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白领家庭关于养老金的多重态度

( 安严、小韩一家与小韩父母合影 )

生还是不生

安严（化名）怀孕了。发现自己意外怀孕后，安严和丈夫小韩的第一反应是惊喜，但是很快，他们就陷入到“要不要这个孩子”的纠结中。

安严和小韩相识于2005年绿野组织的一次户外游，当时安严刚从南京林业大学毕业，在北京中建集团做设计师，而小韩因为不满足于天津国企安逸的生活考入北京一所高校读MBA。今年三十出头的安严外向直爽，年长安严几岁的小韩内向稳重。虽然性格有差异，但是两个人都属于擅长将生活和事业规划得井井有条的人。

一切都按照人生的既定轨迹按部就班地走。2008年，两人结婚。2009年，有了生孩子的计划。现在，他们的儿子涛涛两岁半，漂亮聪明。安严并没想过要生二胎，但是当上帝给她这个意外的惊喜时，她是乐于接受的。阻碍很多想生二胎家庭的物质因素，对于这个家庭来说，并不在首要考虑的范畴之内。

3年前，安严跟着设计室主任从中建公司辞职，自组工作室创业，因为能力突出，现在她是工作室三个合伙人之一。小韩MBA毕业后进入外企管理层工作，两人平均月收入过4万元，在朝阳区东四环外有一套两室两厅的房子，全款付清。

“小韩在结婚前有两套房子，一套在天津。90年代，他父母在天津租界区的小平房拆迁，补偿了两套房，一套建筑面积60平方米的两室一厅，天津人叫‘偏单’，他父母自住。另外一套天津人称为‘独单’的单室套，就给了儿子。小韩来北京工作几年后，在天坛北门买了个单室套。2007年，我们要结婚，他把这两套房都卖了，就在现在这个小区买了这套两室两厅。”坐在敞亮的客厅里，说起当年的买房经历，安严话里话外透着“赶上了北京房价上涨前末班车”的幸运。“当时这里就是个大农村，我们是踩着臭水沟进的售楼处，跟我们租住的西二环甘家口完全没法比。我跟满肚子不乐意的小韩说，不出5年，这里肯定会大变样。我之所以坚定地选择买这个小区，因为我是做设计的，我知道在政府规划里，朝阳区CBD要东扩，这里要修地铁，这个小区门口就有一站。而房子升值最重要的因素是地段。所以我买房始终坚持这个原则。”

这个地区随后的规划和发展印证了安严的判断。但是“百密一疏”，安严认为从投资理财的角度自己仍然犯了两个错误。“一是从搞设计的角度看，房子跟房子之间的差别其实就是物业和建安（建筑、安装）成本之间的差别，所以决定房子增值的因素除了地段，还要考虑物业和配套，周边环境。当时我们还看了泛海国际，当时泛海卖1.2万元/平方米，我们小区卖9000元/平方米，相差不过3000元。但是现在，泛海的房子能卖到四五万元/平方米，我们小区因为物业环境差大概在不到4万/平方米；二是不应该全款付清。”安严自嘲说，“读书太多，脑子坏掉了。内心里还是偏于传统和保守，抗风险意识太差。”

在这种经济条件下，养一个孩子对安严来说完全没有压力。涛涛读的是国际幼儿园，幼儿园有一小半孩子是外国人。“也考虑过公立幼儿园，去试听过几次。有一个细节引起了我的反感——幼儿园会记录孩子的很多行为，比如没有按时大小便，然后批评孩子。在我看来，有些行为是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控制不了的，不应该对孩子这么苛刻。另外，公立幼儿园要托关系，逢年过节要给老师送礼，太麻烦。”在小区周边五六个幼儿园里，安严选择的国际幼儿园不仅离家近，而且收费并不算最高。“一年下来，学费加伙食费和其他杂费大概7万块钱。不仅不需要送礼，还可以给老师提一些合理要求。”安严会强调，“我的孩子将来肯定是要出国的。”

