样的结果呢？边沁说：“每个阶层所产生的任何不便都是可理解的，那么就在它们附近安置一个不会受到这种不便影响的阶层。在胡言乱语的疯子或者说话不检点的人附近，安置聋子和哑巴，在妓女和放荡的女人附近，安置一些年长的女人。”跟他的环形监狱方案不同，边沁分配房屋的方案从来没有被采纳过，但它所表现出来的功利主义精神存活至今。（文/小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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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
为什么卢梭、康德、黑格尔这些从自由出发的思想家最后却背叛了自由，成了自由的敌人？以赛亚·伯林（右图）区分了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这“两种自由概念”，对此做出了合理的解释：消极自由是“免于……的自由”（free from），积极自由是“做……的自由”（free to）。伯林认为，消极的自由是好的：当一个人的行为不必服从别人的任意干涉或强制时他才是自由的；积极的自由则会起误导作用：认为只有一个人不受他的非理性欲望的奴役时才是自由的，它为强迫活动提供了借口：理性的、不受欲望奴役的人可以去迫使受欲望奴役的人获得自由。（文/小贝） 文学英伦道德时尚英国苗炜英国生活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