小家庭的经济平衡在2011年被打破。“为了改善居住环境，我们去年在附近一个环境幽雅、交通便利的高档小区买了套房，上下两层，带地下室和小花园，实际使用面积有170多平方米。房子总价500万元，贷了300万元，平均一个月要还1万多块钱。”安严说，交首付的时候，娘家借了10多万元，小韩的父母也支援了30万元。“今年初，我将借娘家的钱还清了，然后接下来打算还公公、婆婆借的钱。因为没有先还公公、婆婆的钱，大姑子有些不乐意。”安严说，生下涛涛后，她的父母为了照顾她和外孙，从江苏泰州老家来北京待了一个月。不接地气的城市生活让习惯了乡村小日子的父母头晕，难受。“他们给我哥哥带孩子的时候就明确表示，不会去城市生活。带孩子可以，把孩子交给他们带回老家养。”

安严的父母离开北京后，小韩把父母接到北京帮忙带孩子。“当时就跟他姐姐有个协议，带个一年半载，等孩子能上幼儿园了就请个保姆，然后将父母送回天津。”安严说，意外怀孕后，当她表露出想要这个孩子的想法，遭到了公婆和大姑子的强烈反对。安严说：“公公、婆婆是从经济角度考虑，他们已经70多岁了，经历过战争、‘文革’、饥荒的年代，缺乏安全感。他们觉得北京生活成本太高，养一个孩子就行了。”采访的时候，韩爷爷一说起儿子、媳妇300万元的贷款就频频摇头：“要是我们，就是每天喝粥也要尽快把贷款先还清。”而大姑子的反对，在安严看来，是出于对父母情感和物质的双重需要。

在小韩家，40多岁依然独身的姐姐是个轻易不能触碰的话题。提起女儿，韩爷爷直摇头，“大龄，单身”是关于女儿仅有的信息。语焉不详的描述中，韩爷爷有意无意地抹去了女儿短暂的婚史。在安严简短的讲述中，小韩姐姐年轻时候很漂亮，又有大学文凭，做父母的难免对女儿的未来婚姻寄予过高的期望。高不成低不就，拖到30多岁才勉强找到归宿。与安严的精明独立相比，小韩的姐姐在情感和经济上对家庭有很强的依赖性。“大学毕业后，她的工作是父母帮忙找的，自己虽然有房子，但是结婚后和丈夫依然住在父母家。两个人结婚一年后，男的失业了，天天在家待着，大姑子心说你不上班那我也不上班，就把工作也辞了。两人离婚后大姑子没有再婚，一直跟父母住在一起。”安严说，公公、婆婆现在天津住的是靠近海河的高档公寓房，他们来北京后，房子留给40多岁的大姑子一个人住。“物业费加上水电费，一年至少要2万块钱，大姑子在教育系统工作，收入不高，仅有3000元左右，她是不会付这些额外开销的。公公、婆婆都是退休老师，两个人的退休金加起来大概有六七千元，天津的物价水平不高，而且婆婆退休后还在民营学校当英语老师，如果他们在天津生活，自然能在经济上贴补大姑子。”

安严说，在得知她意外怀孕的消息后，大姑子已经彻底断绝了跟丈夫的往来。采访的时候，韩奶奶不在家。韩爷爷解释说：“老伴回天津了，家里还有一个没出嫁的老闺女呢。”

物质保障和心理安慰

韩爷爷是以国家一级教师的身份，在社保政策开始实施的1992年之前退休的。他没有交过养老保险，退休金按原有工资比率百分之百发放，现在每月能拿到3500元。他有些遗憾地说：“教育系统三次大涨工资我都没赶上，要是都赶上了，还能多400块。另外，我1987年被借调到教育局工作，在机关待的时间长，不给评高级。如果回学校工作评上了高级，我还能多1000块。”好在借调的时候留了个心眼儿，关系没有同时转到机关，“否则机关单位只能按照88%到90%的比例发放退休金”。

当老师并不是韩爷爷人生最初的梦想。中学时期就读于天津最好的中学之一天津一中，并获得过物理竞赛一等奖的韩爷爷一心想考清华大学机电系。“从我那届开始‘贯彻阶级路线’，考试不看分，看出身。”韩爷爷老家在河北河间，按照解放后的成分划分属于地主兼资本家，关键是他还有复杂的家庭关系。“1937年抗战时，国民党一退，当地闹土匪，把家里都抢了。落脚天津的时候，实际已经一贫如洗。”韩爷爷有两个哥哥、三个姐姐，1942年，为了躲避日本人抓壮丁，韩爷爷的两个哥哥一个跑去了西安，一个跑到了延安。“大哥在西安上了航空学校，升了校级军官，解放后去了台湾。二哥被派到上海复旦大学搞学运，参与领导了‘反饥饿，反迫害’活动，解放前被派到江赣地区打游击，解放后成为江西人民出版社的领导。”最终，他被天津师范大学专科录取，毕业后分配到天津河北区某中学教书。

韩奶奶也是国家一级教师，因为是高中毕业后留校的，没有大学学历，不能评高级，所以拿的退休金和韩爷爷差不多。在看待自己的退休金的问题上，韩爷爷会综合比较各方因素，“在天津，与企业工人比，我们的退休金算高的了。但是和其他富裕区的学校老师比，这并不算什么。”韩爷爷说，虽然退休金发放基数有国家规定，但是除此之外享受到的福利待遇，不同学校，因为所在地区富裕程度不同会有比较大的差异。“和平区是商业区，河西区有地，西清区机关单位多，待遇比其他地区要高一倍，而河北区是工厂区，穷得很。曾经有个中学的校长宁愿辞职去河西区的中学当个教研室主任。我退休前工资只能按60%～70%发放。国家有规定，工作多年的老教师如果没有分过房，可以领取房屋补贴，这个补贴金额国家出一半，地区和学校出一半。河西区的重点校，老教师可以拿8万到10万块的房屋补贴，河北区的老师就只能领4万块左右。”

退休金，对于退休前拿固定工资，没有额外理财投入的人而言，是养老最主要的物质保障。“今天早上去公园的时候我们路过银行，门口排着很长的队，都是老人。我很好奇地问公公：‘这些老人是等着买国债吗？’公公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他们是要取了退休金买菜过日子的。’”安严说，公公、婆婆的退休金，如果不看病，在天津生活，够用了。而婆婆的精明，也让这对老夫妻比同龄老人多了份固定资产，生活上显得更有保障。

“婆婆怀孕的时候，学校分了个12平方米的小房间给他们。后来位于原意大利租界区的学校为解决教职工住房问题在大院里盖了些平房，公公、婆婆分到了一间。住了一段时间后，他们在这间小平房外又搭出了一个小房子。上世纪90年代，天津拆迁改造旧租界区，老师们回迁到王串场——典型的工人新村。搬迁的时候，还打了场官司。那间搭出来的房子原本不算拆迁面积，在婆婆的斡旋下，争取到了一个偏单和独单。独单给了我老公住。”安严说，2003年在天津房价没上涨前，还是在婆婆的主张下，老两口花40万元在天津远郊买了个工厂产权的农场别墅，虽然交通不便空置了3年，却在转手的时候卖了70多万元。“我婆婆最有魄力的地方在于，她紧接着用这个钱在海河边某高档公寓小区买了个大两居，当时还以我老公的名义贷了60万元的款。她并没有投资理财的概念，就是本着‘从哪里来回哪里去’的想法，一心想回到最初生活的环境里，另外也考虑到以前的房子面积小，不够住。所以现在老两口在天津有两套房。”

如果说对于韩爷爷夫妇而言，退休金是日常生活开销的必要物质保障，那么对于安严的父母来说，退休金更多的是一份心理安慰。这种差异，不仅源于他们退休前扮演的不同社会角色，也源于不同的生活地区和生长背景。

安严的父母在家族企业里工作。这个家族企业是做建筑工程的，注册资金700多万元，固定资产1000万元左右，在江苏泰州，属于小型私营企业。董事长是安严的大伯，也就是安严父亲唯一的哥哥。除了安严的父母，大伯家的孩子都在这个企业里干活。2000年，大伯给家族所有人上了社保——兄弟全家都上社保，姐妹只有直系亲属能享受社保待遇，配偶没份——江浙人的家族观念里，姐妹的配偶属于外人。

“对我大伯这种从80年代一个小包工头干起的人来说，赚再多钱，心里还是没有安全感。他常跟我们说，一定要上大学，上大学后一定要入党，走稳当路子。”对这一点，安严感受最深的是每年春节前家族企业开年终大会的时候。“大伯会模仿镇长开会的感觉，会议的气氛很像乡镇企业。对小孩子们来说，发红包的过程很像大人发年终奖，我们都蹲在那里，大人很严肃地宣布，谁成绩最好，发最大的红包。”在安严的印象中，这个红包最高有3000块钱。“大伯始终有忧患意识，虽然给家族里的人上的是最低标准的社保，但那至少表明，当你干不动了，还有个固定保障。像我父亲明年正好到了法定退休年龄，今年他还喜滋滋地跟我说，从明年开始他就可以领退休金了。其实每个月也就多1000多块钱而已，他也并不指着这个钱生活，但这对他是个心理安慰。”

固定资产有1000多万元的大伯对每月1000多元退休金的在意和打算，也让安严颇为吃惊。“我是家族里最小的孩子，也是走得最远的。按照老家的规矩，过年吃年饭的时候，女孩不能上桌。但是大伯会叫我坐在他身边。虽然我并不是家族里最能赚钱的那个孩子，但在他们看来，我在北京，还出过国，见识面最广，代表了很多他们无法获得的东西。每年大伯都跟我说，这个退休金拿来其实没大的用处，就当存了一笔钱，他攒下来出去旅游。他攒了好几年了，明年坐飞机去北京看我。从8年前他60岁开始拿退休金就跟我说，一直到去年他因为钓鱼触电意外去世，从来没有正经出去旅游过。”

“可能我的父母对生活美好程度的要求会高一点，但是无论是我的父母还是公公、婆婆，这一代人有个共同点，一是对养老有忧患意识，二是都处在自发性社保的状态中，有钱就存，有钱就去买房。”

“北京典型的白领家庭”是安严对自己这个小家的经济定位。对于安严和丈夫而言，退休金是生活中需要考虑但并不是那么重要的一个话题。“我老公今年40岁了，外企的工作相对国企和机关单位比较动荡。他之前在摩托罗拉工作，后跳槽到现在这家德资机械工程公司。这个公司工作地点在北京，大工厂在河北，虽然在北京上社保，但税交给廊坊工业区，而北京有规定，只有在北京纳税15年以上才可能享受异地养老保险，而且外企因为工作动荡社保有断续，政策又是不断变化之中，所以我会焦虑他将来是否能在北京领社保。”

在考虑自己的养老问题时，作为设计师事务所合伙人的安严很自然地将思维转换成了老板，这个时候，她是规则的制定者。“我们事务所是一个标准的私营企业，今年是创业第三年。我们给员工上的养老保险标准偏低，给自己上的标准会高一些，但也不会按最高标准缴纳。举个例子，如果我员工的工资是1万元，扣除掉各种费用，他实际拿到手的钱大概是七八千。而实际企业需要支付的资金成本在1.4万元左右。我们请人力资源来做过培训，从本质上说，如果现在缴纳很高的养老保险，谁都无法预料二三十年后的社会状况，对私企老板来说，宁可把钱用在再投资上，也不要卡在社保最高线上，除非这个养老保险的钱不是自己出。就算要提高标准，也可以在临退休前10年再考虑。”

对于这个年净收入能达到60万元的家庭，“月入4万形成的消费习惯和能力，是无法单靠每月5000元的退休金来维持原有的生活质量的”。安严和丈夫能想到的理财规划也无外乎“以房养房”。“不是没炒过股，我老公从工作开始就炒股，从股市最低点炒到最高点，又回到最低点，不但没赚到钱，还炒进去半套房。还是我买基金小赚了一点。”但她对于小家庭的养老问题并不那么忧虑，她说：“这跟我的职业特点有关，也来源于我对自己持续赚钱能力的自信。”

对于公公、婆婆节省积攒的退休金，她并不太放在心上。“他们觉得儿子、媳妇经济稳定，生活幸福，女儿这么大年纪还单身一人，又没有孩子，心里难免会多为女儿考虑和打算。‘水总是往低处流的’，他们的退休金将来肯定是会给女儿的，不过房子肯定会留给儿子。” 社会保险养老金一个天津生活白领态度关于家庭上海养老金退休金北京养老金多重